對於塗博士的自殺，建工學院黨政辦公室科長金衛勇告訴記者，塗博士出事後，他們專門查看了  
學院和他來往的E-mail，都是「教職」字樣，沒有出現「副教授」。人事處副處長朱曉芸介紹，「教職」的意思是，塗博士在海外有兩年的博士後研究經歷，按慣例一進校就至少是講師。至於能否拿到副教授職稱，則要看9月的評定。而塗博士「因病墜樓」正好發生在9月職稱評定期間，距離他填寫申報信息不到6天。輿論普遍猜測，他的死是否和提前知道了評選結果有關，是否有人提前找他談過話。但學校有關方面否認了兩者之間可能存在聯繫。 

看了這個報道以後，我感觸頗深。自己當年不是也像塗博士一樣，頭腦一熱，毅然拒絕了法國導師的挽留，不管不顧地回到了祖國，回到了家鄉。當時，我也是認為自己可以被聘為副教授，甚至在聽到好幾個評委問我是不是來申請教授的。不過，很快我就體會到了塗博士所說的現實——「殘酷、無情」了，按照北醫的規定，只能聘為講師。講師的工資只有1000多塊，生活很艱苦。

不過，北醫並非 「無信」，陳老師和系領導也對我很關心。儘管，生活艱苦，最囧的時候，一家3代5口人，睡在一套很小的二居室里，但是我經受住了考驗，過來了，終於等到了發揮自己能力的機會（儘管這個機會那麼短）。2003年1月，陳老師送我到香港進行腫瘤疫苗的合作研究，可是一到那裏，就遇到了非典，我終於有了機會為國出力，於是不顧個人的安危，衝到了SARS研究的第一線。

當時，我也不知道哪裏來的勇氣，先後出入淘大花園、瑪麗醫院、北大醫院和302醫院等地方，追逐着SARS的身影，常常做實驗到深夜。當時，我進行研究沒有任何的防護。終於，我和陳老師、香港科技大學的謝雍教授以及北大醫院的徐國賓教授一起，率先發現了人體存在着抗SARS病毒的特異性CTL應答，並首先發表了識別的表位。該成果不僅獲得了國際的認可，被邀請在IUIS的國際學術大會上進行口頭報告，而且被美國傳染病與過敏疾病研究所借鑑成為評估SARS疫苗效果的指標之一。

不過，我當時還是沒有認識到我們國家評價科學工作的真諦，只認為取得成果就夠了，隨便找個雜誌發表就可以了。其實，這很傻，很天真，以至於現在我的學生都能理解的SCI分數，在當時我的眼裏只是「愚弄中國人的指數（Stupid Chinese Index，SCI)」而已。我們取得SARS的研究成功以後，很多SCI收錄的雜誌都邀請我寫有關的文章。但是，我認為，我們的成果以及SARS的進展決定了，我們發表的論文已經夠多了，所以我們也沒有繼續發表下去，因為沒必要浪費社會的資源和大家的時間。當然，SARS研究的成果，已經足夠讓我當上了副教授。

今天，雖然我明白，SCI分數是我國評價科學成果的唯一標準，我仍然為我當初的決定自豪，我不會成為SCI的奴隸，靠SCI分數獲得教授，甚至院士的科學家，是否也是一種「高分低能」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們的這些「高分」科學家被SARS嚇破了膽，現在連再普通不過的H1N1流感都不能勇往直前，站在追逐瘟疫研究的前列，造成了國家的巨大損失和人民的心理恐慌。。。。。。 

有太多的感慨想說，又好像不合時宜，不說了。我為塗博士而惋惜，他並不是唯一的失敗者。嚴格的講，他不是失敗者，他敢於抗爭，我們應該都記住他的名字。我為塗博士而惋惜，他並不懂，回國前與接收單位談判是多麼重要的事，我知道，在我之前和之後，都有從國外回來的人直接當了教授和副教授，享受了很好的待遇，也有人和我一樣享受着低級的待遇。浙江大學也說了，他們有房有待遇，但是給「大師」（希望不是李XX那樣的）的。我想，這指的就是深諳談判之道的大師們了。我為塗博士而惋惜，他並不懂，現在我們的大學和國家，需要的是SCI分數，而不是科學家本人。現在，不是剛剛解放的時候，那時候國家更需要科學家而不是分數，所以錢學森可以成為大師，而現在的大師其實就是高分的人而已。

　　所以，其實我才是真正的失敗者，我堅持追求着科學研究的真理，無所謂SCI的分數，這是我的人生原則，無法拋棄。但是，我又羨慕那些高分人才的待遇，這是我人生的需要。有時候，我也曾經想過想塗博士一樣去抗爭命運的安排，可是我又無法面對妻子和女兒的失望。所以，我懦弱地活着，只能在內心深處吶喊，在塗博士他們抗爭的時候，發一些兔死狐悲般的哀嘆。


　　塗博士一路走好！

　　北京大學 王月丹

　　於學院路38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