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你猜對了，我所指的這個天下第一村就是華西村。天下第一當然是狂妄之語，不過一個意象如果不斷被重複，人們的認知會不知不覺被這個意象「俘獲」，似乎華西村真的天下第一，「天下第一村」這些文字自動就帶出了人們腦海里關於華西村的意象。獨裁者往往精妙的掌握了這種社會傳播的心理機制，通過他們手中的宣傳機器預設和扭曲着我們對社會的感受和認知。
不過探討這種心理機制超出了本文的必要，本文還是希望通過對華西村展現出來的一些現象的分析，來追問這些現象背後可能隱藏着的一些秘密。
多年以前我們就試圖探索這些秘密。我們特意去華西村走馬觀花了一把，查閱了一些資料，我的朋友見森寫了華西村系列文章，通過表面現象之間的矛盾來質疑華西村的光鮮形象，而我也在《再評華西村》的短文中對華西村進行了一番觀念式的轟炸。如今那些文字浮游在網絡，雖然多少激發人們對華西村的思考，但是起碼在枱面上華西村依然光鮮無比，天下第一村的招牌似乎魅力無限。於是幾年以後的今天，我想從更多的角度舊話重提，算是三評華西村吧。
一。村民的秘密
媒體呈現出來的華西村的典型圖景是這樣的：公路，公園，別墅，汽車。套用吳仁寶的說法是：田邊綠樹成蔭，河塘黃石駁岸，工廠整齊清潔，地面草坪成片，鳥語花香，人人喜氣洋洋，初步建成了社會主義現代新家村，成為江南田園風光旅遊中心。或者是「遠看像林園，近看像公園，仔細一看，原來農民生活在樂園」。這真是一幅典型的烏托邦圖景。
不過這幅圖景里缺失的最重要的元素是人。集體性的「人人喜氣洋洋」取代了一個個鮮活的個體的喜怒哀樂。那些參觀過華西村的人們一定也有印象，華西村更象是個人造景點，往往很難見到一個個普通的村民。華西村進出有門衛看守，萬米長廊空空蕩蕩。華西村有幾千居民，但是你不太可能隨意碰到他們。2003年，我的一個媒體朋友曾經試圖在華西村蹲點調查普通村民的感受，很快他發現華西村在應對媒體和參觀者方面太專業了，他感覺總是有一張無形的網把他和真實的地面給阻隔了。即使有時候他能突破預先設定的線路，詢問一些村民，他發現村民的回答也象標準答案。
今年9月份，強國論壇網友組織前往華西村探訪，但是後來披露出來的文字都是網友和華西村負責宣傳的黨委的座談會。華西村的黨委總是把華西村的普通村民給代表了，華西村居民似乎從來都是作為灰色的背景而存在，他們沒有自己的面孔，他們不發出自己的聲音。大約是同感於這種疑問，我看到有網友在質問：「華西村有沒有黑磚窯？有沒有童工？有沒有乞討？有沒有失學兒童和上不起學的青少年？有沒有看不起病的人？有沒有洗頭房？有沒有人炒股買彩票？有沒有人搞傳銷？有沒有麻將屋？有沒有賣淫嫖娼現象？有沒有賭博吸毒現象？有沒有包二奶現象？有沒有各地電視台法治欄目每天都有的爭家產爭遣產打老婆婚外戀鬧離婚現象？有沒有城管？有沒有因鄰里關係、勞動關係打官司的現象？」對這些問題，華西村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華西村似乎跟這些陰暗面完全絕緣。比如弘揚華西村主旋律的《華西之路》稱，全村達到了新「三無」——無賭博、無封建迷信活動、無重大刑事犯罪和老「三無」——無上訪、無告狀、無暗鬥。
華西村的村民似乎都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並且按照一定標準的程序機械化的生存。
有媒體報道「村中老人和無勞動能力者每月會有數百元的定額保養金。村裏的勞動力都在企業上班，他們沒有周末和節假日，早出晚歸，午餐在企業解決。一般村民工資不超過1000元，獎金則為工資的4倍左右，按分配方式，工資全領，獎金只發二成，另外還有部分分紅。
村里統一分配別墅、每戶配備轎車，錢則直接從股金賬戶中扣除。這些別墅和轎車村民沒有所有權，只有使用權。「當然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只不過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平等，比如吳仁寶的汽車是一輛車號是」蘇B-D0001「的奔馳600.
不過世易時移，如果僅僅從物質財富來看，哪怕承認那些財富是真實存在的，那已經沒有什麼值得炫耀了。從汽車洋房，百萬存款這些標準來看，廣東。浙江的很多農村都已經超過華西村。天下第一的頭銜早已經名不符實。當然，比這種空洞的名聲更重要的是華西村村民是否真正擁有那些財富，但是恰恰在這點上，沒有跡象表明華西村村民獲得更多自由來支配理論上屬於他們的財產。比如華西村新村約規定：華西村民「有家庭人員外出辦廠或經營，應得到村委同意。如未經同意，自由外出或自由經營，均由村委做出決定，即勸其退出企業，並全家遷移和收轉全家在10年內所享受的除工資外的一切福利待遇。這種不平等條約和帳面的富裕畫餅依然把華西村普通村民牢牢套住。
華西村村民是生活在樂土還是豪華的監獄？是什麼神奇的力量在操控着幾千華西村村民，使得他們幾十年來默默的接受着這種看上去相當機械化的生存方式？這個謎底，只能依靠時間，等待華西村村民自己站出來敘說。
二：吳仁寶的秘密
不過，華西村最大的秘密肯定和吳仁寶聯繫在一起。華西村的秘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吳仁寶的秘密，反過來說也成立，吳仁寶的秘密就是華西村的秘密。
無論如何，吳仁寶的經歷已經夠得上傳奇。一個基層幹部，可以歷經中國40多年政治經濟風波而不倒，這個單純的事實就已經頗為罕見。再加上依附在吳仁寶頭上的那些名目繁多的頭銜——江蘇省政協常委、全國小康村研究會會長、中國扶貧開發協會副會長、全國「村長」論壇組委會名譽主任等等，都印證着吳仁寶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這個人物背後隱藏着什麼秘密呢？
在我看來，要最簡單的下個判斷的話，那就是吳是一個政治經濟學大師。華西村的光環就是吳仁寶政治經濟學實踐的產物。吳仁寶外可以歷經中共幾十年的政治過山車，內可以安撫數千村民；虛可以獲得無數頭銜，實可以貫徹家族世襲，這份功力，早已達到武學大師級別。
吳仁寶在這方面的「才華」很早就已經顯山露水。1964年，年輕的華西村書記吳仁寶制定了《華西大隊學大寨十五年遠景規劃》，後來華西村成為赫赫有名的南大寨，而吳本人也成為中共十大（1973年），十一大（1977年）全國代表，後來江陰縣委書記這個職位可以理解為上級對他的犒賞。後來政治風向變化，大寨模式不吃香了，陳永貴大叔也下台了，吳仁寶的縣委書記當不成了，他算是可上可下，重新回去當了華西村的書記。不過作為大寨模式精髓的「政治掛帥，思想先行」的政治經濟學肯定深刻的烙在吳的思想中，並且在以後的20多年逐步發揚光大。在吳仁寶苦心經營下，華西村緊緊抓住各種政治標籤，在政治掛帥的道路上咬定青山不放鬆。華西村被譽為「是在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成長起來的先進典型，是中國農村發展的一面旗幟。」「華西的實踐，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動體現，是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生動體現，是中國共產黨人始終保持先進性的生動體現。」「華西村代表了新農村建設方向」。稍微有點現實政治感的人們都知道，所謂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其實都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政治套套，要認真追究，就等於說三角就是四邊形就是立方體一樣是一種風格荒誕的表述，要把這些本來無法兼容的東西無縫連結在一起，需要的就是徹頭徹尾的政治機會主義。
通常來說，對大多數企業家來說，政治關係是一種必要的成本，或者是保險費，通過支付這種費用，期望獲取必要的安全保護。因此，在很多知名企業，你可以看到企業主和國家領導人的合影，或者領導人的題詞，這滿足了一種虛榮，也提供了一種心理上的安全感。同時對於身邊虎視眈眈的尋租者或者獵食者也是一種政治警示，就像桃符對於惡鬼的警示一樣。大多數企業經營者並不指望這種政治關係變成生產力，直接產生效益。因此，在經營這種關係上，很多人是偶一為之。但是吳仁寶不一樣，他是把政治關係的經營當成他的主要生意來作的，並且一直經營到能產生經濟效益為止。做這份活，首先需要展示政治立場的絕對可靠。
我們可以從華西村的歌詞中找到一些端倪。其中有兩句據說是吳仁寶作詞的歌詞是這樣的：華西村的天是共產黨的天，華西村的地是社會主義的地。
這個歌詞上套共產黨，下套社會主義，實行了雙保險，確保華西村政治上不受到衝擊。類似的這種政治表白在華西村還有不少：。「六愛」——「愛黨愛國愛集體、愛親愛友愛自己」。在政治忠誠的表白上，已經有些赤裸裸。
有態度還不行，還要拿出行動。在這方面，華西村也是動真格的。比如1989年華西村就成立成立了精神文明開發公司。吳仁寶說：「這個公司負責全村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用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武裝村民頭腦。從表面上看，精神文明開發公司不產生經濟效益，實際上公司所產生的效果是無法用經濟來衡量的。全村人整體素質提高了，社會安定團結了，村風民風變好了，凝聚力增強了，這就是華西村的無形資產。精神文明開發公司受到了村民的讚賞，還走出了華西，服務全國。」在收入分配上，吳仁寶也時刻不忘套上各種政治符號。華西村民的收入主要有三個來源：一是社會主義按勞分配；二是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每個村民至少每年都可以分到3000元福利；三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資本分紅。
類似的這種政治話語在華西村到處都是，成為了華西一大特色。總之，這種政治表態的直白程度，惡俗程度，頻繁程度，和認真程度，都是非同凡響。
吳仁寶從來不從審美角度來考慮他的政治經濟學，他的出發點就是是否有用。恰恰在這點上，吳仁寶有他獨特的把握。他知道越是惡俗的東西，在特定的場合越是管用。如果這種政治表白和一個級別更高的幹部聯繫起來，人們會覺得沒有水平，或者起碼是不得體。但是吳仁寶卻是一個農民，一個村支書。在真正的政治精英眼裏，他們自然和土裏土氣的意象連接在一起的。吳仁寶是個有智慧的人，他知道以他的身份，怎麼說話最妥當。那些精心包裝的，意味深長的模糊話語是絕對不合適從他嘴裏說出去的。他可以倚老賣老或者以土賣土，對莊嚴的政治口號進行一番創造性轉化而得到賞識，那些最直接的，接近於粗鄙的政治表白是最符合他的身份的。想當年，陳永貴大叔一幅農民打扮不是深入人心嗎？忠字舞流行全國，原因肯定不是舞蹈本身的美感，而是這種舞蹈符合當時特定的政治心理學。華西村的這種村歌在功能上就類似於忠字舞，雖然直白，但是可以給予政治精英一種心理上的優越感，起到一些心理按摩的作用。華西村的天是共產黨的天，華西村的地是社會主義的地。而天地之間的廣闊空間，則是吳仁寶的空間。與此對應的是，吳仁寶並沒有更大的政治野心，他僅僅要求對華西村實質掌控，對其他政治同類構不成威脅。相反，縣級，地市級，甚至省級的政治人物卻可以充分利用華西村這個符號，進行政治謀利，大家可以雙贏或者多贏。
僅有政治效忠的表白是不夠的，因為政治氣候多變。中共最近40來年，雖然名號保持不變，但是實質上的經濟社會政策已經連續大幅度轉彎，大多數中共自己樹立的典型都因為跟不上潮流而湮沒。最近二三十年，中共的政治標籤日益泛濫，那些掉頭不及時的政治大小作坊都闡述着「後浪追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的悲壯故事。大寨，大慶，小崗村是其中的一些故事。通過吸取這些政治企業的教訓，吳仁寶已經具備了無人能級的政治變色功能。他從來不諱言他對政治的關注，他每天早上聽新聞，晚上看新聞聯播，琢磨政治風向的變化，並且用他自己的乾坤挪移招式及時更正華西村這艘小船的方向。吳仁寶的一個訣竅是他雖然緊跟潮流，但是他從不跟的太緊，因此在潮流變換時候的，他總能及時掉頭。在華西這個一畝三分地上，他從來不含糊，是一直牢牢掌握在手中。用他自己的話說，不能光聽領導的，特別是當一陣風颳來時，不能隨風倒、跟風轉，不能領導說幹什麼就幹什麼，要牢牢掌握住自主權。他說的用「形式主義對付官僚主義」就是對中共政治生態領悟之後的一種策略。
在這個過程中，吳仁寶不是沒有起落。從江陰縣委書記貶回華西村書記應該是挫折之一。在上個世紀末和本世紀初，因為產權不清晰，集體體制內在缺陷導致的蘇南模式已經逐步走向衰落，蘇南大部分村鎮集體企業已經改制，而華西村也承受巨大的壓力，光環逐步黯淡，吳仁寶也高調隱退。但是2005年以來，新農村建設的口號逐漸響起，而吳仁寶適時的抓住這個契機，提出「幸福就是社會主義」，華西村成為新農村建設的方向。華西村重新成為政治正確的符號之一，吳仁寶也重新煥發政治生命。連中共黨魁胡錦濤也對吳仁寶說三聲感謝。吳仁寶也被選為17大代表，這是繼10大，11大之後重新成功為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一時之間，老書記光芒萬丈。
吳仁寶以他的政治智慧，加上狐狸一般的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在中共的政治叢林裏雖然遭遇一些暫時的挫折，但是最終存活下來。
吳仁寶有理由感到滿足了，甚至可以嘲笑那些比他牛比的政治精英。在生存競賽這個遊戲中，又有多少風雲一時的政治精英可以玩的過他呢？他雖然位處中共權力金字塔的底端，但是卻可以憑藉華西村這個政治支點，把他自己送到名譽和光環的頂點。
值得一提的是與華西村處在同一序列的所謂全國名村，河南的南街村，浙江的滕頭村等等，表面看來，似乎都是一個模子刻畫出來的。只不過在這個同台競爭中，吳仁寶對政治經濟學的領悟和運用都更加到位，因此最終才能脫穎而出。
三：致命的秘密
幾年以前，吳仁寶宣佈高調退休的時候，他的四兒子吳協恩被全票當選為華西村黨委書記，完成了新老交替。當時媒體的關注集中在吳仁寶是否在搞家族制，因為在新一屆的華西黨委中，吳仁寶家人佔據了顯赫的大部分。
但是嚴格說來，華西村黨委換屆和華西村村民沒有多大關係，這是某個政黨內部的基層分支機構的更換，和普通的華西村村民何干？華西村村民委員會選舉換屆才是真正的大事件。
讓我們先引用1998年正式實行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一些條款：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
村民委員會辦理本村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見、要求和提出建議。
村民委員會依照法律規定，管理本村屬於村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財產，教育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資源，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
村民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和委員，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
這些條款都明白無誤的說明了華西村村民委員會的功能以及它的產生方式。但是在華西村，這個最重要的機構和它的領導層似乎更本不見蹤影，媒體也基本沒有關注和報導。我自己費了好大的勁才從網絡上找到語焉不詳的一句，那就是吳仁寶的二兒子吳協德兼任村委會主任。其實再把時間往前推，我發現吳仁寶大部分的角色就是華西村的黨委書記，而不是村長。很多報導把吳仁寶稱為老村長，其實這是不確切的，吳仁寶並不是村長，而是華西村的黨委書記。
根據法律規定，村民委員會才是華西村集體的合法代表機構。華西集團在2006年的銷售額已經是超過300億的龐大產業，固定資產有30個億，並且華西集團一直自稱是集體企業，其中90%的資產屬於集體。因此，華西村村民委員會有可能是中國掌握最大量資產的村集體。從權利的歸屬和承接來看，最正當的邏輯無疑是通過華西村村民-村委會-企業管理層層層授權來經營管理華西村的集體資產。
而在現實中，華西村村委會的主要作用是負責後勤及服務，而黨委會卻在行使着集體資產的代表功能。黨委會怎麼會變成集體資產的代表者呢？一種可能性是華西村所有村民全體入黨，然後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獻給黨，然後再由黨委會來行使資產管理功能。但是沒有任何信息可以證明這種假設。
把法律規定擱置，缺乏來自村民的必要授權，華西村黨委自動的變成集體資產的代表，說到底，這就是一種僭主政治，這是一個致命的秘密。公開的說法是，華西村的領導體制的總體組織構架是：黨委領導制+村民自治制+現代企業制度。而實際上，誰獲得了黨委的領導職位，似乎就自動獲得了華西集團的領導職位，在黨委領導制和現代企業制度中間的村民自治制則失去了蹤影。另外一方面吳仁寶通過主導黨委人事安排，實際上又把華西集團變成了他的家族企業。在眾目睽睽之下，吳仁寶導演了一個從黨天下到家天下的故事。吳仁寶以他的政治光芒遮蓋了這個致命的秘密。
在這裏，也許可以說點題外話。那就是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的基層直接選舉，這些年，在浙江等地已經演變成為一種最重要的基層政治操練，我也有多篇文章敘述這些故事。而大家並不陌生的廣東番禺太石村的罷免村官的故事肯定並沒有從人們的記憶中抹去。在一些研究中國演變的學者眼裏，基層選舉被認為是一場靜悄悄的革命。通過基層選舉，中國最廣泛的群體受到了「競選，選票，投票，程序，私密投票」等現代基本政治遊戲的洗禮。通過選舉以及選舉程序的授權——儘管仍然不完善，但是最基本的村級自治機構村民委員會獲得了必要的合法性基礎，不再成為集權體系壓制村民的工具，也給予一個抽象的村級集體和集體企業注入了實質性內容。
從1988年開始的基層民主選舉，迄今已經進行了很多輪，全國60多萬個村委會幾乎都實現了直接選舉，但是在華西村卻看不到一絲痕跡，村民如何投票？有沒有賄選故事，有沒有競選故事？在吳仁寶的主導下，現在的村長是否也是全票當選？而在很多農村非常普遍的村委和村支部之間的矛盾，在華西村是如何調和的？這一些疑問沒有任何答案。
現在的華西村已經是個擁有3萬多人口的超級村莊，如果真正可以實行直接民主選舉，那麼在功能上已經相當於鄉鎮直選，它所喻示的含義將是非常深刻的。在我看來，只有通過選舉的演繹，做實地方自治的空間，才能真正代表新農村建設的方向——自由，自主的鄉村公民社會建設。
僅僅擁有鈔票，而不擁有選票，華西村只能成為吳仁寶的天下第一村，但是永遠不會成為華西村村民的天下第一村。
吳仁寶的光環還能把這個秘密遮蓋多久？
四：不能說的秘密
對華西村有一定了解和的人們，如果細細思量，總會覺得這裏的政治氛圍似曾相識。比如大幅的標語，各種主義的碎片，以及政治話語在生活中的滲透。在文化感受的意義上，華西村的這套政治生活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就是昨天或者前天的模糊記憶。如果更近一步，對比這些氛圍後面的政治機構，也會發現華西村模式和中國政治機構的高度雷同。這種雷同，如果不是吳仁寶有意為之，便是通過潛意識的一種模仿。
北京實行一國兩制，華西實行一村兩制。黨國不分在華西村變成了黨村不分。
北京有中宣部，有精神文明辦，有黨校，華西村也有它自己的宣傳思想機構，有御用文人（我看江蘇省委黨校吹捧吳仁寶的某教授就有這個嫌疑），也有黨校。
吳仁寶自稱崇拜鄧小平，鄧指定接班人，退而不休。吳仁寶也指定接班人，也要搞「扶上馬，送一程」的政治輔佐。吳仁寶從華西村黨委書記的位置「隱退」後，兼任了三總辦主任外，如同鄧小平當年當中顧委主任，實際控制着局勢。
我以前認為，通常地方政治人物沒有樹立某種輿論或者理論權威的衝動，各種版本的理論創新是最高領導人的政治特權。令人驚訝的是，在中共的最低領導人那裏，這種理論衝動居然也可以表達出來。吳仁寶思想就是華西村的聖經，吳仁寶語錄可以和國家領導人語錄左右並列。
這種類似的同構化現象還有很多很多，某種意義上，華西村變成了當今政治制度的一個鏡像，折射着核心政治層面的演變，矛盾，荒誕…。
這種雷同背後必定有更多的政治文化基因的作用。華西村就是一隻麻雀，裏面的五臟就是北京的政治基因培育出來的。華西村的這些秘密在北京都可以找到完美的對應物。而通過這個對比再來看待這些所謂的秘密，其實也就沒有那麼神秘了。華西村的這些小秘密，就是極權主義的一個微縮景觀，只不過看上去更象一個安樂的動物莊園。
對不起，這個其實是不該說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