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那麼，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該怎樣總結呢？中國御用的理論家不可能完成此一任務；外國的中國通書上得來總覺淺。一個國內的馬列主義教授說，他帶研究生中出現的問題是「學了反」。「學了反」才正常。證明學懂了。學得越徹底、反得越徹底。胡錦濤號召學習毛澤東思想就表明他不懂毛澤東思想。從理論與實際結合上用毛澤東的語言加以表述，就是：「毛澤東思想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無理有理。」用群眾的諷刺語言說，就是「毛澤東最講道理。只講倒理，不講正理。什麼理都是倒着講的。」
毛澤東1957年6月8日為《人民日報》所作的社論《這是為什麼》，是他公開發出的反右第一道動員令。啊！原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是「引蛇出洞」呀！輿論譁然，眾皆嗤之以鼻曰：「陰謀」！這一下他無理了，但蠻纏道：「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４３７）真是豈有此理！好像生造一個詞頭，無理就能變成有理。玩弄詞句，這在毛澤東那裏是屢見不鮮的。毛批判「反冒進」在事實上是絕對錯誤的，在理論上是絕對站不住腳的。可他又無理蠻纏道：「自從『躍進』這個口號提出以後，反冒進論者閉口無言了，『冒進』可反（冒進即『左』傾機會主義的代名詞），當然可以振振有詞。躍進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拋到一個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當然，他就可以光彩地冒進了。
現在人們提到「陽謀」的時候，從語意上講就是「陰謀」；從語感上講，是噁心生造此詞者是為人所不齒的政治流氓。事實正是如此。當時毛曾是如何表誠心要整風，對知識分子牙是牙、口是口，聲稱「言者無罪」；一而再、再而三，千呼萬喚不出來。一旦你說出真話，擊中時弊，他馬上翻臉劃右派。你叫他落實「言者無罪」。他說你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這種人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他們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 」 （《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438）且不講他說的「行者」也全屬無理蠻纏，權且往下看，同一頁上：「另有一種右派，有言論，無行動。」無行動當然不是「行者」而是「言者」了，怎麼也劃「右派」了？因為有錯誤的言論。「錯誤的言論一定要批判乾淨，這是不能留情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439）要是批評對了呢？「右派的批評也有一些是對的。」（《毛澤東選集》五卷，頁426）。雖說意見正確，但用意惡毒，那也不行。毛澤東思想具有火眼金睛，一看而知：「善意，惡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來的。」（《毛澤東選集》五卷，頁427）」要是鳴放期間根本不講話，就沒有材料，怎麼辦？請看郭羅基的文章《周揚是按名單抓右派》，其中有答案。
周揚說：「抓右派之前，主席給我一個名單，名單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匯報『戰果』。我說，有的人鳴放期間不講話，沒有材料，怎麼辦？主席說，翻延安的老賬！」
這和毛澤東在社論中所宣稱的那一套，是怎麼說也相違背的：「這是某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的信號。」「少數右派分子利用幫共產黨整風的機會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拉歷史倒退，企圖把中國人民重新放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之下。」劃右派的前提條件是「利用黨的整風運動」，右派言行是發出「階級鬥爭的信號」、「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老賬」與此是不沾邊的，既沒有前提，也沒有發出信號，更沒有拉到車。但卻「都要一一戴上帽子」；我們不禁要借用社論的題目來質問：「這是為什麼？」
讓我們來看一則《伊索寓言》 －－《狼和小羊》吧！
狼就故意找茬，氣沖沖地說：「你怎麼敢到我的溪邊來，把水弄髒，害得我不能喝？你安的什麼心？」
小羊吃了一驚，溫和地說：「我不明白我怎麼會把水弄髒。您站在上游，水是從您那兒流到我這兒的，不是從我這兒流到您那兒的。」
「就算這樣吧。」狼說，「你總是個壞傢伙，我聽說，去年你在背地裏說我的壞話。」
「啊，親愛的狼先生，」可憐的小羊喊道，「那是不會有的事，去年我還沒出世哪。」
狼覺得用不着再爭辯了，就齜着牙咆哮着，逼近小羊，說：「你這個小壞蛋！說我壞話的不是你就是你爸爸，反正都一樣。」說着就撲到小羊身上，抓住它，把它吃掉了。
狼畢竟沒有人複雜。它就不知道把時間安排到狼出生之後，另外，追到小羊爸爸身上也遠不如查祖宗三代徹底。毛明明不講理，反正要劃右派。但毛在反右上發表的講話和文章，卻是連篇累牘，說得天花亂墜。而所有這些反右派的說辭，卻標明着同一本質：「無理即有理」。毛澤東反右的最經典的理論是《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此文，直到現在仍被奉為建國的戰略方針。它講的是什麼理呢？我在拙文《矛盾論與論「矛盾」》中指出：
一則，「敵我矛盾」就是為了轉移目標而製造的欺人之談。凡有就是殺雞儆猴。當時工人罷工、農民退社、學生鬧事。毛澤東就採取了反右這一招。頭號右派章柏鈞當即看穿，說：「老毛是要借我的頭。」（見《往事並不如煙》）費孝通也說過章先生對他說：「章伯鈞約我去，他說：『共產黨要借我的頭，貼上個反動派的字條，我也願意，這叫借東風。』章伯鈞的意思是說，共產黨受到了群眾的反對，壓不下去，所以要借他的頭。這句話，章伯鈞重複不止一次……」（見戴維·阿古什《費孝通傳》）二則，「敵我矛盾」是懸在人們頭上的一把恐怖之劍，類如斬首示眾；三則，借「敵我矛盾」解決「內部矛盾」，一石投二鳥：一是團結內部，一是消滅內部異己（如，讓日本多佔地，假日滅蔣和借蔣滅張國燾、項英）；四則，就說他為轉移目標而創造的「敵我矛盾」，這個概念也是、也只能是「內部」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的中國這個「內部」，從概念與實際相結合地說，官與民是相對的概念；而事實也正是，騎在人民脖子上壓迫和剝削人民、而為人民所切齒痛恨的不是地主、富農，不是資本家，不是知識分子，甚至也不是帝國主義，而正是共產黨的各級黨委和行政領導幹部，以及爪牙、嘍囉、痞子等所謂「積極分子」者流橫行鄉里。有絕對充分的血淋淋的事實來支持這樣一個挺拔的立論：「毛澤東本人就是中國各族人民（尤其是農民）最兇惡的敵人」。毛澤東所以「抬舉」工農、打壓知識分子，就是為他實施愚民政策掃清道路，就是要消除為民請命的人。潑婦罵街式地批判梁漱溟和背信棄義地發動反右，就是最為明顯的例證。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子弟為毛打天下當了炮灰，毛哄騙他們說是他們坐了天下；這些坐天下的人又數以千萬計地被餓死，卻一息尚存不忘「呼爾嗨吆，他是人民大救星！」毛說他們餓死是由於民主革命不徹底，階級敵人搞報復。於是大搞階級鬥爭，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重把地、富拿來問斬；彭德懷為民鼓與呼，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頭子；劉少奇搞了三自一包的救急政策，被說成是復辟資本主義，要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泱泱大國，堂堂元首，慘遭迫害而死。食髓知味，這就是「敵我矛盾」的真精神。
「兩類矛盾」說，從動機上說，不打自招是「陽謀」；從作用上說，是要堅持極權專制的「人治」、徹底堵死中國走法治道路的可能性。因為，劃分兩類矛盾的權力（如劃胡風為反革命，不僅高層中有很大的反對意見，即便連胡風的死對頭周揚也感到太過分了－－這是劉賓雁告訴我的，還說，周總理很了解胡風）是毛大權獨攬、一意孤行的。再說，所謂「正確處理」，劃右派有９９％以上都劃錯了，２０年後，鄧小平還說是「正確」的，問題只是擴大化了。右派無人犯法，對他們的處理也是烏龜王八蛋－－什麼「整風反右領導小組」說了算，全屬非法。究其實，法律上的「矛盾」，也只有合法與非法、罪與非罪、重罪與輕罪等等的區分。你怎樣區分是「敵我矛盾強姦犯」，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強姦犯」呢？更何況，在毛心目中哪裏有什麼法律？立幾條法律也僅僅是個擺設！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建議加強法制，毛澤東對他說﹕「你要知道，法制是捆住我們手腳的。」（李世濤﹕《知識分子立場﹕激進與保守的激盪》頁231）而「兩類矛盾」卻可以任由他變戲法，只要判定某人為敵我矛盾，他就在劫難逃；在人人喊打，國人皆曰可殺的起鬨聲中，什麼法律、憲法！統統變成了廁所里最粗糙的手紙。共產黨人死後、蓋棺論定的悼辭上都寫有：「XX的一生」，如「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等。毛澤東的悼辭上本該寫，但沒有寫：「和尚打傘的一生」。毛雖作惡多端、罪大惡極，但這並非只是他個人的問題，列寧界定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和尚打傘」的意思。這就是「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鄧小平文集》二卷，第293頁）的原因。斯大林的罪行就是在「消滅人民的敵人」的名義下進行的。（見《黃花崗》雜誌2010年第1期）
毛澤東思想如此蠻不講理，毛澤東罪行又如此罄竹難書，而今不僅得不到清算，還得到官方的提倡；「這，又是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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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因為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組擴大會議上討論怎樣幫助共產黨整風的時候，發表了一些與別人不同的意見，就有人寫了匿名來信恐嚇他。這封信說：「在報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擴大會議上的發言，我們十分氣憤。我們反對你的意見，我們完全同意譚惕吾先生的意見。我們覺得：你就是譚先生所指的那些無恥之徒的『典型』。你現在已經爬到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的寶座了。你在過去，在製造共產黨與黨外人士的牆和溝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現在還敢為虎作倀，真是無恥之尤。我們警告你，及早回頭吧!不然人民不會饒恕你的!」
在共產黨的整風運動中，竟發生這樣的事件，它的意義十分嚴重。每個人都應該想一想：這究竟是為什麼？
盧郁文在5月25日的發言中講了些什麼呢？歸納起來，一是告訴人們不要混淆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產黨的領導；二是說國務院開會時應該有事先準備好的文件，以便討論，免得像資產階級國家的議會一樣每天爭吵，議而不決，不能說就是形式主義，就是不讓大家討論；三是說他自己同共產黨員相處得很融洽，中間沒有牆和溝；如果有些人和黨員中間有了牆和溝，應該「從兩面拆、填」，雙方都要主動，四是說共產黨人對某些批評可以辯駁，這種辯駁不能認為是報復打擊；五是對黨外人士如何實現有職有權的問題提供了一些具體意見。我們和許多讀者一樣不能不問：發表這樣實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意見，為什麼就是「為虎作倀」，「無恥之尤」？為什麼要「及早回頭」，否則就「不會饒恕你」？
把盧郁文的發言說成「為虎作倀，共產黨當然就是寫信者們心目中的「老虎」了。共產黨在領導中國人民對中國人民的死敵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作戰的時候，的確和老虎一樣勇猛，沒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它畏懼，屈服。但對中國人民來說，共產黨卻是最好的朋友：它幫助人民推翻了壓着人民身上的反革命勢力，幫助人民收回了土地、工廠等生產資料，使人民擺脫了剝削階級的殘酷壓榨，把自己的歷史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現在正朝着人民富裕、人民幸福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邁進。最廣大的人民從來沒有像在共產黨領導的時代這樣充滿光明的希望和生的樂趣。共產黨也犯過錯誤，也有缺點，共產黨的整風運動正是要整掉這些錯誤和缺點。一切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抱有善意的人們，都在積極地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以便加強社會主義事業，鞏固黨對於人民群眾的領導。在這樣的時候，卻有人把維護社會主義民主、維護共產黨的領導權的言論稱為「無恥之尤」，「為虎作倀」，把共產黨人比作可怕的吃人的「老虎」。這種人的政治面目，難道還能不引起人們的警惕麼？這些人警告盧郁文「及早回頭」，請想想他們所說的，究竟是向什麼地方「回頭」？當然，這些人在另外的地方，口頭上也會說他們怎樣才是真正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云云。但是，難道還能相信對勞動人民的先鋒隊如此仇視的人們，是在那裏幫助共產黨整風，是在那裏擁護社會主義事業麼？
我們所以認為這封恐嚇信是當前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大事件，因為這封信的確是對於廣大人民的一個警告，是某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的信號。這封信告訴我們：國內大規模的階級鬥爭雖然已經過去了，但是階級鬥爭並沒有熄滅，在思想戰線上尤其是如此。革命的老前輩何香凝先生說得好：「今天是新時代了，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我們走上社會主義。難道在這個時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會有左、中、右了嗎？不會的。」她指出，有極少數人對社會主義是口是心非，心裏嚮往的其實是資本主義，腦子裏憧憬的是歐美式的政治，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少數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甚至公然叫囂要共產黨「下台」。他們企圖乘此時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拉着歷史向後倒退，退到資產階級專政，實際是退到革命勝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國人民重新放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之下。可是他們忘記了，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以前的中國，要想使歷史倒退，最廣大的人民是決不許可的。在全國一切進行整風運動的地方，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風運動使共產黨孤立，想使擁護社會主義的人孤立，結果真正孤立的卻是他們自己。在各民主黨派和高級知識分子中，有少數右派分子像盧郁文所說，還想利用辱罵，威脅，「裝出『公正』的態度來鉗制」人們的言論，甚至採取寫恐嚇信的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但是這一切豈不是做得太過分了嗎？物極必反，他們難道不懂得這個真理嗎？
非常明顯，儘管有人叫共產黨「下台，有人向擁護共產黨的人寫恐嚇信，這些決不會使共產黨和人民群眾發生任何動搖。共產黨仍然要整風，仍然要傾聽黨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評，而人民群眾也仍然要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社會主義的道路。那些威脅和辱罵，只是提醒我們，在我們的國家裏，階級鬥爭還在進行着，我們還必須用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觀察當前的種種現象，並且得出正確的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