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天的北京總是下雨，我心裏也陰沉沉的，不知是不是也有天氣不好的原因，覺得胸口好像堵着些東西。
許志永被莫名其妙地凌晨抓進了看守所里，連律師都不能見。在一個錦濤和家寶反覆歌唱要依法治國的社會裏發生這樣的事情，真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不過以我以往和許志永的交往，我相信他是做好了心理準備的。在這個讓我們寄託熱愛和期盼的國家，根據很多切身的經驗，一心要為自己的同胞做些好事的人往往沒有好報。因為在某些陰暗萎縮的人看來，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你做了好事，就會顯示出謀利益集團的無能，這樣你做的好事越多，越說明你有野心。全社會都墮落得像趙忠祥、王兆山那樣，某利益集團光榮、偉大、正確的神話才能一直維持下去。
儘管我很痛心許志永的遭遇，但是當公盟的一些朋友號召大家來捐獻罰款以營救許志永時，我還是不能贊同。當然這樣的倡議出發點是善良的，但這無疑是進退失據，方寸大亂的表現。雖然我不是公盟的成員，但我相信大家尤其是公盟的各位同仁，更應該不會忘記公盟的理念和使命是什麼？且不說，錢能否救許志永和莊璐？光是交這筆荒唐的罰款的姿態，就足以表示似乎公盟一開始的使命就錯了。捐錢給許志永和莊璐需要救濟的家人也許是更合適和必要的。
作為一個在中國和很多機構一樣不得以公益組織名義註冊的公益組織，公盟所抱持的信念是什麼？在這個風雨如晦的時刻更是需要重溫的。它堅信通過公民的參與和擔當可以使這個有千年專制陰影的國家變得美好。它的成員宣稱，我們和過去那些煽動人們心中的仇恨和報復欲為自己奪取權力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不一樣，我們相信人性中的善，相信尊重和理解能夠化解壓迫和強權，暴力的訴求也許痛快，而歷史已經給了中國人沉重的教訓，和平地堅持改良才是社會理性進步的最有效途徑。怎麼能證明這樣的信念是真誠的？我們每一個人都在面臨考驗，被考驗的機會是珍貴且神聖。
上世紀初山額夫人（Mrs. Margaret Sanger）在美國目睹貧困的婦女飽受無休止的生育之苦，提倡避孕技術和女孩子自我保護，為此受到當時極端保守勢力的攻擊，指她宣傳避孕是誨淫。一次，檢察官控告山額夫人在郵遞中傳送「猥褻刊物」，沒收她的雜誌；並警告她，若她再次犯法，將會受到刑事訴訟。但她不為所動繼續做她認為正確的事。在1914 年的8月，山額夫人被捕，起訴官控告她四項罪名，如果四項罪名都成立，最大的處罰是45年的有期徒刑，那次因為她出色的辯護，沒有被判刑。但之後因為她散發避孕小冊子和開避孕診所，有多次被抓進看守所和妓女小偷待在一起過夜的經歷，最著名的是1917年的1月29日，桑格夫人出庭被審。這次她被判有罪，法官給她兩個選擇∶認罪交罰款或者是坐牢。法官要求的罰款是5000美金，按當時的價格不少於現在公盟被處罰的標準。山額夫人當庭選擇坐牢，她著名的話是：「我無法承諾遵守我並不尊敬的法律!」(I can not promise to obey a law I do not respect!)
今天看來山額夫人所做的並不是什麼激進的事情，只是在那些需要幫助的婦女面前無法抗拒良知的召喚。就像我們看到那些上訪的冤民，就無法裝作沒看見，如果不為他們說些話做些事，就覺得良心受到折磨；知道無辜的人被囚禁，好像自己也不自由；知道有些人群遭到歧視和污衊，好像自己也受了委屈。
我想每一個人，如果他是真誠的，如果他是有靈魂的，在他的內心深處就會一個神聖的角落。這裏是他人格、信念、乃至作為一個人的尊嚴的底線。哪怕他是一個平時表現出是各方面都非常隨和的人，當外部的強權想要侵犯到這個角落，他就會立刻堅硬到沒有一毫米的退讓。因為他並不想傷害任何人，所以他願意自己被動的承擔任何後果，任殺任剮，聽天由命。就像山額夫人那樣在法庭上宣稱，我就是這樣，你們愛怎麼着怎麼着吧。
我聽說過一個王蒙的故事，6—3A（6、3+1）之後，所有的人都要個個表態過關，各領導幹部都要去慰問「共和國衛士」，以示擁護。王蒙說，我去不了，別人說，這是政治任務，必須去，王蒙說，我就是去不了。王蒙當然不是一個特別有反骨的人，很多時候他在一些年輕人看來都像個官場浸潤了很多年的老滑頭。不過這個前文化部長在當時那種一片肅殺的氣氛下說出，我就是去不了的時候，真對得起文化二字。
還有一個年輕的朋友，是北大的博士生，是一個非常溫和的人，你看他的樣子，絕不會以為這個人性格激烈，他學問做得挺好，博士論文也寫得很好。但就是拒絕參加馬克思主義課，他覺得一個追求學問的人，還必須背誦馬列毛概，非常可笑，就像陳寅恪當年堅持要研究歷史就不能首尊馬列。而按照教育部的規定，你沒有馬克思主義課的成績，其他成績再好也不能拿到學位，沒有學位，找工作都有很多問題，後來老師同情他幫他找馬列老師說情，只要他去參加考試就給個及格成績。而這位朋友寧可肄業，也不去參加他覺得噁心的馬列考試。現在他也並不控訴什麼，只是在一個偏僻的大學裏認真地搞他的學問。
這種被動甚至毫不反抗的承擔和忍耐，並不是懦弱的表現，而恰恰是這種姿態才能昭示信念的價值，是為了心靈的安寧。不合作的姿態不是出於任何仇恨，而是出於愛和對愚蠢的痛心。就像在我們友好鄰邦那位被囚禁的美麗女性昂山素姬，在那些相信「槍桿子裏出政權」的將軍們面前，依然聲稱我們身邊很少有真正的邪惡，更多的是愚蠢；就像無數次宣稱接受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現實，卻依舊堅持被貼上藏獨標籤的並被張慶黎稱作 「披着羊皮的狼」的中國人中唯一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他作為一個流亡者被封鎖、扭曲、誹謗，而到現在沒有說過一句罵中國或者罵某黨的話，呼籲的總是「慈悲和智慧」。
當那個最後的心靈角落都無法捍衛的時候，要被逼做出選擇的時候，甚至最極端的代價也該平靜的承受。如果我們肉身所駐的時代就是這樣荒唐，那麼平靜的接受命運常常比慷慨激揚更加困難。在我去過的雲南撒普山歷史上曾有一個苗族牧師王志民，他49年以後依然堅持傳教，當工作隊吊打被劃定的地主的時候，他出面勸阻；當所有的村寨都豎起毛澤東龕，要求所有人早請示晚匯報的，每到這個時候無論怎麼威脅，王志民照舊念他的祈禱文。於是他被抓了起來，審問他，你為什麼仇視共--產---黨，仇視毛主席？他說，我沒有仇視過任何人，我只是認為不能逼迫別人崇拜偶像。他被威脅，不認罪就是自絕於人民。但他不論遭到多少毆打凌辱饑寒，都沒有放棄祈禱，也沒有對那些傷害他的人說過一句惡語。意識到王志民不會放棄信仰，最後他被五花大綁，押往萬人公審大會當眾槍斃。據目睹這一情景的人說，直到最後一刻他的神色特別平靜，而上萬苗民在「民兵」和軍警的刺刀威逼下，為他流淚，今天依然在紀念他。
儘管很多人為最近發生的事情感到灰心喪氣，似乎中國毫無進步，我依然相信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要比王志民要好很多，如果我們忍耐了我們該忍耐的，中國的明天會比現在更好，而我們那時將問心無愧。
現在許志永和莊璐在經受磨難，公盟被打壓，我以馬克思韋伯的話和他們二位，及公盟中我所尊敬的兄弟姐妹們共勉：
一個人得確信，即使這個世界在他看來醜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為之獻身，他仍然能毫不氣餒；儘管面對這種局面，他仍然能夠說：「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這一步，才能說他聽到了政治的召喚。
郭宇寬 8月9日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