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論》中所指出的「兩個最顯著的特點」：「一個是它的階級性，公然申明辯證唯物論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再一個是它的實踐性，強調理論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豈不知，第一個「顯著特點」之為用，就表現在它與科學的不相容上， 它在根本上就是反科學的。這一點，國際知名的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先生，有深切的認知：「現代科學的實證精神和方法並非僅僅與中共一兩個政策相矛盾，而是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根基――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君臨一切之上是難於共存的，所以，一批傾向自由主義的青年知識分子與共產黨之間的離異，或遲或早是註定要發生的，反右運動只是加快了離異的進程。」(見「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發言綱要和作者簡歷》) 方先生之論，揭示了反右派運動的認識論原理。 

    毛澤東對「兩論」的核心價值（為無產階級服務）別有用心地絕對化和走火入魔，和對核心概念（實踐和矛盾）的神化和異化，這就導致：一般共產黨人在認識和行動上寧左勿右；毛本人則以「階級鬥爭為綱」，以售其奸。讓我們先對第一個特點加以剖析：第一個「最顯著的特點」，是公然申明為無產階級服務，這是「兩論」的靈魂。從客觀存在到主觀認識，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從認識到實踐，及其逆過程，都有階級性。階級性是貫穿全過程的紅線。把階級性的學說拔高到「無產階級專政」，這是馬克思的發明；如只承認階級鬥爭，而不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仍然不是馬克思主義。認識和實踐如脫離階級性，就是不為無產階級服務，就會是「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魂附於體，則會得出「階級鬥爭為綱，其餘都是目」的結論。這就是其核心價值之所在。誰階級鬥爭的叫囂尖銳刺耳，誰便是階級覺悟高。例如在文革中，工宣隊要教師貫徹「階級鬥爭為綱」的最高指示；「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所以，要掃除一切非階級的修正主義觀點。要從『三角形內角和等於180度』中，分析出階級鬥爭來。」現在你覺得滑稽可笑，可那時候卻是鄭重其事的。荒唐嗎？如果說「荒唐」，荒唐不在工宣隊，工宣隊沒有說錯，只能說是《實踐論》荒唐。你總不能說數學理論不是「各種思想」中的一種思想吧？你總不能說數學思想可以免打階級烙印吧！其實呢，不僅數學，所有自然科學都沒有階級性。你說「萬有引力定律」的階級屬性是什麼？即便對於毛本人，階級說在《實踐論》中也站不住腳，例如我所指出，並且還要繼續指出的它其中出現的錯誤，就不能說是由於他的富農階級出身，只能說，其中之一是由於他個人的科學素質太差。這個使他立於必敗之地的根本原因，在他強調「一個是它的階級性」這一「最顯著的特點」的認識論中，是空白一片。而在皮亞傑（Jean Piaget 1896-1980）的「發生認知論」里卻能得到合理的解釋。因為毛上學的時候嚴重缺門，數理化知識一竅不通，這就形成他認知結構（皮氏術語叫做「圖式schema」）的嚴重缺陷，無法正確地納入此一新的命題（皮氏術語叫做「同化Assimilation」）以擴建圖式。這就需要主體改變動作，補上缺陷，改建圖式，以適應認知需要，這叫做「順應（accommodation ）」 。由於先天不足而又後天失調，所以只要一接觸到自然科學的問題就出岔子。茲舉小例子一個。人們論說哪門學科的時候，總是要用那門學科的學術用語，如上的「圖式」、「同化」、「順應」等，一般人說是「行話」，如果不用或用錯，就算是說了「外行話」。他在《矛盾論》中有兩處說：「對於某一現象的領域所特有的某種矛盾，就構成某一門科學的對象。例如，。。。。。。化學中的化分和化合」。在化學教科書中，只有化合、分解、置換、複分解這樣的術語，沒有人把「化分」當作術語用的。而當他在前面引用的列寧的原話，卻是這樣說的：「在化學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可見列寧比他內行。在文革中，那句有名的「吐故納新」語錄，說要吸進「新鮮氧氣」。這又是外行話，只能說新鮮空氣，「氧」是化學元素，不分新舊，就像不能說「新鮮氫氣」一樣。如果聯繫到他在大躍進中瞎指揮的深翻土地、密植、土法煉鋼，等等，更說明他對自然科學簡直不識之無、太外行了。可他卻硬說：「外行領導內行是客觀規律。」這樣，他就把辯證法變成主觀主義的詭辯術，由着他信口雌黃罷了。

　　廣為流傳，眾所周知：1958 年10 月，毛澤東來湖北視察，下榻在東湖客舍。李達求見蒙允後，便與毛談起了哲學。李問毛：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毛說：這個口號同世間一切事物一樣，也有兩重性。一重性是講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說想到的事都能做到，甚至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學了。

　　李認為這個口號現在不能談兩重性，談兩重性，在現在的形勢下就等於肯定這個口號。毛便問：肯定怎麼樣？否定又會怎麼樣？李說，肯定這個口號就是認為人的主觀能動性是無限大，就是錯誤。他認為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離不開一定的條件。一個人要拚命，「以一當十」可以，最後總有個限制、總有寡不敵眾的時候。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是要有地形做條件，人的主觀能動性不是無限大的。他繼續問毛：主觀能動性是不是無限大？毛直截回答：在一定條件下無限大。在場的梅白見李達慷慨激昂，對主席多有冒犯，就用自己的腿悄悄地碰了一下李達的腿，示意他適可而止。毛澤東看見了，衝着梅白說：「小梅，你不要搞小動作，你讓他說，不劃右派。」

　　爭論到後來，梅白說：我們打電話讓他們取消這個口號。可是李仍然說：口號取消，思想不取消還是不解決問題。現在人們不是膽子太小，而是太大了，頭腦發燒。你腦子發熱，達到39度高燒，下面就會發燒到40度、41度、42度，這樣中國人民就要遭受大災大難了。毛說： 你說我發燒，我看你也有些發燒了，也有華氏百把度的。還是我在成都會議說過的那句話，頭腦要熱又要冷。

　　在返珞珈山的汽車上，李還對梅白說：《實踐論》、《矛盾論》講得多好呀！客觀，主觀，實踐，理論，講得多好呀！現在連「一黨之主、一國之首」的毛主席也認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是講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我們國家要大禍臨頭了！

    由着頭腦發燒的毛澤東為所欲為，瞎指揮一氣，終於釀成餓死4600萬人亘古大慘劇。被李達言中了。而李達也為自己的逆龍鱗的一次忠言最終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他臨死也沒弄清《實踐論》、《矛盾論》既然那麼好，它們的作者怎麼竟能用如此荒謬絕倫而又不可理喻的「實踐」來體現它們啊？

    這就說明，除了科學素質的缺陷以外，毛的道德素質也太成問題。正如他自己說的：「知識的問題是一個科學的問題，來不得半點的虛偽和驕傲，決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誠實和謙遜的態度。」他對李達的態度固然是不謙虛，但另有政治野心的原因，所也就不簡單是個不謙虛的問題了。至於說「誠實」，他把自己跟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科學家歸為老實人，把托洛斯基、布哈林、陳獨秀、張國燾、王明、李立三歸為大不老實的人。以一個數學得零分的人，毛竟敢膽大包天地奢談基本粒子！難道在這個領域他不做任何調查研究就有發言權嗎？簡直是瞎胡鬧，亂彈琴。這是把哲學當玩意兒來玩弄。學他的樣，我可以全面地天才地對毛澤東的胡充八當加以發揚光大，對現有的任何自然科學的、社會科學的最新成果（包括諾獎獲得者），閉起眼睛、裝腔作勢地說：「裏面仍有不完善、不正確之處。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我信。」我相信不出百年，我的這句廢話就可能應驗；當然啦，即便應驗了，也不能說不是廢話。林彪就對他兒子說毛：「他不應當裝作什麼都懂得，好象萬能的上帝。他不懂得國計民生，不懂得經濟規律，所以想法古怪，亂彈琴。」 （《林彪眼中的毛澤東》見林彪、葉群日記。）他總是不懂裝懂，不能裝能；以一知充多知，以一能充多能；甚至以無知充無所不知，以無能充無所不能、充萬能。科學是科學知識和科學態度的產物，毛所缺乏的正好是此二者。所以在毛面前，如果你要當老實人，如哲學家李達，實話實說，不為「無產階級=毛澤東」服務，他就叫你立即滅亡；如果你要不當老實人，如自然科學家錢學森，曲意奉迎，為「無產階級=毛澤東」服務，以「科學論據」來論證畝產多少、多少萬斤是可能的，就可以讓你立馬飛黃騰達。這便是《實踐論》的社會效應；以民諺為證：「表揚了指鹿為馬的，提拔了溜須拍馬的，坑害了當牛做馬的」。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我們民族的災難深重極了（是毛澤東造成的――引者注，下同），唯有科學的態度和負責的精神（這不僅是毛所最缺乏，而且是他直接違反的），能夠引導我們民族到解放之路（他對中華民族的奴役，不論是飢餓、迫害、死傷，也不論是恐怖、欺騙、精神施虐，都有甚於異族侵略，和有甚於希特拉之對待猶太民族）。真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誇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遠了不說，且看中國人，包括共產黨人，怎樣挨過了這60年。）」（《毛澤東選集》一卷本，頁623）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說：「思想等等是主觀的東西，做或行動是主觀見之於客觀的東西，都是人類特殊的能動性。這種能動性，我們名之曰『自覺的能動性，是人之所以區別於物的特點。」（同上，頁445）實踐是人類自覺能動性的表現。什麼叫「自覺」？什麼叫「能動性」？什麼是「人之所以區別於物的特點」？這就是說，首先得有主觀。要明白，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唯一的主體。「主觀」是主體之魂，是一種精神。當然，見之於客觀，那樣，精神就變物質了。實踐就是精神變物質。在這裏，不證自明的結論是，主觀在先、客觀在後，精神在先、物質在後，認識在先、實踐在後。如果失去了主觀，那麼，人就與物無別了，人的活動就成為物的「被動的受動性」了。可是，這樣的認識，就動搖了馬列主義的基本教條。這裏不多談涉及到第二個特點的問題，我暫且把話題限制在兩個特點的交集處，隨後在下一篇我還會專門對此詳加論證。現在我們來把毛的言行和馬克思的話相印證：「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並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於離開實踐的思維是否具有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１卷第１６頁）《實踐論》雖然言必稱「實踐」，但它本身並不是實踐，而是認識，也必須受實踐來檢驗。《實踐論》是由它的主體創造的一個精神客體，如果我們首先由它的主體的實踐來檢驗它，那麼，這正好是論證了它的副標題：「知和行的關係」。這就是，我們有必要認真看看毛澤東思想----毛的精神究竟變出了什麼物質？以前的不說，但看他從延安時期確立毛澤東思想以來的所作所為，諸如：對受騙前來投奔「民主、抗日聖地」的青年男女「搶救」得死去又活來；不抗日，讓日本多佔地；誘發「皖南事變」，消滅黨內異己項英的勢力；開展種鴉片、亡國滅種的大生產運動；政府達到「抗戰必勝」，要繼續實現「建國必成」的時候，毛在黨內批判「和平民主新階段」，對外，利用在深山背後養精蓄銳的八路軍，去奪城市、搶地盤，把人民又投入到內亂的血海之中；為了驅使貧農當炮灰，用流血的方式鬥地主、分田地。篡政後，把國家機器變成絞殺機，機聲隆隆，日夜不停，數以百萬、千萬地屠殺。這已經是現存老、中、青年人所經歷或部分經歷過的，無需詳述了。恐怕這就是令哲學家李達大惑不解處：是毛說明白話、拉糊塗屎呢，還是「兩論」根本就是兩堆糊塗屎？有一位毛的信徒，網上的名字是「直方大」，他秉着為無產階級服務的信條，寫道：「判斷其是對是錯，則取決於評判主體的階級立場，評判的標準實際上早就由主體的階級立場先驗的決定了，而不需要通過什麼『實踐』來『檢驗』。如果非要『檢驗』，那就一定會各說各話，而絕不可能得出一個大家都一致同意的『真理』，因為大家的 『標準』根本就不同。毛澤東思想是窮人的真理，是被剝削階級的真理，是一切愛國者的真理，豈容一小撮不自量力的走資派檢驗！」 如果你認為這個說法太蠻橫、 太荒唐，太讓人啼笑皆非， 那毛所指出的「一個是它的階級性，公然申明辯證唯物論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這個特點，就只能合乎邏輯地導出這種荒唐性質的結論。可以名副其實地稱作「毛派分子」的郭傳志，在齊長篇大論中說：「而社會實踐包涵着階級鬥爭，因此，真理的具體標準具有階級性。社會主義的標準，就是無產階級工農大眾的標準，反過來就是資產階級、走資派、修正主義者、官僚買辦力求打擊扼殺的標準。尤其是社會實踐，離開階級鬥爭談真理標準是荒謬不經的。」　（　《遲到的批判——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烏有之鄉網站）那就是說，真理是各個階級自立標準。

    按常理說：「科學無禁區」。如果要講「階級性」，那麼，對科學就必然要設禁區。這也就是為什麼為共產黨的決議所明文規定的「徹底否定」或不完全徹底否定的文革和反右等，至今人仍不許大家研究的緣故。所以在這樣的認識論強行指導下，所有的科學成果都只能胎死腹中。我是教師，我只知道６０年來除了詮釋語錄之外，沒有產生一部稱得起科學的教育理論著作，也沒有產生過一位教育家。而對所有此前的教育家，從孔老夫子到陶老夫子，無一不是遭到掘墓鞭屍，以便讓「毛澤東教育思想」橫行無阻。而他的教育思想，認真地說，是毀滅教育的思想，這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的「命」的關係，是部分與全體的關係。

　　因為毛數學得零分（倒不要求他成為數學家），就使他失去了接受嚴格的邏輯思維的訓練的機會，造成他說話顛三倒四，逢說東就說西。就以他號召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來說,是他信誓旦旦,一再強調 「言者無罪」,這樣費盡心機，經過千呼萬喚, 「黨外朋友」才出來講話的。可他一翻臉,上百萬人就成了向黨猖狂進攻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而他卻厚顏無恥地強詞奪理,說:「資產階級右派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他們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 (先不說他說的「行者」,也只是男盜女娼式的欲加之罪的說詞;權且硬着頭皮接着往下讀，接下去便是:：) 另一種右派,有言論,無行動.……」( 《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438)我倒要責問後來發表過名詩句 「不許放屁」的毛大詩人：怎麼 「無行動」、不是 「行者」,「言者無罪」按說該對他們完全適用,他們也成「另有一種右派」 了呢?這不是自打嘴巴嗎?又如，他前面說知識分子最無知識；又後面說知識越多越蠢，越反動。這是什麼意思？――是說知識分子最無知識所以最不蠢，最不反動呢?還是說知識分子知識很多，所以越蠢，越反動？反正是前言不照後語。還是讓我們回到《實踐論》的例子上，他說：「有些外面的人們到延安來考察，頭一二天，他們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觸了許多的人，參加了宴會、晚會和群眾大會……。這叫做認識的感性階段，就是感覺和印像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人們還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論理（即合乎邏輯）的結論。外來考察團先生們在他們集合了各種材料，加上他們『想一想』之後，他們就能夠作出『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是徹底的、誠懇的和真實的』這樣一個判斷了。在他們作出這個判斷之後，如果他們對於團結救國也是真實的的話，那麼他們就能夠進一步作出這樣的結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能夠成功的。』」這一論斷，就是不合邏輯（先不說他這話是撒謊、居心騙人）的。談「統一戰線」，至少也必須是國、共兩方；「有些外面的人們」――這種說法可證，「外面的人們」絕不是指國民黨的正式代表團， 那麼，『如果他們對於團結救國也是真實的的話』，怎麼「他們就能夠進一步作出這樣的結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能夠成功的。』」呢？合乎邏輯的說法應該是：「他們確知國民黨對團結抗日的態度是徹底的、誠懇的和真實的」，現在看到共產黨也是如此，既然雙方都是如此，那麼，「他們就能夠進一步作出這樣的結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能夠成功的』。」

　　他的說話邏輯混亂，連他的著名秘書、黨的權威理論家胡喬木都看不過去了。毛澤東提出「中國有八億人口，不鬥行嗎？」對此，胡喬木說道：「這是什麼邏輯？中國有八億人口，怎麼就接下來不鬥行嗎？假如中國只有八百萬人口，是否不鬥還可以？因為有了八億人口，一定要抖掉它一批才行，是不是這樣？這種話完全是一種武斷。用三段論式也不完全，大前提在什麼地方？小前提在什麼地方？」（尚定：《胡喬木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20年》，頁304）這麼外行的領袖來奢談認識論，還要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驅趕着人們去「實踐」，可憐的中國人只好 「下定決心，不怕犧牲」了。其中遭到犧牲的就有上述那位為他寫了《〈實踐論〉解說》和《〈矛盾論〉解說》、被他贊為「極好」的大哲學家李達。

　　其實，不僅自然科學，而且所有的科學，只要稱得起科學，都是沒有階級性的。因為科學是研究和揭示「規律」的，規律對各階級一視同仁，是「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的。如，作為內隱的 「各種思想」之外顯的語言及其規律――語法，連斯大林都承認它沒有階級性。可是，用《實踐論》的邏輯，將會大驚小怪：「什麼種子開什麼花，什麼階級說什麼話嘛！」其實，即如《實踐論》中揭示的所謂「人類的認識秩序」，也是只有正誤、深淺、偏全之分，而絕無姓資、姓社之別。至於說「為無產階級服務」，這和「為人民服務」、「群眾路線」云云一樣，統統都是鬼話、都是滑天下之大稽！林昭說：「人民在公廁里！」林彪說：「主席就是最大的群眾，他一個人頂億萬人，所以和他的關係搞好了，就等於對群眾搞好了，這是最大的選票。」（[史海鈎沉] 《林彪日記言論毛澤東》）可以很平靜地陳述如下的一個事實：中國只有「一個」無產階級，除他毛澤東之外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在做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里，毛之下的第二人，原本是工運領袖的劉少奇，現在成了資產階級司令部頭子，當然劉一夥的人全屬資產階級了。那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該屬於無產階級了吧？可是你看，正統帥以下第二人，在憲法、黨章上明文規定要接正統帥班的副統帥，都成「林彪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頭子了。林彪對毛認識到：「全黨是誰呢？現在成了毛澤東一個人了。一個人！他做事沒有限度，凡事做絕了。絕了就是一點論，必有大惡果。惡果大了，就顯露出來；惡果小了，還勉強壓得住。」（《林彪眼中的毛澤東》見林彪、葉群日記。）冠以「無產階級」頭銜的文化大革命，他的領導小組組長該是鐵打的無產階級了吧？也不，他是「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再說最下層，習慣上把手上有人屎的掏糞工當作卑賤者（就是毛說「卑賤者最聰明」的卑賤者），如果他同時還是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全國勞模，更可見他該是個「夠格」的無產階級了吧？這個人是時傳祥，工賊一名。所以，在中國，把「無產階級」四個字置換為「毛澤東」三個字，就見真精神了。毛一命嗚呼之後，「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也只是在毛死後才成了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死前給他定的階級屬性是：「鄧小平不懂馬列，代表資產階級」。蔣介石早說過：「我們深信中國不需要無產階級專政，我們更信中國如有無產階級專政，必是『流氓無產階級專政』。」（轉引自[黃花崗]總十期第117頁）中共只能建成流氓無產階級專政。這話能否成立？那就完全取決於毛及其嘍囉們是否一鍋煮、全是流氓？跟他南征北戰的老革命在公開的會議場合，就大罵他是「政治流氓」；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摸他生活糜爛的底細，說他是道德流氓；最大的右派章伯鈞說：「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流氓。」（《人民日報》1957年7月3日）一般的右派、資深記者戴煌接受媒體採訪，說「毛澤東是大流氓，大騙子」。他的親密戰友、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光輝榜樣林彪說：「至於獨裁，那是肯定的。毛自己也承認。你們不覺得他象個痞子嗎？太象了！如果我將來輸給他，只會輸在我痞子勁不夠上。」 （《林彪眼中的毛澤東》見林彪、葉群日記。）甚至早在井岡山上，朱德和毛澤東就當面對罵，「毛罵朱是軍閥，朱罵毛是痞子」（司馬璐《中共歷史的見證》，頁４３９）。至於他的嘍囉們，從早年湖南農民運動中在太太小姐牙床上打滾的「革命先鋒」，到史無前例的文革中打、砸、搶、抓、抄、奸、淫、燒、殺，最壞的那部分紅衛兵，無一不是滅絕人性、充斥獸性的大小流氓。這不僅從事實上確證蔣先生論斷的正確性，而且也符合毛《矛盾論》的原理：矛盾的、特別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事物的性質。這就決定了所有運動的性質都是痞子運動，毛專政的性質是流氓無產階級專政。林彪根據自己緊跟毛澤東的一生，最後醒悟到：「中國的禍害是毛。他是主要矛盾。他不掌權了，什麼都好說了。」（《林彪眼中的毛澤東》見林彪、葉群日記。）

    按毛澤東的說法：「什麼叫哲學？哲學就是認識論，別的沒有。」（轉引自郭建寧主編《當代中國哲學綱要》，頁100）所以，從《實踐論》到「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便是一部「為流氓無產階級服務」的「痞子認識論」,也即當代中國大陸 「鬥爭哲學的發展史」，所有的政治運動都可以從這裏找到理論根據。批《武訓傳》，是因為武訓這個貧下中農違反毛澤東思想，不搞「造反有理」。批胡適，是因他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死對頭。批胡風，是因他反對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當圖騰，而不是把小冊子吹捧為無產階級的文藝綱領。反右派，是因為他們要獨立思考，要反對「黨天下」。批「反冒進」，是因為「冒進」才是馬克思主義。批楊獻珍，是因為「一分為二」是辯證法，「合二而一」是修正主義。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毛澤東批自己的文化二奶郭沫若，警告他不要再罵秦始皇；其實郭是秉承第一個「最顯著的特點」，才把史學搞成影射史學的；開始是用秦始皇影射蔣介石才對之潑婦罵街的。這本是一筆功勞；即便不提，也應該算作一筆舊賬讓它爛掉。因為，一旦我們唯一的「無產階級＝毛澤東」自比秦始皇時，郭二奶迅即改口稱頌「千古一帝」了：「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有數的傑出人物，古代中國歸於一統是由秦始皇收其果，而卻由殷紂王開其端。」鸚鵡學舌，已經夠意思了，連暴虐無道的殷紂王也給「遵旨」平反了。誰知我們唯一的＂無產階級＝毛澤東＂竟能是一個「老狗不忘千年食」的算舊賬狂！這時，毛已把中國史，在貫徹「最顯著的特點」下，歸結為一部「儒法鬥爭」史了。治史如此，反映現實更是削足適履。還有什麼真理可言？為無產階級服務而已矣。我記得看蘇聯電影，一個鄉下人向列寧尋問農民的真理，列寧說：「你把糧食交出來！如果不交，我們就消滅你！這就是我告訴你的真理。」（大意）鬥爭哲學的真髓就是「消滅」，包括消滅人的獨立思考，消滅真理，消滅真理的載體（肉體），造成毛澤東思想之外，再也無任何真理存在之餘地。這就是《實踐論》告訴你說的真理。

根本問題不在於《實踐論》的基本精神是反科學的，而在於毛澤東根本就沒有打算通過科學研究而獲得真理。他翻雲覆雨，三天說「東」、兩天說「西」，你聽他哪句話？其實他腦子裏想的根本不是真理；充斥於他腦子的是「權力」。張顯揚先生在<<毛發動文革，生前防篡權，死後防鞭屍>>一文的結尾說:「我說了那麼多，中心的意思，就是決不要用理想主義的眼光去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要掉進人家的思維模式。這裏沒有任何理想主義的東西，有的只是赤裸裸的、血腥的權力鬥爭」(<<開放>>雜誌2006年5月號)。

《實踐論》公然申明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為無產階級什麼服務的？為「奪權」。所以它是奪權的「棍子」和「刀子」，這次是要打殺王明等教條主義者和周恩來等經驗主義者。《鄭振鐸「反右」日記：感嘆毛澤東「陽謀」用得妙》，其中說：「大家，包括正被批鬥和將被批鬥的「右派」們，第一次看到『陽謀』這個詞，無不感到新奇，嘆其舊詞翻新之妙，同時深感這個詞內含的肅殺之氣。然而早在1949年4月13日所作的《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的報告中，毛澤東在批判王明的教條主義時，已使用了『陽謀』一詞。他說：『整風運動提高了同志們的嗅覺，縮小了教條主義的市場。有人說，這是陰謀，是要取而代之的。其實，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也是要取而代之。』」這篇『取而代之』的奪權鬥爭哲學，作為棍子、刀子，一路打殺而來，徒子徒孫們視為傳家法寶，愛不釋手，連呼：「寶刀！寶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