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初，中國一批留歐學生在向列寧墓敬獻花圈時，遭到前蘇聯軍警的鎮壓，發生了震驚一時的「一·二五莫斯科紅場流血事件」。
歲月匆匆，滄海桑田。今天，中國已從「左」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邁開了現代化建設的大步；蘇聯亦解體、分化。撫今憶昔，回首自己親身參加的這件往事，豪邁和愧疚一起湧上心頭……
「革命小將」激怒「蘇修」
1967年初，中共中央指示派往世界各國的中國留學生向所在國的有關方面請假半年，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我們65名留法學，生和4名留芬蘭學生於1 月24日晚先後抵達莫斯科，準備乘26日的中國火車回國。25日全天沒有安排。大家商量，1965年我們赴法國路過莫斯科時曾去紅場瞻仰列寧遺容，這次是不是再去一下?多數同學認為，我們是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的，而「文革」的目的是「反修防修」，此時再去瞻仰革命導師遺容更具有特殊的意義，所以決定 25日再去紅場，向列寧和斯大林敬獻花圈。
既然是一次「反修鬥爭」，就得有所準備，以免臨事慌亂。大家心裏清楚，當時中蘇關係已嚴重惡化：1966年1月蘇大量派兵進駐蒙古，並在蒙古積極經營軍事基地；2月，中共拒絕參加蘇共「二十三大」，中蘇兩黨關係中斷；10月，蘇聯單方面決定中國全體留蘇學生休學，並限令在當月內離蘇；12月，勃列日涅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指名道姓攻擊毛澤東，並通過反華決議。當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在國外，「紅衛兵」的名聲不大好，被視為洪水猛獸。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留學生手舉「小紅書」(外國人對《毛主席語錄》的稱呼)走進紅場，抬的花圈中還有一個是獻給被他們否定了的斯大林的，出事的可能性就不是「萬一」，而是「一萬」了。但既然要「革命」，就不怕出事，不迴避鬥爭，因此也採取了一些應急措施。比如在列寧墓前排方隊時，讓女同學和體弱的男同學站在隊伍中間，身體高大強壯的男同學站在外圈。
25日午飯後，約12點半我們從使館出發。同時，使館用電話通知了蘇外交部。車行20分鐘，即到達紅場。天氣陰沉沉的，冷得很，大概在零下30度。紅場上參觀者已經排着一字長蛇陣，直達列寧墓門。我們在一名蘇軍少校的帶領下，抬着兩個花圈，列隊進入紅場。等了一陣子，警官把我們插進參觀者的行列，在我們身後又排上了幾百名「參觀者」(後來得知都是便衣特務)。這時，蘇警官不許我們把獻給斯大林的花圈抬上列寧墓，強迫我們把它放在陵墓一側的小道上。
我們在列寧陵墓門前的大理石平台上排成方陣，獻上花圈，開始脫帽默哀。還不到一分鐘，蘇警官就氣勢洶洶地喊：「夠了，夠了!」默哀後，按計劃我們要朗誦事先準備好的兩段毛主席語錄，唱《國際歌》。一個同學走出隊伍領讀，高聲喊道：「請打開《毛主席語錄》第X頁。」嘩，每人都捧起了「小紅書」。「最高指示：我們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導——」突然，兩個軍警衝上來，左右架住他嚷道：「紅場是個嚴肅的地方，不許大聲喧譁!」使館領隊同志和翻譯即上前與蘇軍少校交涉。同時，隊伍中立刻又站出一位同學接着領讀起來：
「社會主義制度終究要代替資本主義制度，這是一個不以人們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不管反動派怎樣企圖阻止歷史車輪的前進，革命或遲或早總會發生，並且將必然取得勝利。」
「斯大林是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忠實朋友。中國人民對於斯大林的敬愛，對於蘇聯的友誼，是完全出於誠意的，任何人的挑撥離間，造謠誣衊，到底都沒有用處。」
這兩段語錄，都是針對當時所稱的「蘇修領導集團」的。響亮的聲音在紅場上空迴蕩。蘇軍少校老羞成怒，氣得關上了列寧墓的大門，同時向大批武裝警察和我們身後的便衣特務招手。這些人蜂擁而上，推推拉拉，企圖衝散我們的隊伍。我們69人手挽着手，放開喉嚨高唱《國際歌》。軍警們氣急敗壞，把我們一個小個子同學架到紅場中間，劈頭蓋臉地打，然後推倒在地，用大皮靴連踢帶踩他的胸部。其他同學衝上去營救，隊伍散了。在幾名蘇軍中校、少校的指揮下，二三百名軍警將我們和使館陪同人員、新華社記者及翻譯分割包圍起來，三四個人圍着我們一個拳打腳踢，亂打亂撞。幾個士兵把我們的花圈撕得粉碎，一位女同學上前阻攔，被一個軍官攔腰抱住，摔倒在地。有幾個士兵學着樣子，抓住女同學的小腿或腰部，把她們扔進紅場邊上的雪堆里。最可憎的是他們在棉手套里藏有鐵塊，把我們很多人打得鼻青臉腫，鮮血直流，甚至傷筋斷骨。地上到處是我們的眼鏡、圍巾、鞋和帽子。同學們互相攙扶着，義憤填膺地高呼：「打倒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列寧主義萬歲!」並高聲朗讀毛主席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我們69人，不論男女全遭毒打，30多人受傷，9人重傷。隨行的女翻譯高呼口號，蘇方警察竟拉住她脖子上的圍巾使勁勒。他們還阻止新華社記者照相，妄圖奪走相機和膠捲。我們衝上去極力保護相機，才使記者攝下的蘇方軍警暴行得以保留下來。
約半小時後，駐莫斯科的各國記者和不少市民聞訊趕來。紅場周圍人山人海。蘇軍警的兇惡行徑完全暴露在世人面前。幾個蘇聯老人喊道：「不要打他們!他們是學生!」有些蘇聯工人還幫助我們撤出包圍圈。
下午1點45分，我們撤離紅場。當大轎車行經鬧市時，我們打開車窗，將拳頭伸出窗外，拼命高呼「打倒蘇修!」「打倒勃列日涅夫!打倒米高揚!打倒柯西金!」等口號，高唱《國際歌》。晚上，在使館電影廳召開了「控訴蘇修血腥鎮壓我留歐學生罪行大會」。駐莫斯科的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使館都分別派醫生來中國使館幫助救治傷員，表示同情和支持。
回國途中絕食抗議
鬥爭在火車上繼續進行。
1月26日下午3點50分，我們60名受輕傷或無傷的同學乘火車回國(9名重傷者另乘飛機)。傷了筋骨的、臉上有傷的，該拄拐杖的就拄拐杖，該包紮的則包紮。一些無傷的，也都拄根棍子，故意瘸着走路。使館給我們每人胸前戴上大紅花，敲鑼打鼓送行。蘇方則在我們前邊用摩托車「開道」，兩旁警車「保駕」，後面是裝有對講機的小轎車壓陣。幾十公里，一路綠燈。幾十名天不怕地不怕的中國學生，弄得他們無可奈何。
許多外國記者在火車站等着我們。有的請我們講昨天紅場鬥爭的真相，進行錄音；有的用照相機拍攝我們的傷情。我們仍是手捧《毛主席語錄》，高聲朗讀昨天在紅場上讀的那兩段，放聲高唱《國際歌》，喊口號。蘇警察不斷地大喊：「不許你們擾亂社會秩序!」我們根本不予理睬，仍使勁地讀、喊、唱，吸引了許多旅客圍着我們看。
中國火車在蘇國土上行駛時，掛的是蘇方餐車。我們去吃飯時，發現每個餐桌上都放着中文的反華小冊子，諸如《關於中國的事件》、《莫斯科新聞》、《中國紅衛兵在紅場上》等等。我們立刻派代表向蘇方列車長及餐車主任提出強烈抗議，要求立即撤掉小冊子。他們口頭上答應，但下一餐吃飯時，發現他們不但未撤，而且增加了份數。我們又一次提出強列抗議。蘇方列車長威脅說：「要知道，你們現在是在蘇聯的領土上。再這樣下去，就不給你們飯吃!」這種蠻橫行為，激起我們極大憤慨。大家一致決定絕食。我們在毛主席像前莊嚴宣誓：在蘇聯的旅程中，我們堅決不去餐車吃飯。就這樣，我們10名學生和9名中國援阿爾巴尼亞專家以及全體中國乘務員，此後再沒有喝他們一滴水，吃他們一片麵包。
27日，列車的廣播裏傳來了周恩來總理給我們的慰問電，傳來了我國外交部發表的「最最強烈抗議蘇修瘋狂鎮壓我留歐學生」的聲明，還傳來了《人民日報》社論和國內「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憤怒抗議蘇修法西斯暴行的一系列消息。大家萬分激動，個個淚流滿面，更增添了絕食鬥爭的勇氣和信念。
30日晚7點抵達蘇邊境站拉烏斯基，要進行出境檢查。這裏警戒森嚴，不許隨便說話。我們哪管這些。這邊蘇檢查人員一上車，我們將包廂的門全部打開，接受檢查；而另一個車廂的同學就齊聲朗讀毛主席語錄：「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氣得蘇方檢查人員目瞪口呆，又無可奈何。31日晨6時許抵達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中國駐蒙使館的同志們帶着麵包、饅頭、罐頭等食品早等候在站台上。大家緊緊地擁抱在一起。使館的同志說：「你們為正義為真理絕食，好樣的。你們辛苦了!」不少同學感動得流着眼淚說，有毛澤東思想和全國人民鼓舞着我們，一點也不覺得餓。
2月1日下午2時，我們終於回到了北京。陳毅副總理代表中央到車站迎接，和我們一一握手。在車站舉行的歡迎儀式上，給我們每人左臂上套了個「反修紅衛兵」的紅袖章。陳毅親自指揮大家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他穿着厚厚的軍大衣，戴着棉帽子並放下帽耳，打拍子的雙手戴着掛在脖子上的軍用棉手套，顯得笨拙而可親可愛。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們都被譽為「反修戰士」。
2月11日，在工人體育場，周恩來總理主持召開了「首都革命造反者歡迎我國留學生聲討蘇修法西斯罪行大會」，會後進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此後對這場事件的宣傳逐漸冷清下來。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撫今憶昔，當年那狂熱的革命激情已回歸於理智的思索，這才意識到我們當時的偏激和幼稚，「一·二五莫斯科紅場流血事件」本來就不該發生。從我們這方面講，其根源是國內「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思潮。正如《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中說的：「『文化大革命』初期，黨在對外關係方面的工作也受到『左』傾思想的嚴重干擾。」「在對外交往中，也發生不顧國際交往的常規，行動粗暴過火的錯誤。」典型的例子是1967年8月在北京發生萬人圍攻英國代辦處、火燒代辦處辦公樓的嚴重事件，造成我國與西方關係緊張的局面。設想一下，假如我們遵照蘇方的有關規定，在紅場上沒有讀毛主席語錄、唱《國際歌》的舉動，流血事件是可以避免的。但在當時，這種設想是不現實的。
回想在巴黎時，雖然我們遠離祖國，但每天晚上10點鐘都要準時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西歐的普通話廣播，從法國報刊上和廣播電視中也不斷看到和聽到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及場景；在街上偶爾碰到從中國回去的法國人，有的還臂戴「紅衛兵」袖章，頭戴綴有紅五星的帽子，繪聲繪色地描述中國的形勢。無論法國人，還是其他國家的人，到處都在談論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紅衛兵」、「小紅書」，有贊成的，有反對的。為此，巴黎某大學的外國留學生組織曾牽頭召開辯論會，辯論「中國文化大革命對世界文化、人類文明是個大促進，還是大促退?」並邀請中國留學生參加辯論。中國部分留學生和進修生經過充分準備到會發言，着力抨擊「大促退」派，使大會最後表決時，「大促進」派佔了多數。對同學們更具感召力的是國內來信，說什麼如果不參加這場「大革命」，將是終生最大的損失和遺憾……
以上種種，使絕大多數同學不安心學習，渴望回國參加「文革」，風風火火地進行「造反」。有極少數同學已經行動起來，到使館貼「小字報」，說使館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到1967年1月18日，黃鎮大使專程到留學生住地，傳達中央關於同意所有出國留學生回國參加「文革」的文件，同學們更是歡欣鼓舞，磨拳擦掌，像渴望打仗的戰士要馬上開赴前線一樣。我們就是帶着這種強烈的「 參戰」意識，來到當時稱為「蘇聯修正主義集團」的中心莫斯科的。正如同學們所說，這是到了修正主義的老巢、反修鬥爭的最前線。所以，在紅場上的行為，完全是國內紅衛兵的那一套。正如回國後我們的一位代表在向某高校作報告時說的：「紅衛兵就是要殺向人類世界的蟊賊，滌盪一切殘渣餘孽，砸爛整個舊世界!今天，中國的紅衛兵來了，來到了列寧身旁，帶着毛主席的教導，懷着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豪情壯志，以『倒海翻江卷巨瀾』的大無畏氣魄，以『橫掃千軍如卷席』的勇猛殺來了!紅衛兵威震莫斯科!」聽，這就是當時的語言，當時的情緒。在這種唯我獨革、唯我獨尊、老子天下第一的情緒支配下行動，不出事才怪呢。
當然，前蘇聯當局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兩黨、兩國關係極不正常的情況下，他們一開始就對中國留學生抱有敵意，軍警和特工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可以說居心叵測，蓄意製造事端。對於赤手空拳、在列寧墓前只是念念毛主席語錄、唱唱《國際歌》的書生們拳腳交加，大打出手，實屬野蠻，有失人道，受到國際輿論的譴責也是咎由自取的。
好在這一切都已成為遙遠的過去。我相信，當「左」的幽靈不再在我們頭頂徘徊時，這樣的悲劇、鬧劇就將永遠不再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