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大街上毆打，凌辱婦女屬於警察執法的範疇嗎？
    
     7月1號,黨的生日.北京市民楊佳為我們弱勢群體,遭受欺壓,出了一口氣,上海全市人民各個稱讚當代的大俠英雄.
     我是理工大學教師劉華琳，向傳媒控告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分局一些領導，警察為了達到庇護上海理工大學內發生的保險箱撬竊案，抵制上級領導批示查核此案，採用假匯報，恐嚇，誣陷，綁架，毆打報案人等手段，事件向您們報告。
     1996年7月上海理工大學發生保險箱撬竊案，後查核是上海理工大學高層領導徐輔仁趁辦公室人員不在時，僱用馬路鎖匠用電焊機焊開。我是保險箱管理人，當我發現案情時，坦誠地向學校最高領導報案，並在領導的要求下向公安報了案。並向公安部門提供相關證明，供訴所了解的事實。因為公安局拖延，我遭受學校領導的栽贓陷害，轉嫁責任。多年來，上海市公安相關部門推託，拖延。上海市成立公安文保對高校進行直接管理。市公安文保接下此案後，與理工大學部分主管領導，撬竊人相互利用，採用蒙住別人眼睛，編故事，說瞎話的手段盡力掩蓋這一案件，如果講；徐輔仁撬保險箱的行為是一時衝動，沒有考慮後果，那事後他偽造撬竊清單，無法對拿走箱內物品的下落做出交代，隱瞞箱內存放有二萬元存摺的事實，事後提出佔為己有，市公安文保警察連這樣簡單的案件都無法認定，破案嗎？因為上海市公安不緝拿，處理撬竊人，追回被撬竊人侵佔的公私錢財十多萬元的事件，我把材料寄給原公安部長周永康，周永康及時作了批示，最高人民檢察院也下了公函，上海市公安局文保警察認為此一反映是與公安局作對的行為，與學校勾結為一體，無法律底線對我大施進行報復手段。
     2004年2月24日晚上8點多，在公眾場所文保警察對我實施毆打凌辱，綁架，然後，厚顏無恥的聲稱"執行公務"，並對被傷害的報案人加以"妨礙公務"罪判以勞教18個月。"勞教"釋放後，上海市公安局文保一些警察和上海理工大學校領導，保衛處丁處長繼續相互利用，在市局文保警察的指揮下，學校多次組織人對我進行毆打，關押，我細小的社會活動都成為上海公安文保警察迫害我的機會，2006年6月我到閔行一家地段醫院看望朋友，後發現被關在精神病區，（是正常人）在她的要求下她的家屬接她出了院，在此間我沒有碰過醫院的任何東西，也沒有於任何人爭吵，25天後由市公安文保警察指揮學校保衛處長帶了另一位打手，在我從京返滬的火車站以接我為名，將我送到閔行公安分局關進監獄"行政拘留五天"理由是我去地段醫院看望該朋友："擾亂單位秩序"。同年10月我母親病危住在上海第八人民醫院，我晝夜守護她，然而，市公安局文保警察光臨到醫院院長室，召來主治醫生進行騷擾對重病母親的治療，以至醫院拒絕家屬提出將母親轉入雙人病房的請求，導致母親提前走完人生的路。在我被關押期間，我的私人住宅被抄洗，財產遭到"洗劫"一空，從鋼琴，電腦家用電器，首飾，到內衣內褲，也是由市公安文保警察指揮行使"公務"而致。
     綜上一樁樁血淚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法律寶典上寫明是犯罪行為，因為，行為人是警察或是警察保護的群體，違法行為成為合法化。上海理工大學校園已成為培養腐敗的土壤，是搶劫，耍流氓，綁架，凌辱婦女的公眾場所，市公安局文保警察是這些犯罪行為人最大的保護傘與夥伴。
     我是一位遵紀守法的教師，在大學裏是一位先進班主任教師與稱職的秘書，因為履行公民基本義務，對保險箱撬竊案作了報案，要求追回被撬竊者非法佔有的公，私錢財10多萬元而經歷常人無法想像的慘害（遭受慘害的故事將續集報道）社會的公德底線在哪？憲法，法律公正的底線又何以衡定？一個法制國家長期沒有一個講理，行法的部門來處理，2008年1月30日周永康書記演講了有關中央2008，5號文的精神，據說胡主席，溫總理等國家領導人簽署會議紀要，4點指示，這使一位深受冤屈的弱女子看到了一絲法治的光亮，然而，6個月過去了，政府依然無部門來為我平反，糾錯，歸還被搶走的有形資產，無形資產。
     我的控訴信已無數次寄給上海市各級領導，人大委員會，可能這些信件沒有送到各級領導面前就已流失，我將通過傳媒向上海最高領導申訴。期待俞正聲書記關心市民疾苦的工作精神早日享用；哭聲罵聲鬧聲，埋怨聲，聲聲入耳，關心真心貼心責任心，心心相印。 上海的公安警察太黑了,到處都在欺壓弱勢老百姓,天理何在?我們應該要向楊佳學習,在這個當今黑社會,上告無門,逼着老百姓只能這樣做,楊佳為我出了一口咽不下的氣,好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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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理工大學教師；劉華琳
     2008年7月8日
    此已寄送上海市最高領導，中央最高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