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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鴻遍野江浙商圈 南望:一個浙商的非意外死亡

 

南望如何被內外種種因素推擠、逼迫,一步步滑向破產深淵,是當下哀鴻遍野的江浙商圈的一個典型標本。


文 | 本刊記者 何伊凡 黃秋麗


如果不是這一輪疾風暴雨般掃過的宏觀調控,南望集團,一家號稱年銷售額5億元的安防企業,很難進入《中國企業家》的視野。


曾是浙江安防行業龍頭的南望是家小公司,惹出的麻煩可不小。


2008年3月中旬,26家銀行和金融機構相繼追債,南望集團脆弱資金鍊終至徹底崩斷。其賬面淨資產不過5.4億元,債務總額卻超過14億,將200多個債主(每家從數千元到上億元不等)捲入其中,至少有10家與其有互保關係的浙江知名企業損失慘重,震波在杭州商圈內外迅速擴散。


這家小公司如何被內外種種因素推擠、逼迫,一步步滑向破產深淵,是當下哀鴻遍野的江浙商圈的一個典型的標本,一個饒有意味的縮影。


近日,《中國企業家》雜誌遍訪南望主要股東、債權人,幾經輾轉,見到已從公眾視野中消失的南望集團創始人、總裁張健。昏暗的咖啡館中,幾縷纖弱的陽光從這個46歲的男人身側滑過。他有張不容易被一眼記住的面孔,頭髮剛染過,下巴卻還殘留着花白的胡茬,不住地嘆氣,語氣急促,間或有長長的沉默。長達三個半小時的專訪中,他對其一手締造的企業迅速坍塌,充滿了悔恨、自責與無奈。


是什麼力量折斷了南望的脊椎骨?


幾乎與南望同一時間麻煩纏身的,還有台州大名鼎鼎的飛躍集團,而南望事件爆發4個月後,浙江義烏的金烏集團董事長張政建隨着資金鍊斷裂一度不知所蹤,留下了達14億之巨的高利貸欠款和3億銀行欠款。企業倒閉、老闆失蹤的事件何以頻頻發生?中小企業生生死死,在江浙一帶本屬尋常,但今年一顆顆隕落的明星頗多相似之處:大量投資地產,涉足巨額民間高利貸,債務鏈條複雜,短貸長投,盲目多元化擴張、偏廢主營業務。


「有時候你不得不相信,命運是這樣的恐怖!」張健搖了搖頭。


引爆


浙江三花集團是南望第二大股東,其董事長張道才是張健的同鄉。張道才還記得第一次見張健時的情景,印象中,後者「不是口若懸河的那種人,老實巴交,見了面就和你描繪技術前景。」


2007年底,南望命懸一線時,張健還向張道才借過5000萬元,講明是短期拆借,但張健遲遲未還,張道才隱隱感到不妙。


2008年3月初,張道才接到某銀行負責人電話,「聽說南望有點問題,你聽說了嗎?」「聽說了,你聽到些什麼?」雙方都得到了風聲,但誰都不願意亮出底牌。這次彼此試探的談話不久,3月18日,交通銀行杭州分行向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資產保全,查封南望集團的所有資產,並限定資金「只進不出」。


甚至對南望某些高管來說,這一消息來得都很突然,他們僅僅知道公司資金周轉困難,卻沒想到窟窿如此之大。一位業內人士回憶,當時他正和南望集團的一位項目負責人在寧波參加投標,「南望已知道自己十拿九穩中標了,就在公佈的前一天晚上,南望的人接了個電話,愣了半天,當晚就趕回去了,那是相當大的一單,可惜了。」


不久,南望集團各大股東接到召開緊急股東會的通知。他們得到的消息是截止到2008年2月底,南望集團及關聯公司負債達14.5億元,其中銀行貸款餘額4.7億元,公司擔保債務及一般債權人債務3.3億元,民間借貸利滾利已達6.5億元,而企業現有賬面淨資產僅為5.4億元。


緊急股東會場面一度失控,很多股東直到此時才知道南望沾上了巨額高利貸。比較溫和的人罵張健是騙子,一點誠信都沒有。很多股東根本不相信張健所謂多元化投資失誤的解釋,懷疑他轉移了公司資產。接受《中國企業家》採訪的部分股東表示,如果知道張健到了要借高利貸度日的地步,無論如何也會出手相助。可這時候,一切都晚了。


在接受《中國企業家》採訪時,張健說,「如果能從銀行借到錢,我絕不會去借高利貸,我也想過宏觀調控會來,但以為只會壓商業地產,不會壓這種高新技術產業。沒想到這一輪調控隨便哪種產業都受影響,銀行說反正是指標沒有了,管你什麼產業,你有資產也不貸給你,所以我只能把資產抵押給高利貸,用高利貸的錢保持流動性。


「信貸越緊縮,高利貸利息就越高,常規在3-7分之間,越向後越高,2007年底就快到1角了。高利貸是利滾利,假設按照7分滾息,借1000多萬元的本金過10個月以後連本帶利翻一番,很可怕,像癌細胞一樣呈幾何數增長。我的資產增值就是這樣被高利貸利息消耗掉的。」


「至於銀行, 它有權利在任何時候收款,雖然貸款期限是一年,實際上它愛什麼時候收就什麼時候收,這是它的權利,你沒辦法。只要有一家銀行提出提前還貸,肯定所有的銀行都會衝上來的。」


銀行也好,高利貸也好,都不過是引爆炸藥包的那根火藥線。


「其實浙江很多企業都跟南望差不多,包括一些名氣不小的企業,他們經營情況並不像外界想像的那麼好。」南望一位債主說,「有的企業就是在賣概念。你(債權人)要高科技我給你高科技,你要民族品牌我給你民族品牌,你要國際化我給你國際化,你要火炬計劃就有火炬計劃。反正是你要什麼我就有什麼。而銀行其實也並非不清楚真實情況,只是不管這麼多,只要你的貸款能夠按時還掉,它也就樂得裝作不知道。」


張健就是在繁榮的泡沫中重重嗆了一口水。他的奮鬥史如同一條曲折的隧道,當他埋頭修築這條隧道時自己卻漸漸失去了方向。


對主業不自信


1984年,張健自上海電力學院畢業,分配到故鄉新昌縣的電力公司工作。1991年3月,張健花費兩年時間,與同事共同完成「新昌電網計算機監控優化調度系統」,獲浙江省水利廳科技進步一等獎。技術專長從此成為張健職場晉升的跳板,不久他被調到浙江省水利廳水電實業公司任工程師,後又成為生產技術科科長。至今,他的名片上仍印着「工程師」的頭銜。


1997年,張健厭倦了平淡的公務員生活,「呆不住,在體制里想做一件事很難,另外當時我周六、日也常常加班,反正都是忙,還不如給自己干。」於是他借了10萬元,創建了杭州南望電力科技有限公司。兩個月後,南望科技更名為廣賽科技,張仍為實際控制人。憑藉其在電力系統積累的人脈,產品從最初用於供配電機房的遠程監控,逐漸擴展到治安圖像監測。


3年後,張健又成立了浙江省南望圖像信息產業有限公司。又過3年,經過多輪增資擴股,南望圖像升級為南望集團。


據浙江省安防協會秘書長蔡振華回憶,張健創業時,安防市場尚未啟動。張屬於最早一批進入這個行業的民營企業家,由於競爭對手少,最初幾年發展狀態很好。


南望的業務模式是從安防工程切入,同時銷售自己的安防產品。南望自己生產的攝像球機就用於自己承攬的工程中,所以從不擔心產品賣不出去。鼎盛時期,南望技術人員超過250人,一半以上都是碩士學歷。「行業內很少見這麼大場面的。」蔡振華說。南望生產一種快速球形攝像儀,最能夠說明其技術優勢。最初,這種產品只能從日本進口,每個賣2.4萬元。張健和他的團隊將技術改進後,生產出了領先於全球的同類產品,價格卻比日本貨便宜一半。


張健將南望的主業定位於「圖像信息處理」,智能化、系統、軟件、晶片,什麼領域都涉足。他甚至還研製出世界上第一台「微笑數碼相機」,它能辨識拍攝對象的表情。如果被拍的人處於微笑狀態,機器就會自動拍攝。每項技術完成,他都會像得到禮物的孩子一樣興奮。然而,由於研發戰線拉得過長,投入產出比往往很難對稱,「每項成果肯定首先考慮到產業化,只是實施起來就跟不上。」一位已離職的南望高管評價說。


張健忽視營銷,這成為其做大市場蛋糕的軟肋。「我經常和工程師泡在一起,與銷售員打交道很少。南望技術好,但市場營銷卻不匹配。」張健說。據張健稱,南望每年研發投入約5000萬元,但市場營銷投入卻只有1000萬元左右。「在安防市場顯出良好發展勢頭的時候,他們沒有順勢向全國、甚至全球力推自己的產品。」一位安防業業內人士指出。


儘管反覆強調自己的「技術情結」,但張健可能並不真的像工程師一樣清高。


「他跑過『江湖』的,所接觸到的人很雜,本人性格也相當複雜。」一位匿名的債權人說。張健在西湖區政府人脈活絡,據說每位區長上任都會到南望視察,南望所獲得的政府表彰和獎勵也是林林總總。據一位業內人士透露,這幫助他早期拿下了大量浙江省內的安防項目。


雖從安防產品起家,但張健內心中一直隱隱輕視這個產業,他心不在焉的一個註腳是,各級安防協會開會時,都是一把手出席,惟獨南望,張健從未參加,只派職業經理人代為出席。協會希望他掛一個副會長的頭銜,他也婉言謝絕。


他說他剛開始創業,就有危機感,覺得安防產業盤子不夠大。


「2006年以前,安防行業前景不明朗,一般只有銀行、電力系統才會裝監控設備,而且生產安防設備的機器大都進口,成本高昂。我後來走多元化,就是出於防範危機。作為民營企業,如果要超常規發展肯定有資金缺口,如果按部就班地發展,那缺口就不會很大。但你按部就班的時候對手可不會慢下來,可能很快就把你的市場佔領了。有人講冒進是死,實際上不冒進也是個死。高新技術企業你不為研發投入,產品不尖端,也就死定了。


「我總擔心自己的產品過兩三年人家也可以做出來,所以希望到時候多元化投資能產生穩定的現金流。別人和我競爭我也不怕,因為我有更多的資金投入研發。我一直都想有穩定的現金流,真的,現金流穩定,心裏就不慌。」張健說。


「吃人」的土地


2001年,南望的日子過得舒服,銷售額近1億元,每年增長率都能保持30%以上。員工只有五六十人,管理起來也相當輕鬆,但張健卻坐不穩了。


按照他的邏輯,首先想到以土地作為企業應對市場風寒的「棉襖」。投資土地還有一個目的,買地等於增加公司的固定資產,有了資產去銀行做抵押貸款就更容易。就在這一年,他買下了浙江大學附近31.5畝土地,因涉及與農民的拆遷糾紛,實際上到2003年,土地證才辦下來。當時他是以工業用地拿下,價格不過10萬元/畝。他本意是想建成工業園,也希望與浙大聯合成立一個科研基地,但終未動工。


自此之後,張健對土地的熱情一發不可收拾,到2004年陸續在杭州買下了200多畝土地。「那時候土地便宜,誰都可以做,你去拿地,鎮政府還要請客吃飯。」張健回憶。他拿地的載體並不僅是南望集團,還曾以下屬集成電路公司之名購得了杭州市餘杭區閒林鎮某村379畝土地,其中獲得土地證的至今只有181.3畝。


他的觸角還探出了杭州。2003年,張健盤下了位於北京市豐臺區科技園的星火大廈。根據《中國企業家》記者的調查,這本來是座爛尾樓,張健接盤的價格並不高。不過,因受開發資金所限,到2007年才完工,張健為此投入1.6億元。


「我沒有想過要做房地產,做高科技產業哪有想做房地產的?我打算把它們一部分做工業地產,一部分做寫字樓自己用。」張健說。但其後房地產市場的高歌猛進讓他沒能守住底線。杭州市時代電子市場是張健運作的第一個商業地產項目,一期在2005年投入使用,二期剛剛開始動工。有人認為,張健從這個項目中得到啟發——原來房地產的利潤如此可觀。「如果將這些土地都變成房子,南望的資產不是可以翻幾倍?」張健曾作如是想。


為此,他自稱還搭建了比較複雜的資產結構,「因為有時不這樣操作土地就談不下來,地方政府招商引資,往往還需要一個外面的投資者出現,有各種各樣的制約。」


隨後,他開始張羅將「便宜但流動性差」的工業用地變性為商業用地,再做地產開發,但苦於補交的市場差價費用高昂,一直卡在半空,至今其在杭州的土地多半依然裸露,如同這個城市的巨大傷疤,它們牢牢鎖死了南望的現金流。


早在2003年年底啟動的上一輪宏觀調控過程,國家就根據房地產業持續過熱狀況適時推出了一些政策措施。2005年3月,又有旨在穩定住房價格的「國八條」、「新八條」相繼出台,不過地產事實上從2002年以來進入了持續五年的繁榮期,地價並沒有得到有效控制。很多民營企業就都是在這一時期大舉涉足地產,更有甚者如金烏集團董事長張政建,不但在義烏拿地,而且在2004年一人投資1億多元人民幣,一舉拿下了中國在杜拜的最大商貿城——「龍城」的500間商鋪。


「我太貪了。」張健自嘲對地產的投資。


「我完全沒有預料到後來地產形勢會像今年這麼嚴峻。我覺得如果大樓開工,只要造到頂馬上就變成資產了。我有20萬平方米可以造房子,20萬平方米的房子價值就是20個億啊。我算了一下,就是房子造好以後出租,每年租金收入3000萬,銀行貸款即便有2個億,一年的利息也只有2000萬,租金償付利息之後還能剩下1000多萬呢。


「當時我也在考慮,2005年貸款好貸,萬一以後貸款難呢?所以想趁那兩三年的時間把該做的東西都做掉,但結果證明做不了,拿的工業土地越多,需要的投入就越多,假設土地價格是1000萬,我再投1000萬的鋼筋混凝土進去,它的價值才能變4000萬。


「後來資金緊張時,開始我也不害怕,我想我有資產,銀行一定會給我錢。當時公司貸款也就7個億,要是我的電子市場二期能夠準時啟動,南望大廈也建好,租金收入有8000多萬,如果北京的星火大廈出手的話能有3個億的資金回籠,不算主業的利潤,也能站得住。沒想到計劃不如變化,原材料漲價,很多工程超支。星火大廈倒是有機會出手,可我有點貪。購入時每平米只投入4000塊,這個樓盤位置不錯,緊臨京滬高速,一旦通車每平米肯定能漲到1.5萬,那就是6億,雖然有不少人和我談,但我都沒同意,總覺得能貸到款的話賣了可惜,誰料到房價會跌。


「做地產我也沒有好好做,如果專心做地產,只做房地產,可能也能賺錢,南望大股東里有通策房地產投資集團,它的董事長呂建明也是地產高手,如果我和他合作,可能也好一些。」


除了地產之外,張健還和德隆系產生了瓜葛。2004年初,德隆系大廈風雨飄搖,德隆的唐萬川帶隊在浙江推銷ST中燕。張健旗下的廣賽科技輾轉通過ST中燕第二大股東上海創索,受讓ST中燕22.08%的股份,每股轉讓價格為0.9888元。2007年股改後,ST中燕主營業務變身為全國口腔連鎖醫院,上市公司名稱變更為通策醫療。


此外,2005年,張健投資近8000萬元在雲南大理修建2萬千瓦水電站,這筆投資經由掮客介紹,對方承諾可以幫南望在雲南地方商業銀行貸款。憑藉在電力系統工作的經驗,張健斷定「電價肯定會漲,水電項目應該是比較穩妥的投資」。按計劃,該電站在2007年可投入使用,每年至少能產生2500萬元的利潤。


然而,這一大手筆投資,決策的過程讓人匪夷所思——張健居然沒有去雲南實地考察,而僅僅是請幾個熟悉的專家做調研,看了看可行性報告就簽字。之後,一鼓作氣,他又花4000多萬元購買了另外幾個水電項目的開發權。同時,南望試圖進軍風電,並進行了少量前期投資。


2006年9月,廣賽科技以4980萬元價格將浙江國信典當拍賣行77.78%的股權納入囊中,一家高科技公司何以突然入主典當行,令旁觀者百思不得其解。至此,張健的多元化擴張已經亂了方寸。資金鍊岌岌可危的南望,向典當行尋求融資才是其真實的企圖。這和當年德隆危機爆發前,悄悄潛入城市商業銀行如出一轍。


此刻表面上南望依然風光無限,雖然規模不大卻成立了大大小小十多個子、孫公司。這些公司中,有些已人間蒸發,還有幾家業務難以說清,但湊在一起,倒很有幾分「集團」的氣象。各種榮譽也紛至而來,南望進入中國軟件企業百強,張本人成為杭州市人大代表,西湖區黨代表。


轉折點隨着他的四處突擊出現,本來出於輔助主業目的發展起來的多元化,至此反過來需要主業為之輸血,甚至不得不讓他為之四處舉債。


事到如今,張健反省:「沒想到投資過程中沒有經過科學的決策和管理,本來為防範危機採取的措施反而引發了危機,還闖了這麼大的禍,早知道這樣,還不如專心一點,實際上安防行業的利潤也能超過25%啊!」


飲鴆止渴


「張健非常固執。我們3年前就提醒他,凡是一些重大項目都要經過董事會批准。此前,他就弄了一堆小公司,當時股東也沒有深究,也沒想到他還有那麼多長期投資。」南望集團股東之一、東方通信的投資部經理宋光耀對《中國企業家》說。


最初的危險信號來自水電站項目,對電力還算內行的張健千算萬算,漏算了地質條件,雲南那座水電站施工過程中多次出現塌方事故,還出過人命,直到法院凍結南望資產,剛剛建成2/3。每年產生2500萬元利潤的如意算盤落空。水電站項目讓張健心力交瘁。提到那個掮客,善於控制情緒的張健也忍不住在記者面前罵了一句粗話。「只要有1個多億,我就能撐過來。」張健悔恨地說。換句話說,如果張健不投水電站,2007年資金還能周轉過來。


受1997年爆發的東亞金融危機影響,中國經濟整體陷入了通貨緊縮的狀態,內外交困下,中共政府於1998年決定啟動積極的財政政策。積極財政政策的確起到了異常「積極」的作用,為南望等中小民營企業提供了一個寬鬆的貨幣環境,但隨着流動性過剩成為突出矛盾,張健借雞生蛋的好日子終結了。


2007年前後,隨着奧運會即將舉辦、平安中國建設等因素刺激,安防業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旺盛需求,杭州市安防企業迎來了黃金時代。南望合同額比2006年增長了100%,中標了杭州、寧波、台州公安系統等多個項目,合同標的達4.2億。「如果把多元化發展的資金用到市場推廣上,打廣告、做品牌,只要做幾個重點產品,我現在也做得很大了。」說到此處,張健連連嘆氣。


可對於已經「尾大不掉」的南望來說,需求噴發的憂大於喜,因為這些工程大部分都需要前期墊付資金。就在這一年,以緊縮為特徵的貨幣政策頻繁出台,張健發現不但貸款成本越來越高,審批時間越來越慢,而且能否拿到也成了問題。他心中發慌,每天的任務就是找錢!找錢!


2007年2月,南望集團分別歸還了到期的工行、建行和交行貸款,總額在2.5億元。按照以往常規和銀行不成文的承諾,這些貸款還給銀行後還可以轉貸出來,但沒想到放貸指標收緊,後續貸款成為泡影,尤其臨近農曆新年,南望的資金更加緊張。


為彌補資金缺口,張健開始向民間高息融資。在浙江,民營企業從民間借高利貸為尋常事。利息雖高,但期限很短,不至於傷筋動骨。實際上從2001年起,張健就從民間借款,但當時量不大,利息也不高,加上主業現金流不錯,很快就能還上。


而這一次,張健吞下的是一丸大劑量的「毒藥」,他前後共借了3.5億元本金的高利貸,僅利息就高達2.4億元,並且每天都在變化。一想到第二天賬單上又要添幾個數字,張健常常難以入眠,睜着眼等待黎明。


黎明沒有到來,黑暗卻悄悄降臨。2007年6月,交通銀行杭州分行發現南望「不太對勁」,該行副行長邊黎平曾告訴媒體,交行由此入手調查南望及其子公司的財務狀況。調查報告顯示,南望為獲得更多銀行貸款虛增銷售收入,資產存在黑洞。交行杭州分行立刻提醒南望集團收縮信貸規模,並要求其提供抵押物。在南望提供抵押物的過程中,暴露了其高息民間融資的行為,因為交行發現這些抵押物已經偷偷抵押給了具有高利貸性質的典當行。


有匿名債權人認為就是銀行害了張健:「現在和銀行打交道可要小心。銀行實行責任制管理,一到期責任人就拼命催你還。不管你是哪裏來的錢,只要你還上他就沒有責任了。有時候就是銀行慫恿你去拆借高利貸,當時說得好好的,還上之後馬上給你再貸,等你還上他就不給你貸了,就是貸也拖上幾個月,中小企業哪裏受得了。」


不過,張健否認了「銀行逼他借高利貸」的說法。「當初人家銀行也是幫過我的,我現在沒什麼可說的。」


張健曾經給銀行留下的印象是可信度頗高。杭州一家銀行業高管告訴《中國企業家》,張健每次來的時候,都是拿着張蓋了章的合同,說有多少訂單,需要多少錢。「有時候一緊張連話都說不清楚,一個人欠了那麼多的錢,居然心理素質還那麼好,到處跑來跑去借款。」另外他在民間借貸圈的聲譽似乎也不錯,據傳高利貸圈一位號稱大佬級的人物,曾多次在企業資金鍊斷裂前夕全身而退,這次卻在2007年底入套,此事在杭州民間借貸者中成為奇聞。「如果說他是騙子,那就是最高明的騙子。」張的一位同鄉說。


但張又不像騙子,上文中的銀行業高管說見過無數騙子,沒見過他這樣的。「如果是真精明,就不是這種打法,早就安排好一切,人間蒸發掉了,這種案子不是沒有過。他乖乖等着你把他的資產封鎖,而且這個過程中把他父母、親人的房產也都抵押進去了。」


重整之結


2008年3月16日,南望集團向杭州西湖區委、區政府報告「企業經營運作出現嚴重困難,並將帶來嚴重的社會影響……有可能引發較大社會不穩定因素」。接到此報告後,西湖區立即召開緊急會議,當晚就向市政府專題匯報。


也就從這天晚上開始,西湖區部署警力對張健及其家人、公司高管實施24小時保護和控制,同時對南望三處主要科研、生產、經營場所實施警戒,以防止不明身份人員可能的過激行為。「高利貸!搞不好是會出人命的!有段時間張健走到哪兒都跟着兩個保安公司的人。」一位內部人士說。


來自政府的力量此刻已成為救命稻草,在給浙江省寫一份情況匯報時,據說張健看完初稿後沉吟了一下,要求把北京的債權人也寫上,「有北京債主的話,上面會比較重視。」


4月28日,西湖區政府有關官員與省銀監局溝通,尋求銀行對企業破產重整的支持,5月20日,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正式批覆,同意對南望集團及廣賽電力進行破產重整。


破產重整的思路是「主業保留、資產清零」,西湖區科技局、杭州中匯會計師事務所、國浩律師事務所共同組成南望破產管理人。作為僅次於張健的大股東,三花集團在南望的破產重整中扮演重要角色。三花是第一個還清擔保貸款的互保企業,再加之借給南望的5000萬,為此已損失近2億,目前是最大債權人。其他債權人哭笑不得地說張道才是「武林盟主」。


南望危機全面爆發不久,其集團副總李文德來到張道才辦公室,與張討論南望的未來。談話中李突然鼻血長流。


李文德已多日沒有睡覺,他是南望的技術骨幹,眼看着南望人心渙散,訂單和人才每日流失,售後服務中斷,他心急如焚。南望的實業市場前景不錯,如果就此垮掉,債權人的損失會更大,「只要實業在,每年還100萬也好,1000萬也好,總有點希望吧。」一位民間債權人說。


多家股東希望三花能夠接盤,但張道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再也不願碰不熟悉的行業。他更希望了解此產業的東方通信出面。據接近重整事宜的人士透露,東方通信起初稱自己是國有企業,投資審批過於複雜,不願涉足。不久後,經張道才引薦,一家浙江民營企業立元集團願意參與重組。就在此刻東方通信又表示希望和立元聯手,只是立元的董事長不願與國企攪在一起接這塊熱山芋,婉言拒絕,此事在股東之間造成了小小不快。


4月,新的南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立元集團出資3000萬元,李文德等技術骨幹也投入部分資金,老南望集團持有南望科技10%股份。「這是保留南望實業的最好方法,那麼多技術人員,每個月都要發工資啊,當然要儘快養起來。」張道才解釋成立新公司的原因。目前新公司碰到的問題是老南望的60多項專利如何作價。有人藉此指責新公司有轉移老公司資產嫌疑,張道才大不以為然。「成立新公司,目的就是最大限度減少債權人的損失。況且我們三花在新公司裏面沒有一點股份,沒有什麼便宜可沾。」


除了成立新公司,保留實業外,南望手中的三塊工業用地的變現更是重整成功的關鍵所在。如果政府能夠將土地轉性為商業用地,予以盤活,可以部分彌補債權人損失;債權人還希望這些土地的處置能享受出讓金返還等優惠政策。「假設政府願意放棄這塊利益,則重整大有希望。我們覺得這個時候政府也該支持,大家都在無緣無故的給南望還賬,政府也要站出來承擔責任。」一位與南望有互保關係的企業負責人說,「張健是西湖區政府塑造的明星企業家,所以我們才對他如此信任,政府也要對我們盡一點責吧。」


土地資產變現之後,如何確定優先償付的次序也是個難題。因為互保公司與民間債權人的利益不一致,互保公司希望對高利貸要弄清楚,「審計要到位,不能糊裏糊塗過去,要查清借了多少,原來還掉了多少。我們是真金白銀,一塊一塊進去的,和高利貸糊裏糊塗算一起的話,我們心裏不平衡。」張道才說。


然而,要查清楚南望的賬目並不簡單,「基本上是本糊塗賬。很多錢是張建健個人借的,但是由公司擔保,如果公司不擔保的話,他借不到那麼多,但這些錢又有可能就是通過他的個人賬號走,要是不藉助公安、稅務等國家部門恐怕很難查清楚。」一位參與資產重整的人士告訴《中國企業家》記者。


張健的命運與重整能否成功緊密相連。一位債權人忿忿地說,「假如這次重整處理比較公正,債權人利益得到最大程度保護,那麼可能沒有人追究張健的責任,他也算逃過一劫了。但如果這個事情處理得不好,肯定就有人告他,這個事情就複雜了。」


「據我們調查,南望每年的銷售收入1個億都不到,根本沒有他所說的四五個億,他一直在欺騙我們股東,虛開發票,拿着我們股東的錢去交稅,為自己裝門面。」這位人士忿忿地說。


據業內人士透露,杭州大華、海康等多家安防企業都對南望的實業部分很有興趣,其中有的已進行了接洽。而收縮戰線,向專業化靠攏,成為近期杭州安防企業普遍選擇的路徑。大華在兩個月前剛剛賣掉生產機頂盒的部門,「大華非常聰明,如果不壯士斷腕,還是會對它的主業產生影響。」上述業內人士說。


一位律師告訴本刊記者,「破產重整的難度就像走獨木橋一樣,步履維艱,每步都需要平衡好才可能成功。實際上,破產重整就是一個利益重新分配的問題,需要債權人做出妥協。」2007年6月實施的新《破產法》,引入了破產重整的制度。這在理論上給了張健的南望復生的機會。不過,目前只有浙大海納(000925.SZ)破產重整成功。


張道才辦公桌上放着份《浙江日報》,頭版的文章是《繼寶,繼寶,要繼續當好「國寶」》,寫的是浙江省幾位領導去台州給飛躍董事長邱繼寶「打打氣、鼓鼓勁」。「飛躍盤子大,大家都重視。」張敲着報紙說,「南望這件事的影響也蠻大,希望政府也能推動它重整成功。現在看起來是一個南望倒掉,如果政府不採取措施,那麼下半年會不會有100個南望都難說。」


「自2007年底以來,我們對民營企業的資金鍊都比較關注,凡是有風吹草動都會豎起耳朵。」杭州市金融辦主任孟繁明對《中國企業家》表示,對遇到困難的企業,只要不是產業層次低,利潤微薄,政府的態度是支持其渡過難關,至於南望,「有一句話叫蓋棺定論,現在還沒蓋棺呢,沒查清楚,不好表態。」


今年10月27日,南望債權人大會將召開,公佈審計結果和破產重整方案。
來源:《中國企業家》雜誌

責任編輯: 鄭浩中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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