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黑玫瑰」的險惡人生
自2007年年初，南方周末記者對妓女生存安全狀態的調查，在遼寧、湖北、廣東等地陸續展開。
此間，各地「小姐」被殺、被強姦的消息以每周1—2次的頻率繼續見諸媒體，鮮有中斷。來自多個研究者和NGO的調查同樣證明:妓女的生命安全正在受到暴力威脅。對比，社會應該有一種責任感——生命權高於社會風化。
當地人稱洪山廣場上從事色情業的女子為流鶯，也有的叫她們站街女。附近髮廊和夜總會的小姐是看不起她們的，認為她們低賤，價格便宜，見了面會叫她們「婊子」。「其實她們才不乾淨呢，每天那麼多人，髒得很，說不定哪天就染上什麼病！」在廣場一側的行人路上，站街女曉華咬牙切齒，聲音發顫。
這是2008年5月9日深夜，曉華身着一套白色短裙，綠色的眼影分外刺眼，嘴唇如同抹了豬血一般。她目不轉睛地盯着來往的車流，手裏拿着一根冰棍，後來記者知道，她說話含混不清，含着冰棍，客人就不會注意到她有病的舌頭了。
我以前有個男友，高大帥氣，但沒想到是個癮君子。在一起沒多久，他就對我拳打腳踢，逼我出台。後來又被他打進了洪山廣場。我今年27歲，已經在這裏浪跡了3年。
最開始我沒什麼經驗，也不好意思主動找人搭訕。生意雖然清淡，但也過得平平安安。可不到一個月，我就吃了個大虧。
一個男人來到洪山廣場，出高價將我帶到一家賓館。剛交易完，我還沒開口找他要錢，他就瘋了一樣對我拳打腳踢。我想反抗，他不知從哪掏出一把大砍刀，用刀背朝我脖子上狠狠砍了幾刀。
因為經常被男友毒打，我抗打能力很強。但那次我被徹底打蒙了，整個人癱軟在地，渾身直打哆嗦。「你這個婊子，是要錢還是要命？！」他一刀將茶几上的煙灰缸劈成了幾半。真沒想到，這個男人不到20歲，看起來瘦小、老實，竟然這麼兇狠。
我跪地求饒，將全部幾百塊錢和一部三星手機主動送給了他。慌張穿好衣服正要離開，他突然又將我撲倒，狠狠掐住我的脖子。原來他看上了我脖子上那條細小的項鍊，我跟他解釋不值錢，卻被他重重打了幾個耳光，罵我不老實。
項鍊被沒收後，他拉開房門，一腳將我踹出房間。我一個踉蹌摔倒在走廊上，恰好當時有個服務員路過。她硬是將頭扭向一旁，裝作沒看見一樣快步離開。
我從小身體結實，7歲被推薦進了體校。練習過十年的鉛球和武術，但那時卻不能保護自己。踉踉蹌蹌地回到出租屋，照了下鏡子，發現臉上青一塊腫一塊，脖子上像被蓋了幾個巨大的鋼印。我很傷心，跟男友哭訴，但他只是將手攤開，淡淡地說了一句:「錢，我要的是錢！」
凌晨1點半，我又被趕到了洪山廣場。掙不到錢，男友就不准我回家。他的眼裏只有毒品和錢。我對他的心也徹底死了，我不傷心，因為不值得。我只是感到孤獨和害怕，那天晚上，我不敢接客，就一個人鑽進廣場的樹叢里，死死地抱着一棵大樹，就這樣不知不覺地睡着了。
第二天醒來，我突然覺得自己不是在賣身，更是在賣命。內心充滿了恐懼，哪怕街上熙熙攘攘，我也膽戰心驚。那以後，我毅然地離開了男友。因為我明白了一個道理，感情其實是很扯淡的東西，世上最珍貴的還是自己。留着老命在，不怕沒柴燒。
我手上拿着一張中專文憑，原本不打算再繼續站街了，想靠雙手掙錢養活自己，但是專業卻不對口。我是從體校出來的，除了當體育老師，根本沒有一技之長。我年紀又這麼大，下半輩子還要生活，就咬咬牙，決定再繼續做幾年，等攢了點錢後就「金盆洗手」。
休整了段時間，我又來到了洪山廣場。我長了個心眼，首先得保證自己的人身安全，錢掙多掙少倒是小事情。
我很快跟廣場上的姐妹們熟悉起來，她們告訴我，幾乎這裏的每一個站街女每個月都被打劫，甚至還有幾個姐妹為此丟了性命。「怕，怎麼不害怕呢？！」每一個姐妹都這樣對我說。
去年有一段時間，有個幾個河南人很囂張，他們晚上一點多叫上一個小姐，然後帶到偏僻的地方打劫，就為了她們身上的手機和一點錢。他們找不同的小姐下手，連續一個星期沒有停手，搞得人心惶惶。從那以後，姐妹們就很少單兵作戰，絕大部分是結群行動，兩個人陪一個客人。雖然錢少賺點，但是比以前一個人單獨出去安全點。
「沒辦法，姐妹們只能聯合起來，一起保衛自己的安全。」記者和曉華在廣場上聊天的時候，一旁的一個略顯老態的女人突然插話，她痛心疾首，顯得很悲傷。「人身安全沒保障啊，光我身邊的『姐妹』就被殺了幾個。」「知道你們挺不容易的。」記者很認真地看着老女人，「你和我媽媽差不多一樣大哦，按輩分我得叫你阿姨。」老女人渾身一顫，突然結巴起來。「我的兒子……今年上大一。」
洪山廣場的站街女分為好幾個幫派:白玫瑰是在廣場裏面活動，她們大部分都吸毒，只要給錢她們就願意賣身，甚至單獨和客人出去，所以出的事很多。廣場馬路旁邊上的站街女屬於黑玫瑰幫，專門有一家「公司」管理我們。這個管理，就是每天在下班之後到公司那裏交30塊錢保護費，公司負責幫我們擺平公安、流氓和尋釁滋事的客人。
黑玫瑰的人都會自覺地交保護費，因為公司確實給提供了不少保護。沒有公司之前，經常有小混混來敲詐勒索，有些嫖客還公開打劫，我們敢怒不敢言。自從交了保護費後，再遇到這些事情時，一個電話打過去，呼啦啦就會來一大幫人。人多力量大嘛。哈哈，我大哥也是有名的黑道人物。
不過就算這樣，安全也還是沒保障，因為離開了洪山廣場的大本營，出了事，即使有再多的人趕過去支援，也是遠水救不了近火，遇到危險的時候，公司的人也愛莫能助，只能聽天由命。
被殺害的姐妹太多了。剛才還看到好好的一個大活人，說不定第二天就聽到她被殺害的噩耗，有時候感到生命真的很脆弱。都見怪不怪了，住在我隔壁的阿紅前年和客人一起出去後，被殺了。住在我樓上的小麗被打得重傷，現在還躺在醫院裏。樓下的玉子就是因為和客人頂了幾句嘴，被打得頭破血流，洗劫一空。
記者問她到底有多少黑玫瑰遇害，她拿着指頭一個一個掰數起來。「我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總之是很多，大部分都是無頭案。」她笑了笑，似乎在說一件與她無關的事情。
記者建議曉華，遇到打劫或者強姦可以報警，她笑我「很傻很天真」。
公司小姐的「幸福」生活
統一住宿、上下班有固定時間、遲到早退要扣錢、想幹活先交押金、定時接受身體檢查。
每3到5個女孩就有一個工頭負責嚴密看管，近百名女孩子被分成多批，居住在新修建的5層公寓裏。
這層大樓前年在華南某市的一個禽類交易的市場樓內拔地而起，此地號稱「中國最大野生動物集散地」，南來北往的商販給性產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客人。
女孩們原來交易的地點，一度隱藏在市場四周的出租屋。雖然客源穩定，但是由於人員流動性大，小姐們經常遇到綁架、打劫。以李姐為首的「雞頭公司」應運而生。「公司」將市場後新建的一棟六層大樓整體盤租，將房間裝修一新，安裝了空調、熱水器，招募了一批打手。附近大批站街女紛紛前來投奔，目前有七十餘人，年齡從16歲到26歲不等。「我們管理小姐的日常起居，並負責她們的人身安全。」公司的老鴇李姐對暗訪的記者稱。
為保護她們的人身安全，公司也費了番腦筋。不僅大門口有人放風，就算每層樓的樓梯口，甚至是發生交易的房間門口都有人把守。小姐為客人服務有固定的時間，一般是半小時之內，有專人計時。超過半個小時，老鴇就會派打手敲門，如果小姐沒有反應，就表示裏面可能出問題，打手們就會破門而入。
「這批人各個身懷絕招，刀槍棍都能夠玩轉。」老鴇李姐自豪地說，「整棟大樓都是我們的人，客人一般都會選擇忍氣吞聲。」
對於小姐的收入，公司抽取20％的管理費及15％的保護費。小姐如果外出得經過老鴇同意，並登記備案。「既然收了管理費，就得對她們負責。」李姐說，公司寧願少賺點，也絕對禁止她們提供「外賣」，更不提供「包夜」，如果被發現，不但要繳納上千元罰款，而且要被關「禁閉」。
「其實也是為了她們好，我們寧願過安穩的日子。」李姐笑着說，每個小姐對公司來說都是棵搖錢樹，「公司」希望細水長流，不願意讓小姐們冒這種風險。「可別小看了這七十多個女人，他們養活了整棟大樓的人。」
老鴇李姐掰着指頭介紹，公司為小姐提供一條龍的服務，吃、穿、住、行一應俱全，樓下還有小賣部，不出大樓就能夠生活得很好。「這裏有專門的廚師為她們做菜，有負責採購、衛生的後勤人員。」李姐告訴記者，為了更人性化管理，以吸引優質的小姐資源，公司允許小姐們拖家帶口， 「我們這有單間也有『夫妻房』，她們的老公或者男朋友可以住進來。」
李姐說，這棟大樓里就住着不少吃軟飯的男人，他們每天呆在房間裏無所事事，就等着女友或者老婆做生意賺錢。「其實大樓里男人多點，出了啥事情也有個照應，對公司的發展來說也是個好事。」
「這些女孩子不少人吸粉。」李姐將記者拉到一旁，大罵這些男人不是好東西，先是用感情騙取女孩子的信任，然後威逼利誘女孩子吸毒，用毒品控制住這些女孩，然後將她們帶出來賣淫，「她們每天所得到的錢都被這些男的領去了。」
公司管理下的小姐，平常很少上街，更很少出去玩。小姐娜娜私下向記者抱怨沒有人身自由，簡直跟坐牢沒有任何區別，但是現在也不得不這麼做。「我們這棟樓很安全的，小姐從來沒有出過事，安全程度達到百分之百。」娜娜笑着說，只要勤快點，哪怕公司提成很多，也還是能賺錢養家餬口，畢竟還有「薄利多銷」的道理。
「以前我賺的錢雖然多些，但是每天生活在恐懼中，沒有一點安全和歸屬感。」慕名投奔而來的小姐阿紅微笑着不斷點頭，稱現在的感覺很好，「很踏實、很幸福，儘管以自由為代價」。
（廉新鵬、周珊珊對本文亦有貢獻）
一冷一熱中的警方角色
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後研究人員趙軍認為，在我國，性工作是非法的，這就為警方預防小姐被害案件的發生出了個不大不小的難題。
他在調查中發現，其實，只要是「小姐」被害，警方對報案的「小姐」很少處罰。即便是老闆報案，也很少處罰。但警方往往不會公開對外發出十分明確的信息——我們不會處罰報案的賣淫者或組織賣淫者。
趙軍認為，警察在偵辦小姐被害案的過程中，了解了大量有關小姐被害的信息，形成了一整套有關小姐被害的規律性認識。從加害方動機的形成、侵害目標的選擇、作案地點的確定、犯罪手法的運用，到被害方陷於被害情境時的誤區、成功迴避危險或逃脫被害陷阱的方法，辦案警察都頗有心得。在正常情況下，出於預防犯罪的需要，警方會及時將這些實用性很強的信息與方法提供給潛在的被害人群，以利於他們免於被害。但問題是，小姐所從事的性工作是非法的，教授她們如何在性交易過程中避免被害，似有保護、支持、至少放縱非法性工作之嫌，似與警方厲行禁娼的法定職責相悖。
在調查中，趙軍發現了警方主動向小姐傳授自我保護方法的案例。這一處理方法在他看來「令人欣喜」的。比如湖北「7·3」系列綁架小姐案的主辦警官的做法。
警官們說，為了偵破「7·3」案件，偵查人員在被害人從業的那一片休閒髮廊聚集區展開調查，挨家挨戶做老闆和小姐的思想工作，希望他們能打消顧慮，為警方提供有價值的線索。還結合「7·3」案件中綁架者的作案過程，給老闆、小姐「支招」，以規避從業中的被害風險。例如，小姐跟客人到達包夜地點後，可借翻包、上衛生間等的機會撥通老闆的電話，然後再以與客人談話或自言自語的形式說出準確地點。這樣，一旦遭到綁架，警察就能夠迅速趕到予以解救。看到警方是真心保護小姐的利益，先後有兩名小姐承認曾遭受類似侵害。其中一位曾遭遇綁架的小姐向警方提供了一個手機號碼，也正是這個號碼，最終導致了整個案件的破獲。
另在湖北某市，也正是因為派出所的宣傳與提醒，令一名小姐倖免於難。此地的公安分局沒有像鄰近分局那樣取締「一人店」，但就「一人店」的危險向從業人員作了大量的宣傳工作。此地近年來連續發生小姐被殺的案子，派出所希望她們加強防範，同行之間要相互照應，有事及時報警。社區警察曾着重就此問題提醒過這名髮廊小姐。於是小姐與隔壁髮廊達成協議，遇到緊急情況就敲打兩家髮廊之間的木製隔板，相互救助，立即報警。在一人意圖殺人劫財的災難真正發生時，正是鄰居髮廊的報案和對面派出所警員的迅速到來，令這位髮廊小姐倖免於難。事後，這位被紮成重傷血氣胸的小姐出於自我保護，拒絕承認性交易的事實。因這一情節不影響案件性質的認定，也不影響對行為人法律責任的追究，考慮到被害小姐害怕被警方追究賣淫違法責任的心理，以及她已經受到的傷害，警方沒有繼續深究這一問題。
類似的預防措施，當地警方尚未大張旗鼓地深入展開。警方對此項工作的低調處理和「點到為止」，與集中警力的高調掃黃和「矯枉過正」的取締「一人店」，形成鮮明對比。
趙軍認為，在現時的法律政策框架和輿論氛圍之下，採用管理、疏導或幫助的方式防範性工作這一非法職業所帶來的風險，作為主管機關是要承受很大壓力的。很多人會自覺不自覺地認為，防範小姐在從業過程中被害，保護小姐在從業過程中的安全，就是變相保護性產業，是為性產業保駕護航。而後就會以各種理由批評警方治黃不力，放任黃毒泛濫，才導致小姐頻頻被害。
當年為防止性病、愛滋病而推行公共娛樂服務場所100%安全套計劃的時候，衛生主管部門也承受了類似壓力。好在當時有政府及相關國際組織的支持，主流媒體的聲音也是一邊倒，加上實施該計劃的衛生主管部門並不負有禁娼的法定職責，該計劃最終得以全面推展。
但公安機關目前所面對的局面頗為不同，尚不具備當年衛生部門所擁有的環境和條件。警方以管理、疏導或幫助的方式預防小姐命案還僅僅停留在個案式的嘗試階段，低調處理和「點到為止」是必須的工作策略。
趙軍認為，警察向從事性工作的小姐傳授降低職業被害風險的方法，不僅能在一定程度上預防小姐被害案件的發生，保護小姐的生命和財產，而且還可適當改變警察在小姐心目中單一而刻板的掃黃者形象，從而提高小姐被害後的報案率，促使性產業中的知情者向警方提供更多的破案線索，有效打擊犯罪。這顯然是一件有益於弱勢群體的權利保護，有益於社會治安，有益於公安工作的善舉。「生命權無疑高於『社會風化』，不管權利主體的身份如何。從這一點出發，警方教育小姐如何保護自己的生命或財產，也是完全合法的。這是肩負掃黃和打擊侵害小姐犯罪行為雙重職責的警察，在現行法律框架內所採取的，最為積極、最具建設性的預防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