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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憶或記起 作家馬建新書重現天安門事件歷史

時間流逝如滾滾長河,科技飆速時代,現代人的日子過得更瑣細更面目模糊;所幸還有文學,猶如莽莽滄滄洪流間的航標,凸現歷史曾經的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十九周年,大陸旅英作家馬建推出新書《北京植物人》(Beijing Coma),像獻給亡者的安魂曲。

這部在英語世界廣獲讚譽的長篇小說,透過植物人戴偉的回憶,重現歷史不可抹滅的戳印:「北京之春」民主運動、文化大革命、中共鎮壓西藏,一路綿延到中共爭取主辦奧運手段以及貪腐官僚和人權議題,史詩般宏偉,以詩意文筆和黑色幽默敘事,沉痛諷喻進退兩難的新中國。西方書評家公認,《北京植物人》一舉鞏固馬建世界級作家的尊崇地位。

1953年出生的馬建做過修表學徒、畫家和攝影記者,在中共反自由化運動浪頭上,三十出頭的馬建放空自己,用三年踏訪全中國。1985年他來到西藏,放眼可見荷槍士兵,驚覺官方宣傳和實況的差異:原來西藏人每天都生活在監獄裏。

回北京後飽受公安騷擾,1986年馬建遷居香港,寫西藏見聞小說〈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傳達流浪者對無着落的理想家庭恆久的追求。某天他突然在電視上看到自己的新聞,《亮》書遭中共批判查禁:「我發覺當掌控權力的國家要你閉嘴時,他們能讓你消失解體,像卡夫卡小說中的角色。」

馬建在香港邂逅為美國拍紀錄片的英國女孩Flora Drew,兩人1997年搬到倫敦。不會說英語的馬建在異鄉猶如孤島,「我失去所有參考坐標,好比豬關在羊圈裏,雖然死不了,但就是活得不痛快。」如果留在中國呢?「我會和其它作家一樣,寫一些狗屁的商業作品。」

費時十年用中文寫成的《北京植物人》,由妻子Drew英譯。主角戴偉是北大博士生,天安門事件頭部中彈成了植物人,「活生生埋在身體裏」。但他的記憶力超強,嗅覺聽覺靈敏,讀者跟隨戴偉的回憶與探病朋友的訴說,穿行二十世紀後半的中國歷史。十年後植物人恢復意識,發現社會全變了樣,人人向錢看,當年廣場上的革命同志今日是房產大亨,理想換成了金錢。「難道我真想由昏睡中醒來,加入外面這些昏睡的群眾嗎?」戴偉自問。「沒有人再談六四,中國人最擅長的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新書延續了馬建視身體為「人肉墳墓」的概念,植物人的身體禁錮在共黨統治的社會,而靈魂雖封鎖在「人肉墳墓」中,但異常清醒,穿梭時空;隱喻鮮明:新中國像精力旺盛的身軀,內里卻是昏迷的靈魂。戴偉的身體不僅僅象徵天安門廣場,也是廣大中國。

書中最受關注的是如實印記的天安門事件始末,戴偉回憶廣場上學生領袖的對話,許多都是真人實事。他們勇敢而熱情,但也鬆散、舉棋不定;有些想推翻共黨,有些只想能公開地約會。他們不知道如何運用各界的捐獻,有人在危急時拿了錢就跑,又溜了回來。北京學生和外地的學生爭吵;有鬧分手,有熱戀結婚;小圈圈派別分合,有如投射共產黨自身的權力遊戲。

新書雖是肉體與記憶拉鋸的政治預言,但馬建說初始的靈感來得偶然:「我心中第一個畫面是躺在床上的植物人,一道光照在他胸膛上,腋下棲着一隻鳥。那時根本沒想會寫成和六四有關的書,我只想了解這個植物人對時間流逝的感受。」

植物人與「六四」、鎖在身體裏的靈魂以及困在廣場上的學生,都來自馬建的真實人生。1989年五月他回北京參加示威,在軍方鎮壓的前幾天,他哥哥出意外腦傷,馬建趕回青島照顧,「他能睜開眼、手能動,會寫女朋友的名字。即使半昏半醒,他仍然比外面的社會更有活力。他的回憶給了他生氣,其它人卻忙着抹去記憶。」馬建感嘆:「天安門事件後的一代都沒有歷史了,他們僅有的回憶是共產黨灌輸到他們腦中的那點常識。」

【聯合報╱利瓦伊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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