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向》編者致鮑彤的信
鮑彤先生∶
寄上一位老同志的談話紀錄。朱學淵先生指出，這位老同志是萬里。您認為是否可信？這篇文章在中共建國六十周年前夕發表，它的意義如何？
《動向》編者
二○○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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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彤覆信
《動向》編者∶
剛剛接到你寄來的談話記錄。我一口氣讀完了，又迫不及待地反覆讀了幾遍。這篇談話，擲地有聲，振聾發聵，是紀念「十一」六十年的最有實際內容的好文章。
萬里委員長是值得中國人民敬重的一位長者。七十年代，是他和趙紫陽，分別在長江上下游，同時堅定地支持中國農民，舉起農村改革的義旗，最終導致了毛澤東 締造的人民公社制度的覆滅。八十年代，是他直接繼承了五四先賢們的遺志，在共產黨當政的條件下，發出了決策科學化和民主化的呼聲。在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 上，他勇敢地支持陸定一提出的建議，要求在《精神文明決議案》中刪去「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震動了鄧小平陳雲思想統治下的死水一潭。在烏雲正在密佈的一 九八九年五月十日，在他主持下，當時的各位副委員長同心協力，作出了在六月二十日召開人大常委全體會議的決議，準備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把學生們提出的 各項重大問題，提上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議事日程。這些，在最近面世的《趙紫陽錄音回憶》中都有記載，他推崇萬里是「堅定的改革派」。萬里在上世紀七、八十 年代改革時期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人不能代替的。在我受命研究政治改革之初，萬里找我談話，指出在政治改革過程中必須有知識分子的聲音。老人耳提面命， 我至今不敢或忘。但是，太慚愧了，我沒有能力做到他的囑咐，這是我的終生之恨。
朱學淵先生說，這篇文章是萬里的談話記錄。朱先生的判斷，必有所本。我沒有資格在文獻鑑定方面發表議論。我只知道，文章的價值是內在的，不取決於作者的 姓名，而取決於它滿足社會需要的程度。這篇記錄給我最強烈的感覺，是深刻而又廣泛地反思了我們這個國家走過的路程，把失誤概括為六十年來三個「不了」 ∶ 「表達不了獨立的看法，參與不了實際政治過程，監督不了執政黨。」
確確實實，這三個「不了」，反映?我們普通老百姓，我們各種社會團體，對國家的政治生活的無奈。（也許可以再加一個「不了」，掌握不了主人翁本來應該知 道的信息。）集中到一點，談話指出∶ 「六十年了，是不是應該說，在民意處理上的失誤，是我們共產黨最大的失誤？」追本探源，談話者指出了「六十年不變」的 最基本事實∶「最基本的事實是，這個國家還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這個事實的背後是什么呢？」──我們國家還是「黨的國家」，而黨不是「國家的黨」；我們沒 有現代意義上的政黨制度；我們沒有平等的黨際競爭；我們這個黨至今沒有在社團管理部門登記過；軍隊的最高領導人還是黨的最高領導人；黨軍一體還沒有用國家 對軍隊的領導來代替；黨庫與國庫之間還沒有分清；在黨內，還沒有競爭性的選舉制度，更不用說在國家範圍內了。這位老人語重心長地問∶六十年已經過去了，還 要再等幾十年？六十年不變化，是一種政治優勢嗎？是一種政治慣性嗎？還是一種政治停滯？這位老人聲明∶「我一直就不同意『輝煌五十年』、『輝煌六十年』的 提法。這不符合事實。」他指出，大躍進困難時期那三四年，「文革」動亂那十年，總不能說是輝煌的吧。他進一步指出，宣傳離事實太遠，那叫什么？那是不文明 的，是野蠻的宣傳，這野蠻宣傳也得治一治。
全文美不勝收，使我無法一一摘引。因此，我建議貴刊，以此作為紀念「十一」六十周年的重頭文章刊出，用以引起全國有心人共同反思。用不着引經據典，正常的人都 懂得，國慶的意義，全不在於激情的狂歡，全在於理性的反思。一個多月之後，官方當然會隆重發表國慶六十周年的主旨文章。如果那篇官方文章能夠正視這篇談話 記錄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進而作出切實的而不是敷衍的回答，它就能夠有資格被稱為名副其實的主旨文章，值得大家歡迎。萬一它只是冠冕堂皇的八股頌 詞，那么，恕我直言，歷史將會證明∶不是那篇美輪美奐的美文，而是這位老同志的談話記錄，才是真正值得引起十三億同胞共思共鳴的當之無愧的中國的最強音。
匆匆奉覆。不當之處，請《動向》的讀者們不吝指正。
鮑彤
二○○九年八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