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看一本《鐵托傳》，南斯拉夫弗拉基米爾．傑吉耶爾着，一九六三年三聯書店「內部發行」版。書中一個故事很精采。克羅地亞一位年輕的共產黨人暗殺了內務部長，法庭庭長問他是否有罪，他回答：「我感到有罪，是因為使一個妻子失去了丈夫，使孩子們失去了父親。我感到有罪，是因為我殺了另外一個人。但是作為一名共產黨人，殺了一個迫害共產黨人的部長，我卻不感到有罪。我盡了我的職責。」公眾發動大規模聲援活動呼籲赦免，但政府還是對他執行了死刑。在他遇難一周年之際，到墳上祭奠的人如此之多，以致警察不得不在某天夜裏偷偷把他的棺材挖出來，埋到波斯尼亞一個伊斯蘭公墓里，至今人們不知這位年輕共產黨人的確切葬地。
故事讀到這，我聯想起「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的楊佳。網上有消息說，自十一月二十六日楊佳被執行死刑，至今半個月過去了，楊佳的父母仍然未得到來自上海方面通知辦理兒子後事的任何消息。我的看法是，楊佳父母很可能永遠見不到兒子的遺體，甚至楊佳的骨灰也有可能被無限期扣留。呼籲特赦楊佳的公眾，可能永不會知道他最終被葬何地，一如這位克羅地亞的年輕共產黨人。
人類歷史雖然有幾千年，實際上在處理某些問題和事件的方式上，手段非常雷同，沒有太多新意。前不久我寫篇文章，資料涉及十一世紀挪威一位國王聖烏拉夫。上網搜索發現，正是這位聖者把基督教引進挪威，並嚴格踐行基督徒的生命倫理，比如遺棄孩子是異教地區普遍存在的陋習，他就明令對丟棄孩子的父母處以罰金。聖烏拉夫還是反丹麥統治爭挪威獨立的民族英雄，戰死後遺體和葬地出現神跡，影響巨大。丹麥國王既不滿又恐懼，遂下令將其遺體從墓穴中起出，運至哥本哈根銷毀。十一世紀對聖烏拉夫的處理方式，與二十世紀對克羅地亞共產黨人的處理方式何其相似。
今年十月，親友們在北京為著名啟蒙學者包遵信先生舉行骨灰安葬儀式籌劃建碑文字。原計劃在包氏墓碑上刻「走向未來，未竟神州蒙業；囚居京城，鍛造華夏自由魂」，因親友們考慮到，如果當局去把墓碑砸壞怎麼辦，所以後來為了規避風險，決定甚麼字也不寫。親友們的這種擔心不無道理。若確刻這些文字，墓碑被毀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上述故事，就是先例。
其實奇崛人物身後，總難免被人憑弔感懷，無論謬托知己還是正托知己，都是一種民意。現代社會，民意多元，都有平等、合法存在的理由，都應被尊重。因而我想，關於楊佳的後事，最好還是給民意一個出口。把他搞得死不見屍，死不見（骨）灰，不是好主意。
焦國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