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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宮與封建主義，令人困惑的夢魘
2005 年10月14日，文化部副部長、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回眸·檢視·展望----寫在故宮博物院建院80周年之際》，對此披露道：「20世紀60年代初，曾有人提出故宮『地廣人稀，封建落後』，要對它進行改造； 『文化大革命』初期，故宮還出現了一個荒誕可笑而又十分可怕的『整改方案』。」
對這些鮮為人知的史實，文章點到為止，未加細述，但已令人生奇：這樣的事情究竟是怎樣發生的？查看2005年10月出版的《故宮博物院八十年》一書，其中有鄭欣淼寫的一篇同名文章，談到了更多情況----
那個改造故宮的方案，是「在故宮內部建設一條東西向的馬路，並將文華殿、武英殿改造成娛樂場所」；
「文革」時期的「整改方案」，是「在太和殿前豎立兩座大標語牌，一東一西，高度超過38米高的太和殿，用它壓倒『王氣』；太和殿寶座要搬倒，加封條；在寶座台上塑持槍農民的像，槍口對準被推翻的皇帝。把過去供皇帝到太和殿主持大典之前臨時休憩之處的中和殿，改建為『人民休息室』，把一切代表封建意識的宮殿、門額，全部拆掉，等等。這些方案中有的項目竟實現了，『人民休息室』也佈置起來了，其他的因無暇顧及才得以倖免。」
鄭欣淼在文章中稱，「只有摒棄以階級鬥爭為綱和歷史虛無主義的史觀，堅持唯物辯證法，才能正確地評估歷史，才能正確地評價傳統文化，也才能看清故宮的價值。這個認識正在轉化成巨大的物質力量。故宮博物院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展較快，得到黨中央、國務院及社會各界的重視和支持，就與社會上對其認識的不斷提高密切相關。」
回顧歷史時，鄭欣淼作這樣的分析：「故宮建築宏偉壯麗，故宮所藏多是瑰寶，因此才成立故宮博物院。但故宮又是封建皇宮，在許多反對封建推翻帝制的革命者頭腦中，總有一個陰影揮之不去：如此看重故宮對不對？保護故宮與反封建宗旨是否一致？」
他講述了故宮的一段往事。1928年，國民政府委員經亨頤提出「廢除故宮博物院，分別拍賣或移置故宮一切物品」的議案，稱故宮博物院「研究宮內應如何設備，皇帝所用的事物」，「豈不是預備哪個將來要做皇帝，預先設立大典籌備處嗎？」「皇宮不過是天字第一號逆產就是了。逆產應當拍賣。」國民政府將經亨頤的提案函請中央政治會議複議，結果引發激烈爭論，終被否決。
「但是經氏的這一觀點卻並未銷聲匿跡。」鄭欣淼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這種思想不絕如縷，常以不同方式表現出來，其實質仍是如何對待我們的歷史和傳統。國家對故宮博物院很重視，但皇宮、皇帝與『封建』的聯繫仍像夢魘一樣使許多人困惑。」
毛澤東：「拆除城牆，北京應當向天津和上海看齊。」
1958年9月，《北京市總體規劃說明（草稿）》有這樣的表述：「故宮要着手改建。」
《規劃說明》具體提出：「把天安門廣場、故宮、中山公園、文化宮、景山、北海、什剎海、積水潭、前三門護城河等地組織起來、拆除部分房屋，擴大綠地面積，使成為市中心的一個大花園，在節日作為百萬群眾盡情歡樂的地方。」
1959年北京市城市建設委員會提出，可以保護「天安門以及故宮裏的一些建築物」，「故宮要改建成一個群眾性的文體、休憩場所」。
毛澤東是兩次提到張奚若時說這番話的。1957年5月1日，毛澤東徵求政治學家、教育部部長張奚若對工作的意見，張奚若即把平日感覺歸納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
「『好大喜功』，看什麼大，什麼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還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難道好小？」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說，「中國這樣大的革命，這樣大的合作社，這樣大的整風，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難道喜過？『急功近利』，不要功，難道要過？不要對人民有利，難道要有害？『輕視過去』，輕視小腳，輕視辮子，難道不好？」
毛澤東定下調子：「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
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又提出：「拆除城牆，北京應當向天津和上海看齊。」
1958年4月14日，周恩來致信中共中央，傳達國務院常務會議精神，提出「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今後幾年內應當徹底改變北京市的都市面貌」。此後，北京市迅速制定了一個十年左右完成舊城改建的計劃，「故宮要着手改建」隨即提出。
陶宗震，當年北京市城市規劃管理局的建築師，向我回憶起當時一位局領導的發言：「他說，為什麼不能超過古代？天安門可以拆了建國務院大樓，給封建落後的東西以有力一擊！」
改建方案開始制定，時任北京市城市規劃管理局技術室主任的趙冬日被令操刀，他生前向我回憶道：「1958年以前有改造故宮這麼一說，這東西不用落實，是劉少奇提出的。當時叫我做過方案，我也就瞎畫了一下，誰都知道，不可能的事情。我估計他也是隨便一說。」
「當時彭真說，故宮是給皇帝老子蓋的，能否改為中央政府辦公樓？你們有沒有想過？技術人員隨便畫了幾筆，沒正經當回事。『文革』期間，把這事翻出來了，有人說你們要給劉少奇蓋宮殿。其實，彭真說的話，實際是主席說的話。」時任北京市城市規劃管理局副局長的周永源，生前向我作了這樣的說明。
1954年，毛澤東曾「三登宮牆不入宮」
其實，關於古城拆與否的鬥爭早就開始了。讓毛澤東動怒的張奚若，早在1948年12月18日在北平圍城之時，帶着解放軍幹部請建築學家、清華大學教授梁思成繪製北平文物地圖，以備被迫攻城時保護文物之用。
此前一天，毛澤東親筆起草中共中央軍委給平津戰役總前委的電報，要求充分注意保護北平工業區及文化古蹟：「沙河、清河、海甸、西山等重要文化古蹟區，對一切原來管理人員亦是原封不動，我軍只派兵保護，派人聯繫。」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首都規劃隨即展開。參與規劃工作的梁思成提出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應在古城之外的西部地區建設，以求得新舊兩全、平衡發展；蘇聯專家則提出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應放在古城的中心地區建設，並着手對古城的改建。毛澤東支持了後者。
北京的城牆、城樓、牌樓等古建築開始被陸續拆除。1952年8月，天安門東西兩側的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被拆除，梁思成、張奚若曾極力表示反對。1956年5 月，北京市規劃局、北京市道路工程局展修豬市大街（即現在的東四西大街和五四大街）至北長街北口道路，拆除大高玄殿前習禮亭及牌樓、故宮北上門和東西連房，又引發激烈爭論。對古城的拆除行動越來越多，終導致張奚若1957年5月向毛澤東坦陳己見。
毛澤東與故宮有過一段淵源。他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就讀時的老師易培基，1929年曾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1919年12月，毛澤東率代表團赴京請願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就住在故宮腳下的福佑寺。
「為什麼近20年後，毛澤東在同美國記者斯諾『翻古』時，如此深情地談到北京美麗的早春呢？原來此時此地，他得到了晚來的青春幸福----同老師的掌上明珠產生了戀愛關係。」李銳在《三十歲以前的毛澤東》一書中寫道。
1954年4月，毛澤東在四日之內三登故宮城牆----4月18日下午，他乘車至故宮神武門內，由東登道上神武門城樓，沿城牆向東行至東北角樓轉向南，經東華門、東南角樓，到達午門，由午門城樓下城牆，回中南海。
4月20日下午，他乘車至故宮午門內，登午門城樓，參觀設在那裏的歷史博物館出土文物展覽，下城樓回中南海。
4月21日下午，他乘車至故宮神武門內，由西登道上神武門城樓，沿城牆西行，經西北角樓、西華門、西南角樓，到達午門下樓離去。
三次路線相加，毛澤東正好在故宮城牆上繞行一周。這是1949年之後毛澤東到故宮僅有的三次記載，而這三次他只登城牆不入宮內。在城牆上漫步徐行，毛澤東有何感想？他為什麼不到故宮裏面走走？
改建需150多億，周恩來說「這是抗美援朝的花費」
1955 年，梁思成的建築思想遭到批判。當時在中宣部任職的何祚庥在《學習》雜誌發表文章稱：「舊北京城的都市建設亦何至於連一點缺點也沒有呢？譬如說，北京市的城牆就相當地阻礙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內的交通，以致我們不得不在城牆上打通許許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當中放上一個大故宮，以致行人都要繞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
1957年1月8日，文物收藏家張伯駒以政協委員的身份視察北京市都市規劃委員會之後提出：「故宮保持有五百多年歷史，必須保存其完整性，確定紫禁城為故宮博物院範圍，絕對不得拆建或開修馬路。」
北京市都市規劃委員會對此答覆：「在北京市總體規劃初步方案上已考慮到保留故宮。」
1957年4月16日，北京市都市規劃委員會在答覆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關於「機關除城內原有的，應當注意分佈到城外」的意見時稱：「關於機關辦公樓的分佈問題，在規劃中考慮：中南海及其東面和西面的地區作為中央首腦機關所在地。」
位於中南海東面的故宮是否涉及「中央首腦機關所在地」的範圍？答覆未予說明。
對舊城從整體上應該建成什麼樣的研究一直延續到20世紀60年代進入高潮。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前副院長董光器在2006年10月出版的《古都北京五十年演變錄》一書中，印出9張這一時期完成的北京城區規劃方案圖，顯示舊城之內，基本沒有保留胡同系統和成片的四合院，取而代之的是多層和高層建築；從天安門到故宮，或只保留部分建築物，或全部拆除重建。
董光器回憶道，在舊城詳細規劃研究過程中，市委和黨中央都沒有對此進行正式討論，唯有周恩來總理在1958年總體規劃上報前，小範圍地聽過一次匯報。當聽到舊城改建大體需要花費150多億元時，周恩來說這是整個抗美援朝的花費，代價太高了，你們這張規劃圖是一張快意圖，我們這個房間就算是快意堂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