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言論史上，曾經湧現了許多的時評家，然而，如果我們以「國家」、「人民」、「社會」這三項作為衡量言論水平的標準，張季鸞大概是最有影響力的一位時評家了。張氏生於1888年，卒於1941年，早年留日，與當時許多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一樣，張也曾經是一個反滿憤青。20歲張回國即投入報界，最早曾服務於革命黨的機關報《民立報》，因此，辛亥光復季鸞也不無小功。
入民國後，張季鸞曾擔任過當時中國第二號大報《新聞報》駐北京記者。不過，其興趣似乎仍在於政治，1916年開始任政學系機關報《中華新報》之總編輯，該系雖源於國民黨，但與孫文中華革命黨一派早已分道揚鑣，政治主張偏向於走合法議會路線，與既有權威勢力作妥協，與激進派不惜一切以武力解決時局之主張恰成對照。 1924年，《中華新報》停辦，張季鸞一度出仕，然不久仍回到報界，擔任已為政學系干將吳鼎昌、胡政之等人接盤的《大公報》的總編輯。從此張氏為這家報紙算鞠躬盡瘁了，也開始了他一生筆政的黃金時代。
張氏一生究竟為報刊寫了多少時評，似乎尚無人統計，從其勤勉敬業的性格來看，即使按一月10篇計算，其數量也在千篇以上。過世後胡政之曾將其評論選編二冊成書出版，號《季鸞文存》。據其知交回憶，張季鸞下筆迅速，言辭犀利，以敢罵敢講而聞名於世。張氏也曾稱自己要「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以鈍拙之筆，寫尖銳之文」。讀其許多文字，確實能讓人有如沐清風，如登高峰之感，越複雜的時局，讀其評論越能讓人醍醐灌頂，豁然開朗。特別是其主持大公報筆政時所揭之四大辦報方針（即不黨、不賣、不盲、不私），雖然在當時南北鏖戰中有自保之意，但對於當時習慣接受政客軍閥津貼之報界來說，這四條方針無異於一聲驚雷，它也讓國人第一次知曉「新聞媒體」真正應該扮演的角色。
張季鸞大概也是民國時代報人中對「新聞自由」體會最深者，他尤其注意到此種自由與民眾知識以及國家利益之間的關係。1936年6月，張季鸞在《大公報》撰寫過一篇社論，專門談及輿論與國民意識的問題，文中，張氏批評當時政府干涉本國媒體的報道自由，他認為，一旦國內有重要事件發生，當局最多也只能禁本國報紙刊載信息，無法控制外報，但是外報往往「以所屬國之利益為利益，且情狀隔膜，採訪不靈，故或為無意的訛傳，或為有意的妄議，或事出有因，而宣傳過甚，或部份近似，而全體失真。」同時，關心時事之人民，於本國報不得消息，只有求之外報。如果不信，又「別無反論之方法」，更不知真相何在。因此，「每有大事，社會輒現惶惑之狀，而謠言更乘之」。當謠言之勢力大於事實，報紙之公信也降於零點。是故，張氏建議當時政府，不論關於外患或內憂，應儘量宣佈事實，並隨時表示政府之態度意見。對於報紙紀載錯誤者，隨時告以事實，使其更正。至外籍通信社電訊之錯誤者，據事實糾正之。亦即採取積極宣佈政策，切勿消極封鎖。張氏最後語重心長告誡當局「總之，欲國民對國事盡責，首在使國民知悉時事，然後能識利害，辨是非，然後能真正形成一致的輿論。」因此，國家面臨局勢越是危險，則越需要集中民志，越需要依賴有聰明健全之輿論。否則不但民氣萎縮，失判斷之能力，對國家之損害亦不可勝言也。
張氏此篇社論雖然寫於70多年前，但是今天讀來，仍能感覺其識見之卓越，固然，張氏文中所談一國中本國外國報紙的問題眼下似不存在，但現今廣播電視與網絡，外部輿論之影響更甚於昔矣，或許國人可從張季鸞氏的語中稍得知識，能用更加聰明的辦法來處理內外問題，以免自陷於尷尬被動之境地。
蔣介石雖然生性固執，但是在對於輿論的態度上，他有時卻頗能從善如流，尤其對張季鸞之批評性意見，蔣多能接受。因此，儘管張曾經在報紙上撰文批評過蔣，然而，在整個三十年代，他依然成為蔣介石最重要的智囊之一。蔣在1941年前之內外應對舉措，尤其在外交方面的成績，可能也離不了張季鸞的勸諫之功。張氏離世後，蔣身邊便不大能找到這種有水平的諫客了，其後來的失敗或多少也與此有點關係吧。
樂之史，2008年3月24日
── 原載 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