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節 國民大會延期與八一四文告
叄十五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是政治協商會議的協議。但是共匪主張國大開會要在政府改組之後，而對於國民政府委員名額的分配，力爭共匪與民主同盟共佔十四名，即超過府委四十名的叄分之一，使其對於國府委員會重要決議，有否決權。這一蠻橫的爭執，為其他黨派所反對，因而不能解決。共匪也就遲延不提國大代表的名單。國民政府遂不得不將國民大會的日期，延至十一月十二日。
當時政府所持的立場是必須軍事問題解決，再談政治問題。共匪卻藉口蘇北的行政問題，要提出政治協商會議的綜合小組，使軍事問題與政治問題一同解決。這是五月五日國民大會延期之後，雙方爭執的焦點。
八月十日，馬歇爾特使及司徒雷登大使為軍事調處遭遇困難，發表聯合聲明如下：
[176] 「馬歇爾將軍及司徒雷登博士迄在共同研討各種可能之方法，以終止中國目前日益滋蔓之衝突，並着手開始發展一真正民主政府之初步步驟。蓋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政治問題，實際上顯為全中國人民一致之願望。就經濟局勢而言，如欲避免不幸之崩潰，亦須立謀政局之解決。現戰爭範圍日益擴大，幾有使全國捲入戰禍而致負責者不能控制之處。政府與共產黨雙方領袖均渴望終止戰爭。但有若干待解決之問題，迄難獲致協議，雙方對於此等問題似難獲致解決之方法，而俾發佈一全國各地完全停止衝突之命令。在此等未解決之問題中，有系關於軍隊之重新部署者，但尚有更基本之問題，即在軍隊重新部署以後，國民大會未作根本決定之前，此等已經撤軍地區之地方政府，究應為何種性質，實較軍隊之重新部署問題更難解決。」
八月十四日，我為了打開僵局，乃發表文告，提出下列六項主張：
一、十一月十二日的國民大會，必須如期召開。
二、對於政治協商會議的協議，必衷誠遵守，盡力推行。關於憲法草案，-求薈萃各方面更好的意見，提供國民大會討論抉擇，以期製成完善可行的憲法。
叄、對於擴大政府基礎，邀請各黨派無黨派人士參加，務求迅速實現，並以和平建國綱領為施政的準繩。[177]
四、關於停止衝突，仍必遵守原議，忠實履行。而且我們並不要求共軍全面退出在停戰令後所攻佔的地區，-是要求其撤出若干已經構成和平威脅和阻礙交通的地區。
五、關於政治紛爭，仍採取政治解決的方法。只要共黨軍隊忠實執行停止衝突恢復交通的成議，遵行調處，實行統編，使軍隊國家化不致徒託空言，此層一有保證，政府隨時可與之具體商談所有未決問題。
六、當前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在於安居樂業，所以政府必當盡力解除和平的威脅，更必竭盡職責以保障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第二十二節 中共對美國調處之正面拒絕--調處工作無形終結
九月叄日，我接受馬歇爾特使的建議，於叄人會議繼續調處軍事衝突之外，成立五人小組，商談政府改組及國民大會問題。這是政府的一大讓步，使軍事問題與政治問題得以平行的商談和解決。
但是九月二十日，軍事調處小組被匪軍所迫，退出張家口。匪軍[178]這一舉動不僅破壞停戰協定，而且企圖割裂我熱察領土，並威脅我華北之平津重鎮，國民政府為了穩定平津，使其免於威脅，不得不對侵佔張家口及集中於其周圍的共軍作戰。但周恩來竟肆行要挾，向馬歇爾特使作強硬表示：「政府如不停止對張家口及其周圍的軍事行動，中共即認為政府已公開宣佈全面破裂。」他隨即離京赴滬，迴避交涉。
十月五日，我又接受馬歇爾特使的意見，決定停戰十日，在此十日之內，由叄人會議商談軍事問題，由五人小組商談政治問題。
軍事與政治問題同時商談，原是共匪的要求，但在政府接受其要求之後，共匪又藉張家口問題翻案。至此，政府已宣佈張家口停戰，而共匪的條件又復增高。
這時，政府提出的條件，仍依政協的協議及整軍方案，為如下兩項：
一、中共應即提國府委員中共方面之名單，及國民大會代表名單；
二、為實施整軍方案，先行迅速規定中共十八個師的駐地，並遵照規定期限，進入駐地。
共匪提出的條件，則如下列：
（甲）關於軍事問題的叄條：
一、雙方部隊，在關內者恢復一月十叄日之位置；在關外者恢復六月七日之位置；[179]
二、從現在起至軍隊整編之期間，雙方部隊之位置應予確定；
叄、一月十叄日政府軍隊凡曾移動者，應歸還原來位置，俾便利軍隊之縮編。
（乙）關於政治問題的八條，其重要者如下：
一、中共及民盟在國民政府委員會內必佔十四席；
二、國府委員會組成後，應即進行改組行政院；
叄、在中央政府改組完畢後，各黨即依照改組後的政府所同意的國大代表席次，提出名單。
十月九日，馬歇爾特使為圖打開僵局，前往上海親晤周恩來，邀其回京繼續商談。但周恩來堅持下列各點：其一為政府對張家口必須無限期停止攻擊；其二為中共與民主同盟在國民政府委員會中，保持否決權；其叄為國民大會的日期與代表名額，要由政協綜合小組協商解決。周恩來更一轉而對馬歇爾特使提出責難。他對馬特使「申述」兩點如下：
一、「中共對於美國政府適於內戰進行間所給予國民黨政府之支援，不能同意，至於美國駐華軍隊之不能如諾撤退，更為反對」；
[180] 二、「我更注意閣下與司徒大使每次發表聲明，輒在共黨拒絕政 府條件之後，而絕不在政府拒絕共黨條件之時。閣下聲明文內對共黨雖無顯明之譴責，但其發出之時機，則實引使外界人士產生誤會」。
他這第一點，不是針對馬特使的調處，而是針對着美國駐華軍隊。至此共匪已不把馬特使當作第叄者看待，而反把他當做對象來打擊。他的第二點，更是明白的指責馬特使的調處是偏袒國民政府的。這就是說，共匪不再信任他了。
因之馬歇爾特使這次到上海，沒有得到任何結果而回南京。這亦就是他中共所需要的緩兵時間已經爭取獲得了，也就是他歡迎美國調停的笑臉時期已經過去了。從此以馬歇爾特使為中心的和平商談與軍事調處，都為共匪徹底破壞，而無形宣告結束。這一年餘的和平商談，竟與從前六次商談是同樣的結果。
第二十叄節 第叄次停戰令與國民大會的舉行
停戰十日之期已滿，中共仍無恢復協商的表示，國軍乃收復了張[181]家口。十月十六日，我發表「關於處理目前時局聲明」，重申和平解決的政策，並主張一切軍事問題，均依照叄人會議的成議來解決，其中共所指的地方行政問題，可由改組後的國民政府委員會來解決。但中共代表仍悍然拒絕。
這時政府及中共以外的各黨派無黨派人士，以「第叄方面」的地位，出面調停，十月二十五日、二十九日及叄十日，連續舉行會談，其所提條件也不為共匪所接受。同時，共匪及其外衛民主同盟在平津京滬各城市發起了反美運動。
十一月十日距國大開會只餘兩日，周恩來對馬歇爾特使提出「或者國大延期，或者單獨進行召開國大，任何政治會議即將無舉行之餘地」。至此，共匪的真正企圖，是阻止國民大會的召集，破壞民主憲政的實施，同時從根本上破壞和談與軍事調處，揭開其武裝叛亂，顛覆國家的陰謀，其用意已極顯明。但我總希望他中共天良未泯，最後仍能懸崖勒馬，參加國大，恢復協商，以挽救民族的危機。故於國民大會召開的前夕，十一月十一日，作最後的呼籲，以期其在開會之前，或開會期間，仍能提出其在國大應有的名單，參加會議，達成舉國一致實行憲政的目的。因此發表如下的聲明：
「政府一貫之政策，在促進國內和平，全國統一，以求達到[182] 結束訓政開始憲政之目的。政府真誠期望我全國能獲得永久之和平及政治之安定，為實現此種期望，-已明令國內外國軍，除為防守現地所必須者外，停止其他軍事行動。」
「召開國民大會，為政府還政於民唯一合法的步驟，不能再有稽延。因此，政府已決定國民大會於十一月十二日如期召開。」
「余在十月十六日之聲明，實已表示最大之忍讓，希望中共予以接受，以解決一切未決問題。政府對與中共，期待其與各黨派，同循民主之軌轍，而在軍事上，須使任何政黨皆不能擁有軍隊，而任何軍隊均應為國家之軍隊。」
「因此政府一面保留中共及各黨派在國民大會應出席之代表名額，仍望其隨時參加制憲。一面希望中共立即派出代表參加各種會議，根據餘十月十六日聲明所提之各點，商談停止衝突辦法與今後軍隊駐地分配以及恢復交通與整編統編等辦法，以期從速施行。」
「關於國府委員會之改組，望能早日獲得協議，俾能正式改組成立。至於行政院則為實際負責之機構，其改組必須更加慎重。故國民大會閉會以前，不能遽作此重大之變更。」
「關於憲草，政府擬向國民大會提出憲草審議會未完成之修[183] 正草案。此次大會閉會六個月內，即依照憲法舉行全國普選，各黨派與全國人民屆時均可自由競選，以產生下屆國民大會，根據憲法所規定而行使其法定之職權。故各黨派在下屆國民大會對於憲法如有修改意見，仍可依法提出修正。」
這時各黨派國大代表都報到出席大會，只有共匪代表拒絕提出國大代表名單，民主同盟也撕毀他自己獨立的中立的面幕，跟隨中共，拒不出席。國大開會後，立即決定延會叄天，等待共匪及民盟代表出席，仍無結果。
第二十四節 中共土改的手段及其最後目的
在和平商談的期間，共匪的「土地改革」正在劇烈轉變。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中共的四項諾言，聲明「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抗戰期間，共匪在其共區之內的土地政策，是一面減租減息，一面交租交息。這就是他利用農民對地主的鬥爭，控制地主，同時控制農民的生活。到了叄十四年四月，共匪「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提出其戰後的土地政策，是「首先在全國實現減租減息，然後有步驟的達到耕者有其田」。這句話在表面上是溫和的。但在實際上，他所謂「耕者有其田」，就是共匪在江西蘇維埃時代以「平分土地[184]」的口號，發動鬥爭和清算的辦法。
叄十五年十二月，共匪撤回其駐京的代表團，隨即在延安召開各地高級幹部會議，對於土地問題，決定「徹底複查土地改革」。所謂複查，就是複查地主的田地、房舍、財產，交給「貧僱農」平分。土地複查運動，是「一切由貧僱農小組為主體，領導鬥爭」，達到經濟上政治上的「大翻身」。
到了叄十六年九月，共匪公佈「土地法大綱」。這一大綱，廢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權。以貧農團為改革土地制度的機關，分配土地。在「平分土地」、「徹底翻身」的口號之下，「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以至「查叄代」。每一個農民都陷入恐怖。
為什麽共匪要在匪區普遍發動叄查四查運動，以平分土地、挑起鬥爭呢？因為他的土改運動同時就是參軍運動。匪區的農會告訴農民說：「今後不准地主階級，封建富農，當八路軍。必須把武裝掌握在農民自己手上。農民都應當踴躍參軍。」這就是說，土改運動發展到高潮，就轉變為參軍運動。所以共匪的土改運動，其實就是軍事的動員。
共匪自稱其為農民民主改革派，自誇其「土改」是要解決農民和土地問題，並高唱其所謂「工農聯盟」，以保障工農共同利益。而且他至今在大陸上更強調其匪偽政權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185]」的把戲。其實這些都是他在二十叄年以前，共匪在贛湘等省的農村中驅誘農民的一種幻術，不過他的手段毒辣，至今更是變本加厲而已。須知他假借這個「工農聯盟」的名義，不僅誘騙了農民，且亦誘騙了工人，徒然在政治鬥爭上供他驅使，及在經濟關係上供他壓榨的工具罷了。其實他的所謂「土改」，及解決農民問題，乃與真正之農民的利益，並無任何關連。他的「政權」乃是以恐怖屠殺的手段來控制民眾的暴力，更無「工農聯盟」可言。與其說他是為了工農關係的話，倒不如直截了當的說明匪農間主奴關係較為確切。更進一步，戳穿的說，這亦就是共匪所貫用的「統一戰線」與「和平共存」的幻術中，用來騙取農民另一套的變相手法而已，那有什麽「工農聯盟」保障工農共同利益可言？須知依照其共產黨之理論，凡持有生產資料或為經營主體而非藉出賣勞力為生者，均在資本主義階級之列，連農民小手工業者亦包括在內，故其列寧說「農民為最後之資本主義階級」。（注）資本主義階級為共產主義之敵人，故農民當然亦為其共產主義之敵人。共產黨對一般資本主義階級，採取沒收、合營或集體化的手段來消滅他們。因此，他對農民亦只有採取剝奪與沒收的手段，以期消滅其農民階級最後之存在。惟以「農民為最後之資本主義階級」，尤其是因為農民數量巨大，平時飽受地主商人及官僚之壓迫，且有不[186]滿現狀與反抗現實之普遍情緒，因此當他武裝叛亂未完成以前，他就要利用這農民雄厚之潛力來供其驅使，作為奪取政權的資本。他對此種利用的關鍵，就是通過這「工農聯盟」的名義來遂行其陰謀的。同時，復因其農民本身間經濟條件，亦有若干不同程度之差別，故匪對「工農聯盟」之運用，乃以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打擊地主富農之分化策略為基礎。所謂依靠貧農，即以其從打擊地主富農所得之財物，利誘貧農，以激發其積極之鬥爭意志；所謂團結中農，即以貧農對中農之威逼與脅制，專為共匪奪取政權與「改造」經濟制度而獻身。
共匪這一策略在全面叛亂時期，乃至其「土地改革」階段及「集體化」初期，均已收得相當的效果。惟自「農業集體化」進入其所謂「高級社」即「集體農場」階段後，地主富農已告絕跡。農工商人皆成為共匪之奴役，而其農民間所謂貧農中農，在經濟條件上之基本差別亦告消失。於是農民之間已無利害衝突之存在，故共匪之分化策略不復發生作用，而其共匪與農民間之對立與仇恨，亦自必日益明顯。於是匪農之間的利害衝突，就自然形成了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即劃分為主奴兩個敵對的階級，而構成其共匪與民眾的總矛盾中之最尖銳的矛盾。這樣最後共匪政權，只有葬殉於農民反共革命之中，此乃必然之結果。回顧當時共匪在贛湘蘇維埃區內，他最初亦以分田誘騙一般農村無產者，對地主富農鬥爭，到了其所謂貧僱農分田之後，他更進[187]一步強制農民，以合作的名義組織集體農場，一般農民都變為農奴，而一切農產物都收歸匪黨的控制之下。於是農場減產，農民逃亡；其不能逃亡者，也沒有耕作的興趣。並且由於私產沒收和貿易的停頓，更增加其農村生產的衰敗及農民生活的恐慌。於是匪軍在贛南老巢，到了最後只有潰敗之一途。這一過程，說明了中共是起於騙取農民，而亦敗於農民之手。今日大陸匪區重演其二十叄年以前農業集體化的歷史，我們對此更可以斷定其沒落和崩潰之必然趨勢，而且為期決不在遠。這是叄十年間歷歷可數的事實，無論他任何的辯證，亦決不能逃避這個敗亡的實例。
（注）史達林着『列寧主義問題』，中文本，第四五七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