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信仰馬克思主義到重新認識
二、「四人幫」垮台後各種政治力量的角力
三、1979年1月的「理論工作務虛會」
四、我的思想解放之路
五、「清除精神污染」及其破產 
六、「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波瀾 
七、山雨欲來――1988年「三中全會十周年理論研討會」 
【注釋】 


    中共領袖毛澤東相信掌握「筆桿子」，亦即控制意識形態對於取得政權並鞏固政權，和掌握」槍桿子」一樣重要。因此，無論在奪取政權之前還是在掌握政權之後，中共均極重視製造輿論和控制意識形態。只是在中共建國以後，由於其所作所為與其奉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相差太遠，為了維持其虛偽的合法性，控制意識形態更形嚴厲。 

    我曾在中國大陸長期從事思想理論研究，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以後，我參加這種工作更多，有一段時期還擔任某一方面的領導工作。現在擇要將「文革」以後中國的意識形態鬥爭和我自己在其中的思想變化筆之於書，或能有助於了解20世紀80年代中國思想理論界在追求民主化與現代化的過程中之嬗變。 

一、從信仰馬克思主義到重新認識  

    意識形態（Ideology）一辭，源出希臘文的Idea和Logos，字面的含義是「觀念的知識」，但國際學術界對此有多種解說。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如中國，比較廣泛採用的觀點，是馬克思所說的由經濟基礎所決定的上層建築的第二個方面：制度的意識形態，觀念和信仰體系。這個體系包括社會輿論，道德觀念，理論體系，政治思想、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我採用這個概念，因為它最能概括地反映思想、文學、理論各個方面。 

    共產黨在理論上承認意識形態有重大作用，相信意識形態會形成某種政治氣候，影響政治的發展，因此，向來利用意識形態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或武器並對意識形態的控制極嚴。他們不容許不同意見出現，一旦出現，即便是在萌芽狀態，就要展開批判。這就是所謂的意識形態鬥爭。在1978年以前，這種意識形態的鬥爭是單方面的，只有自上而下的批判，沒有人能夠或敢於對上層領導提出不同意見，更不要說反駁了。一旦受到上層領導的批判，被批判者便失去發言資格，無權反批評，甚至還要被「專政」。廣大的知識分子沒有可能、也沒有膽量為維護自己的觀點而堅持，而反駁。更常見的是人們隨着領導者的指揮棒轉，指到哪裏，批到哪裏。在「文革」時期，「四人幫」提出「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的理論並付諸實施，對意識形態的控制達到荒唐的地步。凡是不同意毛澤東思想的人，都被視作階級敵人，遑論批評和反批評的辯論。 

    「文革」以後，特別是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決定實行改革和開放政策，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較過去放鬆，雖然歷經曲折，畢竟有寬鬆的時候。這就為不同觀點的提出以及不同見解的論戰、批評和反批評提供了可能。正如李洪林所說，「在1978年以後中國思想界大體上就在這種『批判—沉寂—活躍』和『再批判—再沉寂—再活躍』的周期中度過的。」 

    1．「文革」以前的學術大批判 

    學術大批判是中共進行意識形態鬥爭的一種重要手段，其做法往往是先確定批判對象，包括人和觀點，然後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進行批判，聯繫其歷史和階級出身，最後變為政冶問題，連人帶觀點一併定性整肅。中共領導人雖然也說要區別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但實際上學術大批判往往引導到政治鬥爭，有的學術批判是預謀為政治鬥爭開路，有的學術批判本身就是政治鬥爭。中共執政以來，學術大批判一直是控制意識形態以至控制政治的一個重要手段。 

    1951年春，毛澤東親自發動和指揮批判電影《武訓傳》，開了政治干涉文藝和由學術批判上升到政治批判的惡劣先例。此後，在文學、哲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大批判綿延不絕，如批判梁漱溟思想、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 55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從此萬馬齊喑。但毛澤東意猶未盡，1962年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階級鬥爭為綱」，在學術思想界到處找靶子批判，被羅織罪名加以批判者不勝枚舉。1965年，從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鄧拓的《燕山夜話》和吳晗、鄧拓、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記》開始，揭開了「文革」序幕，隨即「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文革」期間，學術大批判、政治大批判不可計數，批判的對象居然有世界著名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以及中國古典小說的主角宋江等，簡直患了「批判狂」。 

     2．我在「文革」以前的學術大批判中 

    在1949年到1978年這歷時29年的「學術大批判」狂潮中，像我這一代研習社會科學的知識分子在其中起的是什麼作用，值得反思，俾使後來者汲取教訓，少犯錯誤。為此，簡單敘述我的經歷，對於了解知識分子在中共政權下的情況，應該是有意義的。 

    我於1941年畢業於上海南洋模範中學，該校以理工科著名，我是少數對社會科學感興趣的學生。後來入上海交通大學財務管理系。 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我轉學到重慶大學會計統計系。大學畢業後先就讀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後轉學南開經濟研究所，當時學習和研究的都是資產階級經濟學，主要是從馬歇爾（Alfred Marshall）開始的新古典學派經濟學到凱恩斯學派經濟學。南開經濟研究所是著名學府，藏書豐富，教授有蔣碩傑、劉大中、吳大業、徐毓楠、陳振漢等著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凱恩斯學派在南開經濟研究所有很大影響。 

    1946年，當我在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就讀時，正值國共短期合作。中共在上海馬斯南路有一處周恩來公館，該處的許滌新和劉方華（現名蔡北華）經常到復旦大學聯繫學生，舉辦讀書會和時事座談會。許滌新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我在重慶大學讀書時常在重慶《新華日報》上讀到他的文章，頗為心折，在上海和他建立了良好的友誼。經他介紹，我開始讀沈志遠的《政治經濟學大綱》和馬克思的《資本論》，覺得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社會很有道理。我當時還不能完全轉到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而是二者並讀，認為可以互相補充。同時，許滌新也推薦我讀一些中共文件和毛澤東的著作，我覺得新民主主義符合中國的實際，頗有道理。 

    1949年初天津解放，是年夏，我在南開經濟研究所畢業，取得碩士學位。當時和我一起取得碩士學位的有聶寶璋、吳兆契，我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批碩士。不久，中共便取消學位，一直到1978年以後才恢復。 

    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乃大學集中地區，為了改造和吸收青年知識分子，中共於1949年7月在清華大學舉辦「華北各大學畢業生暑期學習團」，參加者約三百人。中共中央對學習團十分重視，記得任弼時、薄一波、黃松齡等都去做過報告。當時中共正處於上升期，挾軍事勝利之威望，注意團結，實事求是，注意說服，銳意進取。學習團各級領導和工作幹部均以身作則，艱苦樸素，謙虛謹慎，平易近人，給人以良好印象。學習歷時兩個月，學習了馬列主義基本常識、新人生觀、毛澤東著作（主要是《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以及中共的文件、政策、法令。當時的學習團空氣比較自由、民主、舒暢，加以當時宣傳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強調建設一個自由、民主、獨立、富強的新中國，與國民黨政權的專制腐敗成鮮明對比。我和大多數學員一樣，思想上自願擁護中共。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我應許滌新之約去上海。當時許滌新主持華東財委，因缺乏幹部，於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辦了一個研究班，訓練適應新社會要求的財經幹部。我在該班任助理研究員，系統地學習和研究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哲學、毛澤東著作和中共的政策法令，對中共的理論和政策有進一步的認識。中共當時以較快的速度恢復了生產，制止了國民黨政府遺留的惡性通貨膨脹，掃除了舊社會的娼妓、吸毒、賭博等醜惡現象，上海市長陳毅對知識分子禮遇有加。這一切使我對馬克思主義及中共的理論政策更有好感，用共產黨的說法就是越來越靠攏黨，成為黨的培養對象。當時復旦大學的共產黨領導人多方啟發我入黨的要求。 

    中共建國後採取對蘇聯「一邊倒」的政策，全面學習蘇聯。從中央開始，各個領域大多聘請蘇聯專家作顧問。中國人民大學各系、各主要教研室都聘有蘇聯專家，徵調全國各大專院校骨幹教師去學習。我於1950年秋被派到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進修。在人大，蘇聯專家講授馬列主義基礎（實為蘇共黨史）、政治經濟學和哲學，課本以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為主，兼讀一些蘇聯教材，資產階級經濟學則成了批判對象。蘇聯式的訓練是很嚴格的，但大部分是教條主義的。後來有人說，中國人民大學聘蘇聯專家講課，使教條主義流毒中國社會科學界。 此話一點也不錯，這種流毒長期影響我的教學和研究。 

    因復旦大學急需經過訓練的教師上課，一年後我即回到復旦大學擔任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工作。政治經濟學是基本的政治課之一。這時大學的課程採取蘇聯的教學方法，講稿都在教研室內討論過，極為教條拘謹，每年的修訂也是跟着共產黨的政策的改變而變化。 

    我經過多次申請，於1953年7月被批准加入中共。因為高級知識分子中的黨員比較少，我轉正不久即兼任黨的工作——經濟系教師支部書記和經濟系總支副書記，當時稱為「雙肩挑」，即既擔任黨的工作又擔任教學工作之謂。當時黨內教育主要是要求每個黨員作一個可靠的螺絲釘，黨指向哪裏就打向哪裏，絕對不允許有不同意見。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是：當時的黨委副書記王零曾批評一個黨員說：「他有幾個腦袋， 敢向政治局委員提意見？」 

    我在復旦大學那幾年，參加了多次運動，從土地改革、思想改造，到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傾、大躍進，在運動中算是「經受了考驗」。在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和1959年的反右傾鬥爭中，因為我說實話，反對浮誇和大煉鋼鐵，並與被冤枉打成「右派分子」的洪文達關係較好而受到批判。但我先後受到上海市委教育衛生工作部湯德明和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楊西光的保護，得以過關。據悉，楊西光當時曾說：「我們剛培養了一些人，若都打成右派，我們就沒有人了。」 

    1959年我被調到上海市委理論刊物《解放》雜誌社任編輯，該社主要編輯有馮崗、馬達、欽本立。他們三人因反右運動中的言論受到「嚴重警告」處分，但他們在編輯部中仍有不少自由言論，使我很受啟發。1962年中國處於「三年困難時期」，各省市的理論刊物一律撤銷，上海的《解放》雜誌亦然。我被調到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理論組工作。當時的宣傳部長是夏征農，副部長是俞銘璜。俞銘璜主管理論組，他有文化人的氣質，思想解放，對我亦有啟發。 

    不久，中蘇論戰愈演愈烈，中共中央調集大批理論工作者去北京參加論戰的準備工作。我被調到北京參加《人民日報》領導的《五評 ——戰爭與和平》的資料研究工作。當時，《九評》的各組都要編出五本書，供正文寫作者參考。我們這個組最後編出的五本書是：《馬恩列斯論戰爭與和平》、《毛主席論戰爭與和平》、《修正主義者論戰爭與和平》、《鐵托論戰爭與和平》和《帝國主義者論戰爭與和平》。寫文章要找出「理論根據」，是當時中國意識形態領域的風尚。 

    1964年完成編書任務後，我被《人民日報》社調去任理論部經濟學組組長。1965年秋，我奉命去北京附近的房山縣參加「四清」運動，任該縣天開公社上中院大隊的四清工作組組長。 

    1966年夏秋之交，「文化大革命」開始，我從」四清」工作組回《人民日報》社，不久就被批判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先是「靠邊站」達數年之久，後來被調離理論部到國際部做資料工作，也被多次下放到《人民日報》的「五七幹校」從事體力勞動。和大多數幹部一樣，在十年動亂中，我不能做自己的本職工作，不能研究，不能寫文章，不能講課，虛度我從43歲到53歲的十年寶貴時光。但也幸而因此，我沒有寫過任何支持 「四人幫」觀點的東西。 

    從我的經歷來看，我本來是一個嚮往民主自由的知識分子，在中共的思想改造、黨的教育和各種運動的「鍛煉」中，逐漸變成一個聽話的幹部、忠誠的共產黨員。我深受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實為斯大林主義）的影響，盲目地相信共產黨的領導和毛澤東是不會犯錯誤的。有時感到想法不一致時，總認為自己不是無產階級，受的鍛煉少，錯誤的不會是黨和毛澤東，而是自己動搖、立場不堅定的表現。直到養成一種習性——沒有獨立人格，不會獨立思考，盲目遵從黨的領導，貫徹黨的指示。有一個例子很能說明我的這種習性：1961年我在《解放》雜誌工作的時候，人民公社正在推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開始時，「隊」指的是生產大隊，我奉命寫一篇文章，闡明生產大隊作為基礎是符合生產關係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不久，上面又說「隊」是生產隊了（即俗稱之小隊），於是我又奉命寫另一篇文章，闡明生產隊作為基礎是符合生產關係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的，好像前一篇文章根本沒有寫過一般。實踐證明，無論怎樣解釋，「隊」都是不行的，因為連人民公社本身都是不符合經濟規律的。可見這種盲目聽從領導指示的論著，毫無科學性之可言。 

    在「文革」前的學術大批判中，我雖然也受過一些批評，但因為一向是個聽話的幹部，與領導的關係較好，所以往往在被批判而檢討以後，受到領導的庇護。另一方面，在知識分子的良知與聽黨的話發生矛盾時，我往往把聽黨的話放在第一位，不能堅持良知所要求的真理。因而在學術大批判中，我往往成為共產黨的「可靠助手」。 

    中共組織學術大批判，大致分為幾種不同的情況，我曾在不同的情況中起不同的作用。 但是從來不能站在被批判人的一方與領導抗爭。 

    一種是配合運動的學術大批判，主要是由黨中央通過中央宣傳部和各級地方宣傳部來組織。先在擔任領導工作的黨員幹部中，然後在一般黨員中開「打招呼會」，然後正式佈置，告以批判的目的、任務以及黨員幹部和黨員的作用。如在抗美援朝中反對「恐美、崇美、媚美」思想，在「反右派運動」中批判各種「右派」言論。這種批判沒有人能置身其外，都要在會上表態，發言批判所謂的錯誤思想並鬥爭所謂犯錯誤的人，最後在會上做出結論。如果黨員在這種批判中表現不積極，就要受到處分。 

    一種是黨的宣傳機關，特別是某些自認為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領導人，發現某些他們認為是違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言行，就首先組織少數人議論，確定錯誤的實質，準備組織批判會。一般先是地方上的、比較小規模的學術批判會，然後逐漸擴大，有的可以成為全國性的批判會，甚至轉化為政治鬥爭會。以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為例，開始是文藝界的批判，我可以不參加，因為我不是文藝界的；一旦升級為「反革命集團」，所有的知識分子都要學習毛澤東為《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寫的序言和按語，參加聲討大會。 

    如果與我的本行有關的，往往一開始就被徵集。例如1963年上海市委發現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李平心的「生產力論」不符合毛澤東思想，上海社會科學聯合會會長羅竹風就召集上海哲學社會科學界的學者，傳達上海市委的看法，要大家討論。實際上市委的看法已是定論，找少數人議論，只不過是說服、通知。然後就安排批判會，參加會議的人分工寫發言稿和文章。但由於這個問題學術性較強，難以升級擴大，學者可以藉口與自己的專業不對口，根據自己的看法參加或不參加。如果是由中央組織的，目的性較強的，如對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的批判，開始限於哲學領域，後來升級到「否定辯證法」、「否定三面紅旗」，於是各個學術領域都要參加批判。當時我在《人民日報》工作，就奉命寫了一篇在經濟建設方面批判「合二而一論」的文章。有的批判變成長期性的，如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和中宣部1963年批判孫冶方時，號召全國各地經濟學界參加批判，並在北京組織雙周座談會連續批判孫冶方。我有次從上海出差去北京，中宣都還要我去參加雙周座談會。 

    總之，應該承認，我在「文革」前的學術大批判中曾起了助紂為虐的作用。恐怕今天的一些思想解放，被中共視為「異議分子」的人士，當年很少能夠抵制這些學術大批判，只是在參與程度上有所不同罷了。此乃形勢使然。直至「文革」結束以後這種情況才開始有所轉變。 

    3．為批判「四人幫」作理論準備 

    1974年鄧小平第一次復出時在國務院建立了一個「政治研究室」，集中了一批」文革」前曾在思想理論界擔任領導工作的人，如胡喬木、鄧力群、于光遠、林澗青、馮蘭瑞等，也集中了一些年輕的理論工作者。該研究室作為鄧小平的思想庫，研究「四人幫」的論點，分析理論界的動態，為鄧小平的政策提供理論依據；也組織小型研討會，團結理論工作者，同時傳達鄧小平的一些想法，寫文章進行宣傳。政治研究室做了大量的工作，其成員以輔佐鄧小平、打倒「四人幫」為己任，並為日後的思想理論工作打基礎。所以他們思想比較解放，鑽研得比較深，也比較實事求是。我當時還在《人民日報》「靠邊站」，因為以前和于光遠有舊，遂經常走訪政治研究室，並和該室成員建立了較好的關係，經常交流一些情況和意見，參加理論討論，承擔一些任務。這對我日後的思想轉型很有益處。 

    1975年11月，毛澤東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政治研究室成了被審查批判的重點。該室有一名龍姓青年起來造反，奪了研究室的領導權，開展揭發批判。當時，胡喬木給江青寫材料揭發鄧小平。江青不但把胡喬木的交代揭發材料在黨內散發，還交給紅衛兵小報刊載。但于光遠、馮蘭瑞都堅決地頂住，不批判鄧小平。這時我已經不能走訪政治研究室，但和于光遠、馮蘭瑞等仍保持密切接觸，經常交流並討論思想界的情況、「四人幫」的謬論以及馬克思主義問題，彼此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1976年爆發了「四五運動」。這是從南京發起的一場紀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實際上是針對毛澤東）的廣泛的群眾運動，到4月5日在天安門達到高潮。這場群眾運動雖然被鎮壓下去，但為不久後粉碎「四人幫」奠定了社會基礎。毛澤東雖說「鎮壓得好」，但事實上他知道自己已喪失民心，運動的矛頭是針對他的，因而病勢加重。9月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失去了最大的保護傘，終於在1976年10月上旬被「一舉粉碎」。此際，遲浩田被黨中央派到《人民日報》社從事整頓，以清除「四人幫」的勢力，我從國際部回到理論部。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該決議在論述粉碎「四人幫」的勝利時說：「我們的時代進入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這固然不錯，但是秦始皇的專制陰影仍在，「文革」結束後的十餘年，又是幾番風雨。這十餘年間，我在意識形態鬥爭中幾歷滄桑，飽經踣跌；但是在對馬列主義理論的認識上，特別在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於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態度上，倒也不乏一些轉變中的收穫。事後思量，竟有類似衝破羅網。自由呼吸之快！ 

二、「四人幫」垮台後各種政治力量的角力  

     1．理論工作者主動參與批判「四人幫」 

    「文革」造成了空前的災難。在政治思想領域徹底揭發和批判「四人幫」的罪行及其流毒，進而糾正「文革」和歷來的左傾錯誤，是「文革」後的重要理論任務。于光遠在批判「四人幫」的鬥爭中起了積極作用。如前所述，早在1975年，政治研究室的成員就組織了一批理論工作者研究 「四人幫」的謬論。「四人幫」被粉碎後不久，于光遠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組織更多的理論工作者整理和研究「四人幫」的謬論，擬定了應予批判的謬論目錄，確定批判文章的題目，組織適當人選參加寫作。最初只有少數人聚集在史家胡同于光遠家中，夜以繼日地工作。于光遠抓了兩本書的寫作，一本是林子力和有林執筆的對 「四人幫」歪曲生產力作用的批判，另一本由馮蘭瑞和我執筆，書名為《對「四人幫」歪曲按勞分配理論的批判》。于光遠還就這兩個問題組織多次討論會。馮蘭瑞和我也寫了幾篇文章刊登在《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上，先於中共中央文件率先在經濟學界開始批判「四人幫」。我非常投入地參與其中，大家心情舒暢，意氣風發，似乎感到新時期確實要來了。 

    中共中央1976年底才開始發佈文件揭批「四人幫」,於1976年12月10日、1977年3月6日和9月23日，先後發表了《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罪行》的三批材料。其中第三批材料的重點是揭批「四人幫」反革命罪行在各方面的表現,力圖從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等方面進行理論上的批判。這三批材料怕觸及毛澤東而顧慮重重，講得不徹底，但在促進和推廣對「四人幫」的揭發批判方面仍起了一定的作用。材料的公佈打破了一些人的顧慮，動員了更多人參與批判「四人幫」和左傾錯誤路線。以前于光遠組織的理論討論會參加者不過一、二十人，此時動輒數十人以至百餘人。很多大學如北大、人大的教師也參加了這些討論會。在討論會的基礎上，于光遠提出一項很有遠見的建議：分別成立各種「學會」，如按勞分配研究會等；然後由小到大，組織包括這些小的研究會在內的較大的研究會，如經濟研究會等。這樣，不但組織了群眾，還為未來的市民社會奠定基礎。因為這種學會是民間組織，不受任何其他組織的控制。我積極協助于光遠開展這項工作。 

    2．體制內外的四種政治力量 

    「四人幫」垮台後中央提出的口號是「撥亂反正、正本清源」。「亂」指的是「四人幫」和「文革」時期提出的種種謬論和錯誤政策，對此大家均無異議；至於什麼是「正」，當時沒有深切的研究，但解釋卻有不同，總的提法是「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但其中內容便各有解釋了。 

    有人認為，毛澤東思想路線就是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文革」之所以犯錯誤只是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干擾和破壞，因此，排除「四人幫」的干擾和破壞，回到毛澤東思想路線就對了。這些人就是後來所稱的「凡是派」。 

    有人認為，「文革」前，特別是50年代中共的理論和政策就是馬克思主義路線，50年代是中國的黃金時代；毛澤東在「文革」時的理論和政策有錯誤。排除這種錯誤，回到「文革」前，特別是回到50年代中共的思想路線，就萬事大吉了。這可以稱為「還原派」。 

    有的人認為，「正」不是指特定的時間和特定的理論及政策，凡是不符合社會發展要求的，不符合現代化要求的理論政策都要改。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不能教條主義地理解，它本身是隨着實踐的發展而發展的。這可以稱為「改革派」。 

    這三派都是以共產黨政權存在為前提的，故通常把這三派都稱為「體制內的」。中共黨內不存在徹底排除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主張實行西方民主體制的激進派。這種派別在黨外。後來有小部分人從黨內轉入這個陣營，可被稱作「激進民主派」，通常稱這個派別為「體制外的」。「文革」後中國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變化多端，大體上可以從上述四個派別的合縱連橫、分化改組、此消彼長中看出一些端倪。 

    3．「黨內民主派」的出現和興起 

    西方學者稱「黨內民主派」為黨內「異見分子」，中共的保守派稱之為「自由化分子」。「文革」後在中共黨內外的高級知識分子中，包括黨內幹部中，出現了一批敢於面對真理、要求民主的思想解放的人士。這部分人逐漸增多，形成了一股民主力量。他們要建樹獨立的人格，拒絕盲目服從，堅持獨立思考，甚至觸犯當權者也不畏懼。其中很多人過去是忠誠的共產黨員，聽黨的話的幹部，或者是緊緊跟隨共產黨的人士。 

    他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常常是海內外人們所關心和希望了解的問題。就此寫文章的並不多見，前《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胡績偉在「聽話、不聽話――回憶黨報改革探索的一段歷史」一文中，對自己從「聽話」到「不聽話」的轉變作了深刻分析。胡績偉在「文革」前長期擔任《人民日報》主持日常業務的副總編輯。他尊重領導，服從指揮，被各級領導認為是一個很聽話的幹部。中央正確的時候，報紙正確，他當然也正確；中央政策出毛病時，報紙也出毛病，他也犯錯誤。但是，即使是在犯錯誤的時候，由於他聽話，服從領導，屬於跟着上邊犯錯誤，所以總是不受懲罰。像「反右」那樣大的政治運動，他也沒有挨整，而是跟着整別人。「文革」中他逐漸清醒，粉碎「四人幫」後真正猛醒過來，對多年來深信不疑的理論、信條、傳統以及最崇敬的領袖人物的信念發生了動搖。他深感過去講了那麼多的「光榮、偉大、正確」，「句句是真理」，事實卻走向了反面；過去一直號召嚴格遵守組織紀律，甚至「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對毛澤東的崇拜要崇拜到迷信的程度」，結果卻給國家和人民帶來重大災難。胡績偉痛心地說，經過十年內亂的慘痛教訓,他這個完全聽話的人才逐漸有所醒悟，但已經是「老時醒，醒時老」了。 

    我也有類似的經歷。我首先是從書本上了解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認為共產黨是為這個理想而奮鬥的。解放初期共產黨的成就確實很大，使中國大陸實現統一和獨立，共產黨和毛澤東在我心目中確實有極大的威信，自己有心悅誠服之感，不能說是由於某種力量的「壓服」。日積月累，共產黨在領導中犯了一些錯誤，如思想改造中的過火、「三反」「五反」中冤屈了一些好人，但我覺得事後都能「平反」，因而認為共產黨是可以自我糾正的。第一次使我產生懷疑的是「反右派運動」。我有若干朋友被打成「右派」，我很清楚其中某些人決不反黨。例如復旦大學的洪文達，我們認識多年，同在吳承禧（上海經濟研究所教授）領導下，與壽進文、伍丹戈等一起編寫政治經濟學分冊。當時上海經濟研究所的黃逸峰與吳承禧有矛盾，要把我們幾個人打成反黨集團。結果吳承禧被打成 「右派」，我因得到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湯德明的保護而倖免。洪文達沒有人保護，難逃厄運。我當時任復旦大學經濟系教師支部書記，深知非洪文達之罪，但無法替他解脫，只好拖延作出決定的時間。後來復旦大學黨委副書記王零對我說：洪文達之為「右派」是上海市委定下來的，你若不辦，將受牽連。這樣我只好組織一些教師羅織編排洪文達的「罪行」，違心地把他定為「右派」，因此深感內疚。當時我明知不對卻不敢提出不同意見，不過對共產黨的正確性已發生懷疑。1958年 「大躍進」時，我因下鄉，深知高產田、小高爐、放衛星都是虛報，曾提出不要搞浮誇，因而受到批判。當時我看到別人在運動中受到打擊的嚴重後果，屈從了壓力，被迫作了自我批評，免去了「右傾」帽子的威脅。到了「文革」時期,我更加感到共產黨之言行不一，無論理論和實踐，日益走向「左」的謬誤。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變成了宗教式的迷信，什麼「早請示、晚匯報」，開會先讀毛語錄，山呼萬歲，跳忠字舞等，實令我輩知識分子不能忍受。當時知識分子被貶到「臭老九」的地位，在「全面專政」的口號下，知識分子更成為專政的對象，文化專制主義達到極端。當時我們這一輩的知識分子確實處於一種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公開怒的狀況，一時萬馬齊喑。「文革」十年，毛澤東的極左路線終於把中國推到經濟政治崩潰的邊緣。 

    「文革」之中，特別是「文革」結束後，我曾和朋友們議論，認真反思，深感毛澤東和中共的極左路線，以及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確實給中國帶來災難。這當中，像我這樣的知識分子究竟有沒有責任呢？回想我在「文革」前所寫的文章、所講的課，大多是描述毛的思想，宣揚「左」的路線，幾乎沒有自己的獨立思想。因而我認為，在宣揚個人迷信和推動「左」的思潮中，我也是有責任的。 

    毫無疑問，「文革」後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開始擺脫束縛，敢於「致良知」，追求真理，試圖建立獨立人格和獨立的思想，成為解放思想的先驅。較老一輩的有黎澍、胡績偉、于光遠、李銳、王若水、於浩成、李洪林等，中年一輩的有嚴家其、劉再復等，還有一大批青年一代。不少知識分子不再是 「文革」以前唯上是從的馴服工具，更不是「文革」中日夜認罪、任人宰割的奴隸。一些具有獨立人格，勤於獨立思考，臨到觸犯當權者時也不退縮的服從良知良識的知識分子於70年代末開始出現――這些人可以稱為「黨內民主派」。他們是在意識形態的鬥爭中反對文化專制主義和教條主義的重要力量，也是促進中國的民主化和現代化的重要力量。 

    4．「凡是派」執掌權柄 

    「四人幫」被打倒，「文革」結束了，但在」文革」中得益的人——得到毛澤東「你辦事我放心」的「衣帶詔」的華國鋒和被稱作」小四人幫」的汪東興、吳德、陳錫聯、紀登奎，以及一批中下層幹部，卻執掌著國柄和各級大權。為了爭取民心，他們也要揭批「四人幫」，但這不過是為了維護他們的合法性和既得利益，所以他們希望揭批「四人幫」時不觸犯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也包括毛澤東關於「文革」的理論和政策。 

    華國鋒是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但他在黨、政、軍各方面沒有業績和根基，只能依靠對毛的個人崇拜並製造人民對他的個人崇拜來樹立威信。粉碎「四人幫」後不久，他在1976年10月26日對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人講話時提出，「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頭的，就不要批評」。1976年 11月24日，他在「毛主席紀念堂」奠基儀式講話中說：「要繼承毛主席的遺志，就要堅持階級鬥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1977年1月上旬，全國人民自發紀念周恩來總理逝世周年，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讓鄧小平等人重新出來工作。華國鋒竭力設置障礙，壓制民眾的要求，他要寫作班子把「兩個凡是」的思想寫進一個講話提綱里。在華1977年1月21日的講話草稿中，出現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必須維護，不能違反；凡是損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須堅決制止，不能容忍。」後來，華國鋒提出按此精神寫社論，於是他的「秀才班子」―― 理論學習組的李鑫、鄭必堅等人[1]在起草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的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時，把「兩個凡是」寫進社論中，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2月4日，汪東興在社論清樣上批示：「這篇文章，經過李鑫同志多次修改，我看可以用。」 

    這篇社論提出的「兩個凡是」成了「凡是派」的綱領。「凡是派」的勢力不容忽視，在最高層有身兼黨中央主席、軍委主席、國家主席的華國鋒，有掌握意識形態、北京市委、軍委的汪東興、吳德、陳錫聯和紀登奎，中宣部長張平化、總政宣傳部長李曼村、黨史研究室主任胡繩、《紅旗》雜誌總編輯熊復、記協書記吳冷西，下面的秀才則有李鑫、鄭必堅等。他們控制了黨政權力和意識形態，成為揭批「四人幫」、反對「極左」路線和「極左」思潮的主要障礙。凡是派」認為，「四人幫」的路線不是極左，而是極右，他們對批判「四人幫」設置了許多框框，不許觸及「文革」及以往的「左傾錯誤」，並規定揭批查的重點只能放在中共十大以後，特別是「批林批孔」之後。這就嚴重地束縛了理論界的手腳。 

    5．民間非馬克思主義民主派的成長 

    這一派認為，要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問題，必須廢除一黨專政，實現類似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拋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喚醒社會的民主意識，發展社會獨立的政治力量，進行激進的政治鬥爭，這樣才能取得真正的民主、自由和人權。 

    這一思潮最早可溯及「文革」時期，其中突出的事件有1967年發生在湖南的「省無聯事件」、1974年廣東的「李一哲大字報」、 1976年爆發的「四五」天安門運動、1978年至1979年的西單「民主牆」及當時的民間刊物，以及1982年北京大學所在地海淀區人民代表的競選活動等。這種思潮倡導者的理念與官方立場往往是對立的，他們主要是社會上思想激進的一批青年知識分子，其中多數活躍於不同時期的社會民主運動中，後來有科學界、文化界的某些著名知識分子加入這個行列，如方勵之和王若望等。這一思潮的觀點以魏京生的「第五個現代化」及「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兩篇文章為代表。這個非馬克思主義的民主派湧現之初，未受到黨內民主派的注意，甚至因前者屬「體制外」，「體制內的」黨內民主派還有意無意地加以迴避。因此當時兩派並未相互支持、相互呼應。 

    6．批判還是維護「文革」理論：與「凡是派」的較量 

    當時胡績偉任《人民日報》總編輯，我在該報理論部工作，經常協助于光遠組織討論會。雖然理論部經常受到來自上面的極大壓力，胡績偉以他無畏的精神，力撐局面。毛澤東在「文革」時期提出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其核心是四個觀點，即「全面專政論」、「按勞分配是產生資產階級的根源」、批判「唯生產力論」和資產階級法權。《人民日報》於1977年初開始組織文章批判「四人幫」提出的「全面專政論」，這是「四人幫」的一個主要謬論[2] ，批判它應該是理所當然的，不須請示。但是，當《紅旗》雜誌給汪東興寫報告請示要不要批判宣揚此觀點的文章時，汪東興於1977年2月4日批示道：「這兩篇文章是經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看過的，不能點名批判。」這一批示被印發給所有單位。《人民日報》查核了該文原稿，發現「全面專政」不是毛澤東的話，而是陳伯達加上並改為黑體字的（當時規定，毛澤東的原話都要用黑體字排印，以示重要）。於是《人民日報》把這一情形登在《情況匯編》上，結果上面來電質詢說，此語雖是陳伯達的，卻是毛主席同意了的，並聲稱此文的最後稿樣在他們那裏，報社保留的原稿不是最後的稿樣。《人民日報》被逼無奈，只好說，請你們把最後的稿樣拿出來，如果你們說的對，我們可以重新刊登。但汪東興拿不出最後稿樣，此事才不了了之。從這一件事可以看出「凡是派」的蠻橫無理，也可看出雙方鬥爭的尖銳程度。 

    不久，汪東興領導的中央文件起草小組在為3月中央會議起草報告時，居然把上面四個觀點寫進文件中。為這個草稿徵求意見時，它理所當然地遭到眾人的批駁。許多人說，把發動「文革」的理論依據寫進批「四人幫」的報告裏，太不像話。這樣才去掉了。從批判「全面專政」論到批判「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人民日報》為此發表了多篇文章。 

    關於按勞分配問題，我們在1977年至1978年連續舉行了四次關於按勞分配問題的討論會。我與馮蘭瑞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多篇文章。1978年5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胡喬木主持寫的「貫徹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的原則」。那時是「還原派」和「黨內民主派」聯合對抗「凡是派」 的階段，胡喬木、鄧力群與于光遠的關係尚好。胡喬木的這篇文章首先在政治研究室討論過，後來又把稿子送給我和其他人提意見。該文的發表震動了全國。但是，在1978年5月12日的宣傳會議上，汪東興責備《人民日報》沒有黨性，不是按黨性辦報，是按個性辦報。儘管如此，《人民日報》還是繼續發表文章，指出毛澤東對「資產階級權利」（即毛澤東、張春橋所謂的「資產階級法權」）的誤解。這樣，所謂「按勞分配產生新資產階級分子和資本主義」的錯誤觀點基本上被澄清了。 

    對極左路線的批判也是很曲折的。毛澤東和「四人幫」當權時代不讓批「左」，粉碎「四人幫」後某些當權者仍然不讓批「左」。 1977年10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認為林彪、江青集團的路線是「假左偽裝」，繞了一個彎子。1978年3月23日，《人民日報》登了黑龍江省為其曾受「四人幫」討伐的1972年批「左」文章翻案的文章，表明不能再批極右，應該批極左了。這些文章登出來後，都遭到某些「凡是派」中央高層領導人的批評。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央才確定林彪、江青的路線是極左路線，不是極右。《人民日報》又連續發表了幾篇文章，才把這筆帳基本上算清了。不過，在中共的領導思想上，這個問題迄今也未完全解決。 

    極左路線在經濟上表現得最為突出，鬥爭也最尖銳，農業方面尤其明顯。當時主管農業的某些領導人如王任重等，仍然熱衷於極左路線。《人民日報》想發表強調家庭副業、集市貿易、長途販運的討論文章，向上送審時經常被扣、被刪，有的領導人甚至公然批示說，家庭副業不是社會主義的東西，是資本主義的尾巴，不能當作社會主義的補充。《人民日報》宣傳了按勞分配，被批為反對政治工分，是砍大寨紅旗；《人民日報》批判「窮過渡」，他們就說，只有窮過渡才能富；《人民日報》主張生產隊的自主權，他們就說，這是不要黨的領導；《人民日報》提倡多種經營，他們就說，這是反對以糧為綱。他們認為，「全國學大寨」是毛澤東倡導的，誰批判大寨式的農村政策，誰就是「反大寨」、「砍紅旗」。雖然《人民日報》受到很大的壓力，但在胡績偉的領導下還是堅決頂住了。 

    「四人幫」否定1949年到1966年「文革」前的十七年成績的辦法，就是一個領域、一個領域地否定。諸如「文藝黑線」、「教育黑線」、「新聞黑線」、「公檢法黑線」……，一切都是「劉鄧黑線」。他們藉口某個領域是「黑線專政」，便把這個領域的主管領導人打成「黑線人物」。當然，不能說那十七年各個領域都沒有錯誤，但是全盤否定是不符合實際的。在「文革」時期廣大幹部和群眾對此是不服的，只是懾於專制的淫威，不敢公開反對。 「四人幫」被粉碎後，大家理所當然要求翻案。所謂「兩個估計」（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路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廣大教育工作者的精神枷鎖，要推翻所謂「教育黑線」之評價，就首先要推翻這「兩個估計」。但是「凡是派」卻堅持說，「兩個估計」是1971年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錄上寫的，是毛主席批准的，所以不能改。與此同時，「凡是派」還認為，「文藝黑線」也不能平反，因為「文藝座談會紀要是毛主席親自修改過三次的，怎麼能翻？」 

    然而，《人民日報》適應廣大群眾的要求，不顧「凡是派」的壓力，衝破禁令，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把「教育黑線」、「文藝黑線」以及其它許多所謂「黑線」逐一平反了。 

    7．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 

    在與「凡是派」較量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凡是派」堅持「兩個凡是」的錯誤思想，實際上是在維護「四人幫」所設置的禁區，要徹底批判「四人幫」，就必須從根本理論上予「凡是派」以打擊。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就是與「凡是派」的一場決戰，「凡是派」失敗了。中共官方過去把這場討論歸功於鄧小平與胡耀邦；胡失勢後，又全部歸功於鄧小平。實際上，這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力量結合互動的成果。我並不否認鄧小平與胡耀邦的功績。鄧小平從1977年提出「要完全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當時主持中央黨校日常工作的副校長胡耀邦在1977年底提出研究黨史要以實踐做為檢驗真理、分辨路線是非的標準，實事求是地進行研究，這些都功不可沒。但不能忽略其他人對真理標準問題的提出和新聞界大力宣傳真理的實踐標準所起的作用。只有新聞界大力宣傳，才能克服民眾的思想混亂。 

    1978年3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標準只有一個」一文，首先提出只有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篇文章未引起廣泛注意，仍有不少人認為毛澤東思想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於是胡耀邦建議高級黨校理論研究室寫一篇文章，深入研究並闡明這個問題。與此同時，南京大學教師胡福明為《光明日報》寫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初稿。當時主管《光明日報》的楊西光找胡耀邦商量，胡囑黨校理論研究室將兩篇初稿合併修改成文。這篇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於1978年5月10日在黨校《理論動態》刊出，5月11日在《光明日報》署「特約評論員」之名發表。5月12 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同時轉載，就此拉開了「真理標準討論」的序幕。 

    鄧小平事先不知道這篇文章。以前他曾提出過，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體系」來代替「兩個凡是」。但什麼是「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體系」？由誰來鑑別？又如何鑑別？仍然不明確。胡耀邦提出的實踐標準和「真理標準」一文才擊中了「凡是派」的要害，得到社會公眾的稱讚。 「凡是派」氣急敗壞地譴責、圍攻與百般阻撓。此文發表後，6月15日汪東興在中央宣傳部和中央直屬新聞單位負責人會議上指責胡耀邦：「利用特約評論員文章出氣，不對，我有意見。」6月20日早晨，胡喬木到胡耀邦家中施加壓力。胡喬木說：「這場爭論是黨校挑起來的，我不同意爭論下去，要立即停止爭端，《理論動態》不能再發表可能引起爭論的文章。」胡耀邦在當時擔任軍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長的羅瑞卿的支持下，以《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名義於6月24日在該報發表了 「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一文。這是胡耀邦組織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為了回答反對意見而寫的。該文發表後，各地報紙紛紛轉載，1978年6月後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為期一個多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以及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兩個凡是」終於遭到徹底否定。由於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和「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理論被否定，華國鋒在理論方面的權威喪失殆盡，其政治地位大為削弱。但「凡是派」的理論影響還有待於在稍後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中作較徹底的清除。這裏想補充說明的一點是，胡喬木、鄧力群為代表的「還原派」，在思想深處其實逃不出「凡是派」的窠臼，這是他們日後和「凡是派」結合形成一個頑固保守派的深層原因。 

    在「真理標準」這場事關重大的理論大討論之際，我正好銜命去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訪問，未能在這場大討論中從事更多的工作。訪南、羅回國後，1978年7月我參加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和《哲學研究》編輯部召開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的討論會」，提供了一篇論文，題為「在實踐中正確地認識和運用經濟規律」。 

三、1979年1月的「理論工作務虛會」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後不到一個月，1979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召開了理論工作務虛會議。這是胡耀邦1978年12月25 日被任命為中宣部長後所抓的第一件大事，是中共歷史上僅有的一次邀集幾百名知識分子，花相當長的時間，鄭重其事地、大規模地研究理論問題的會議。儘管對此會的評價言人人殊，但它在中國思想領域內的作用畢竟磨滅不了。會議的名稱定為「理論工作務虛會」。「務虛」二字，乃是中共對「探討」、「研究」這類詞義所杜撰的一個專門名詞，而那次會議本身所探討研究的對象，確實是理論本身，並非關於理論工作如何去做。會議的籌備工作由胡耀邦負責，黨校的孫長江、阮銘做具體工作。胡耀邦與于光遠商量選出五位召集人分別領導五個組的討論，這五位召集人是胡績偉、周揚、吳江、于光遠和鄧力群。但鄧力群拒絕參加，於是改為童大林。每組約為25人左右，另有特邀出席者20人，均為多年從事或關心理論工作的老領導人。我因于光遠和胡績偉的推薦，得以參加會議，名列吳江領導的第五組。這次理論務虛會上，參加者議論風生，非常活躍。前《光明日報》副總編馬沛文曾寫過一篇「從路線的大轉折到理論的大突破」，概括介紹了會上所提出的問題，對於了解當時會議上所研究的問題之深之廣很有裨益。[3] 

    1．掃清障礙、突破禁區 

    會議於1979年1月18日到4月3日在北京舉行，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月18日至2月15日，在京西賓館舉行。開幕時胡耀邦在會上作了「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的報告。他說，這次會議的目的是：第一，總結理論宣傳戰線的基本經驗教訓，把思想理論上的重大原則問題討論清楚，統一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來；第二，研究全黨工作重心轉移之後理論宣傳工作的根本任務。胡耀邦回顧分析了1978年以來思想理論界的狀況，認為粉碎 「四人幫」以後的理論工作超過了建國以來任何一個時期，是最出色的兩年。他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今後理論宣傳工作者的任務，一是繼續掃清前進道路上的思想障礙，二是研究解決偉大轉變中層出不窮的的新問題。他還熱情讚揚了那兩年思想比較解放、勇於突破禁區的理論工作者，認為「他們旗幟鮮明，立場堅定，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敢想敢說敢干敢闖」――這是中共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對理論工作者的最高評價。胡耀邦講到激動處，曾振臂揮拳，要和這些他讚揚為「闖將」的知識分子一起「衝破一切禁區，打碎一切精神枷鎖，徹底清除林彪、『四人幫』的理論專制主義，理論惡霸作風」。聽眾無不為之動容。

    會議的第一階段確實有自由討論的空氣，基本按照胡耀邦在「引言」中指出的兩個目標進行。首先是掃清思想道路上的障礙，即所謂的思想僵化、設禁區、下禁令等現象，主要表現在真理標準討論中堅持何種觀點，如何對待這場討論。因此，會議首先對這個問題展開爭論。 

    胡績偉、楊西光、于光遠、曾濤、華楠、王惠德六人在會上有一篇聯合發言，題目叫做「關於真理標準討論的情況」，全文計二萬七千餘字。這篇發言可說是這次會議的基調。各小組討論時，大抵首先從這篇發言出發，回顧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以來的經歷，闡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點，批評「兩個凡是」的論調，同時批評對這場討論設置障礙的行為。當時中共中央的理論刊物《紅旗》是大家尖銳批評的目標，認為《紅旗》作為中共中央的理論刊物，卻對這樣一場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具有重大意義的討論表現冷漠，不置一辭；表面上採取「不捲入」的方針，實際上卻繼續刊登堅持「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的文章，阻礙了解放思想和撥亂反正，令人遺憾。 

    會上印發了《紅旗》未刊出的文章「重溫實踐論」和「篡黨奪權的一個大陰謀」。前一篇文章是1978年9月熊復組織寫的，從理論觀點上以「兩個凡是」批判「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後一篇是批判彭德懷的，是毛著編輯委員會辦公室的一位人士應《紅旗》負責人之約而寫的。他交稿時已是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應該為彭德懷平反的12天之後，而《紅旗》仍準備刊登這篇文章。 

    會上也曝光了「凡是派」幕後的活動和言論。例如，1978年7月3日，熊復曾在《紅旗》雜誌內部講話說，「我們要跟着華主席隨時準備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對付可能重新出現的象劉少奇、林彪、四人幫那樣死不改悔的走資派，跟着華主席造他們的反」。此話之矛頭針對鄧小平及改革派是十分明顯的，在亟盼鄧小平復出的人們當中自然是激起了眾怒。在我們組裏，《紅旗》雜誌副總編方克成了眾矢之的。在眾怒之下，「凡是派」不得不在會上作了不同程度的自我批評。以致有人懷恨在心，於8年之後一吐惡氣。這當然是後話。 

    參加理論務虛會的以思想解放人士居多，他們顯示了政治上的勇氣和理論上的覺醒；而中共領導也在該會的第一階段可稱空前絕後地執行了比較開明、甚至是鼓勵的方針。因此，在會上許多理論禁區被突破，與會人士提出了一些撥亂反正、對探索新問題頗有意義的理論觀點。當然，今天回首再看，有些觀點可能只是常識，只是現代文明社會的起碼規矩，但在當時的中國――那是一個被中共的封建法西斯專政嚴密控制封鎖了30年的國家，不要說建立這種起碼的規矩，就是呼喚這種起碼的規矩，也是要冒坐牢或殺頭的危險的。確也有人因此而被殺了頭，而且迄今也還有人因此被關在牢裏。所以，當時能公開提出並宣揚那樣的認識是難能可貴的。 

    理論務虛會上最重要的成就是批判「文革」。「文革」結束才兩年，大家親身經歷的種種苦難記憶猶新。然而當時「文革」依然被肯定，中共十一大通過的黨章仍然宣稱，「文革」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大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因此，當人們在理論務虛會運用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理論武器時，首當其衝被檢驗的自然是「文革」：首先檢驗「文革」的指導思想與總動員令――「五一六通知」，認為這個文件違反了黨的組織原則，宣佈建立一個凌駕於黨之上的「中央文革小組」；其次，批判了「文革」的理論基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無產階級全面專政」。其餘如批判「極左」路線、批判毛澤東的錯誤、闡述領袖與人民的關係，呼籲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等等，均在理論務虛會的第一階段提出。 

     2．社會主義的階段問題――我與馮蘭瑞的聯合發言 

    當時我在《人民日報》理論部工作，馮蘭瑞在國務院研究室工作。我們二人在理論務虛會上作了一個聯合發言，題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的社會發展階段問題」（以下簡稱「階段」）。我們這個發言，從重要性和尖銳性來看，趕不上前面所說的幾個方面的問題，在會上也沒有聽到不同意見。但寫成文章在《經濟研究》1979年第5期發表後，竟然引起軒然大波，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第一個割理論界喉管事件」之稱，而且麻煩歷數年而不絕。現將發言內容簡述如下： 

    我們主要是批評那種把社會主義社會看作是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整個過渡時期、不再劃分階段的觀點。我們認為，從無產階級專政建立到將來實現共產主義，應該經歷三個階段：即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包括過渡時期，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發達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本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常識，但是毛澤東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過渡時期應該是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中間不再劃分階段。從此這一常識就被束之高閣。 

    我們還討論了不分階段、混淆階段的危險性。我們認為，在不分階段的情況下，就把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整個過渡時期都看作是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從而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消失的時候，還要大搞階級鬥爭，而不是集中力量去發展生產力，以致20年都沒有實現工作重點的轉移。我們還認為，不分階段、混淆階段會導致把下一個階段應該做的事情提前到上一個階段來做。我們列舉了中國曾發生過的急於向共產主義高級階段過渡的若干現象，如過早地消滅個體經濟、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甚至取消按勞分配和商品生產等。這些現象證明，不分階段、混淆階段會挫傷群眾的積極性，破壞生產力。我們具體討論了當時中國所在的發展階段，提出了過渡時期又要分兩個階段的論點，最後得出結論說，「在我國，過渡階段還沒有結束，還沒有進入馬克思與列寧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社會）」。 

    3．批判、道歉、又批判：「階段」一文惹出的麻煩 

    這個發言稿寫成文章在《經濟研究》1979年第5期發表後不久，1979年7月，胡喬木佈置批判這篇文章。胡喬木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主管理論工作。他一上任就提出，當時社會上出現了「三股風」――「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因此鼓吹要「反右」。胡喬木認為，「階段」一文否定了中國是社會主義社會，有些人附和，認為「階段」一文的發表引起了「中國不是社會主義」的一場討論，若不加制止將導致否定中國是社會主義。其實，我們的文章根本就沒有「中國不是社會主義」這層意思；我們只是說，中國還沒有進入馬克思、列寧所說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 ――社會主義社會，尚處在過渡時期。至於說我們的文章引發了「中國不是社會主義」的討論，純是臆測，因為這樣的討論在當時的中國根本就沒有發生。然而胡喬木如臨大敵，蠻橫地佈置批判蘇、馮文章，且不許作者撰文答辯。鄧力群立即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以下簡稱社科院）召集各研究所雜誌主編和「內部未定稿」主編開會，佈置撰寫批判蘇、馮文章的稿件，並規定所有公開和內部的刊物都不得刊載蘇、馮的反批判稿件，蘇、馮如有意見，只能寫信上送。 

    這一下，學術界、理論界「炸了營」。此時距十一屆三中全會僅僅半年，忽然又風雲突變地搞大批判，整知識分子，很不得人心。不久前報紙剛報導了「文革」時期張志新因反對批判劉少奇而被判處死刑，臨刑前被割斷喉管之事。當時有人激忿地說，胡喬木的佈置「無異於割理論界的喉管。」社科院各刊物拒絕鄧力群的佈置，只有北大經濟系朱述先寫了唯一的一篇商榷文章登在《經濟研究》上，後來朱述先被吸收加入鄧力群領導的中共中央辦公廳政治研究室。 

    1979年9月間胡喬木任中國社科院院長，蘇紹智、馮蘭瑞也已於1979年7月調往社科院新成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以下簡稱馬列所）任副所長。在社科院的一次正副所長會上，胡喬木講到編寫文學史時，曾附帶說，我雖不同意蘇紹智同志的觀點（指「階段」問題），但組織批判的做法是不對的，我向蘇紹智同志道歉。言畢，還當場與我握手。 

    然而，到了1980年2月，十一屆五中全會開過後不久，胡喬木在中宣部提出「現在的問題是要向自由主義的思想、方針發動進攻」，並說，「我現在要收回去年對蘇紹智的道歉。那時，我如果不那樣做，不但脫離了群眾，而且脫離了在座各位。」 

    這篇「階段」文章惹出的麻煩不可謂小，後來年年都要批判那從來也不曾存在過的「中國不是社會主義的討論」。到了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階段」一文又成了清查社科院馬列所的一大問題。這實在讓人啼笑皆非，因為1979年5月「階段」一文發表時，社科院馬列所還沒成立。一直到趙紫陽大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之時，對「階段」一文的糾纏才暫時銷聲匿跡。 

    4．「四項基本原則」出台，理論務虛會草草收兵 

    中央決定召開這次會議的目的就是為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創的鄧小平時代作相應的理論和思想上的準備，所以在會議的第一階段，中共高層對務虛會非常關心，也很滿意。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都非常關注這個會，經常看簡報，聽匯報。1979年1月27日，胡耀邦向鄧小平匯報理論務虛會的討論情況時，鄧小平還專門講了一次話，談到了民主問題，還佈置要集中二、三十人寫一篇二、三萬字的大文章，專講民主，準備5月4日發表。[4]

     不管鄧小平這時是想嘗試讓中國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還是為了使以他為首的中共黨內「改革派」在向「凡是派」奪權的鬥爭中贏得理論上、思想上以及「民心」上的勝利，在1978年底到1979年初的短暫時期內，鄧小平確實是贊成並支持理論務虛會的。不僅如此，連西單「民主牆運動」，他也是贊成、支持的。 1978年11月26日鄧小平接見日本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良時曾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利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要讓他們出氣。」鄧講話的第二天，在西單「民主牆」前有七千多人集會。11月28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鄧的講話，當日集會人數多達兩萬人。鄧小平一直到1979年1月27日聽取理論務虛會匯報時，還誇獎「西單民主牆，可有勁」。[5]由此可以看出當時中共黨內「改革派」與社會上民主運動的相互依存關係，可以說有點象風助火威，火趁風勢，相輔相成，越燒越旺。 

    然而，中共內部不少人極不願意看到民主火炬越燒越旺，除了「凡是派」外，還有一股可以稱為「共產黨內原教旨主義者」的勢力，其代表人物就是胡喬木、鄧力群。胡喬木主管理論，又以「鄧小平人馬」的面目出現，所起的作用是「凡是派」所不能企及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剛結束，胡喬木就認為，當時的形勢「象1957年上半年右派進攻的形勢」，他居然說出「不要逼華主席反右派」這樣的話。那時他一直試圖說服中共的最高領導層反「右派」。 

    與此同時，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凡是派」全部失勢，以鄧小平為首的「實踐派」大獲全勝。鄧小平自恃力量已經雄厚，不再需要黨內知識分子為他作理論上的吶喊與詮釋了，更不希望他們再向「民主化」前進一步。當然，他也不再需要民間的民主力量壯威助陣了。何況，他察覺到體制內外民主力量之間的風火相成之勢當中孕育着對他和共產黨的危險。於是，他再度傾向於維護獨裁、專制。胡喬木則乘機而入，逢迎挑唆。此時鄧小平與胡喬木正好合拍，二人遂到第二階段的理論務虛會上演出了一幕雙簧，扼殺了會內會外正蓬勃開展的理論務虛。 

    理論務虛會第二階段於1979年3月下旬復會。3月25日魏京生貼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的《探索》雜誌號外社論，矛頭直指鄧小平。3月29日魏京生被捕。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到理論務虛會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講話的調子與他兩個月前為該會而發的關於民主的議論完全不同了。這篇講話是胡喬木為他起草的，其內容早已舉世皆知，毋需細列。總之，在這篇講話中，鄧小平大談專制，貶斥民主，而且強詞奪理地宣揚專政就是民主。他說：「無產階級專政對於人民來說就是社會主義民主，決不可以不要對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對於這一切反社會主義的分子仍然必須實行專政。不對他們專政，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民主。」鄧小平再次重申黨的絕對權威，蔑視人民群眾。他罔顧事實，把1976年「四五」天安門運動的功勞攫為共產黨所有，宣稱「決不能把天安門廣場那個群眾運動看成與黨的領導無關的象五四運動那樣純粹自發的運動」；他還說，「在今天的中國，決不應該離開黨的領導而歌頌群眾的自發性」，「今天如果踢開黨委鬧民主，會鬧出一場什麼『民主』？」鄧小平抨擊「凡是派」的名言言猶在耳，此刻他自己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也「凡是」起來了。他說：「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後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霸權主義的旗幟，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前進。」 

    與此同時，鄧小平把剛替他立下汗馬功勞的黨內民主派知識分子和社會上的民運人士一棍子統統打翻在地。他說：「社會上有極少數人，正在散佈懷疑或反對這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而黨內也有個別同志不但不承認這種思潮的危險，甚至直接間接地，加入某種程度的支持。」因此，要「用巨大的努力同懷疑上面所說的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作堅決的鬥爭」。他點了許多民間團體和民刊的名，聲稱決不能給他們言論自由。最後，鄧小平聲色俱厲地告訴全黨特別是理論工作者：「每個共產黨員，更不必說每個黨的思想理論工作者，決不允許在這個根本立場上有絲毫的動搖。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 

    這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也可以算是鄧小平與胡喬木合作產生的理論務虛的成果吧。然而它出自鄧小平之口，便是一個反右的總動員令――聽講的不只是理論務虛會的參加者，還有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領導幹部一萬多人。據知，胡喬木為鄧小平起草的這個講話稿初稿上明確提出「右傾是主要危險」，「要把黨的主要精力放在反對右的傾向的鬥爭上」。但這種提法遭到務虛會中眾多人士的反對，認為與剛剛閉幕不久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方向不一致。 [6] 後來鄧小平的正式講話稿刪去了那些提法，代之以「我想着重對從右面來懷疑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進行一些批判。」雖然文字上作了這樣的改動，但鄧的講話通篇精神就是一個反右的總動員令，於是旨在批「左」的理論務虛會就只好草草收場，落得個虎頭蛇尾。附帶說一句，鄧小平1979年1月27日佈置的那篇探討民主的大文章，從此便蹤影全無。 

    參加理論務虛會的黨內民主改革力量對此全然沒有思想準備，連組織、主持這次會議的胡耀邦大概也沒有思想準備。他在4月3日理論務虛會閉幕會上致詞時，帶有幾分無奈、幾分茫然地說：「現在某些人說，收了，反右了。……，這兩年半，總結這麼多歷史經驗，錯劃右派加以改正，能糊裏糊塗、匆匆忙忙再搞反右鬥爭嗎？現在不存在收和反右鬥爭的問題。」胡耀邦又說：「大家希望對這次會議做個評價，我想還是將來讓歷史來做總結吧。」 

    令人感到可悲的是，理論務虛會開過之後，黨內的理論專制主義與理論惡霸作風依然存在，而那些被胡耀邦譽為「闖將」的理論研究者卻一個個被指責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或不許發表文章，或被開除黨籍，甚至被放逐，乃至監禁，幾乎無一倖免。連胡耀邦自己最後也以「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名被逼下台，抑鬱以終。 

     5．西單「民主牆運動」：民間的「理論務虛」 

    需要說明的是，在理論務虛會召開的同時，會外的民間「理論務虛」（西單民主牆運動）也風雲迭起，蔚為壯觀。我這裏僅舉二例，並與理論務虛會上的體制內學人相比較，以見當時民間「理論務虛」的水平和一些民主拓荒者超凡的勇氣和智力。 

    青年工人徐文立主持的民刊《四五論壇》力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尋找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該刊發表的「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長文指出：在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已出現一個官僚特權階級，它以共產黨的各級幹部為核心，剝削人們的血汗，剝奪人民的權利，是早期馬克思所描繪的異化現象的直接體現。它比王若水、周揚談異化早了整整三年。 

    民刊《探索》的論點最為尖銳、大膽，始終帶着向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中國社會現實挑戰的姿態。該刊第一期由主編魏京生撰寫的長篇論文「第五個現代化」認為：沒有政治體制以及整個社會制度的變革，四個現代化的目標無法實現；要想實現四化，必須同時進行第五個現代化，即政治民主化。它早於我提出全面現代化整整六年。 

    關於一直被稱為「北京之春」的西單「民主牆運動」，二十餘年來屢有研究著述。陳彥博士在《當代中國研究》2006年第2期發表的「『民主牆』運動及其歷史地位」一文，材料豐富，立論精當，很值得細讀參考。該文稱讚道：「『民主牆運動』的參與者們不約而同地表現出精神與思想上的獨立，他們的行動粉碎了極權政治統一思想、閹割個體獨立思考能力的神話，他們的覺醒意味着中國的極權主義統治出現了第一道裂口，紅色中國的政治異議運動從此宣告誕生」；「『北京之春』運動是受意識形態馴化的一代中國人企圖擺脫極權主義枷鎖的第一步，也是此後中國有組織的政治反對派的搖籃。」 

四、我的思想解放之路  

    在理論務虛會前後，我參加了一系列國際討論會，做過一些學術訪問。這對於我自己和理論界的思想解放，均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1．訪問南斯拉夫 

    1978年，當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熱火朝天之時，我奉命去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訪問。50年代初期，鐵托領導下的南共與斯大林決裂，此後中共一直追隨蘇共批判鐵托與南共。蘇共「二十大」之後，赫魯曉夫與鐵托修好，並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支持納吉。中共為了批判赫魯曉夫，便多方批判鐵托，及至中蘇論戰深化，鐵托與南共更是成了中共批判蘇聯的靶子。毛澤東親自主持寫作的「九評」中的「三評」就是「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該文否認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認為南共和鐵托已經「變修」，成為帝國主義的走狗，國內的經濟、政治陷入一片混亂。 

    「文革」後中共逐漸與前蘇東國家修好，鐵托曾應邀於1977年訪華。當時中共有意派遣代表團去南斯拉夫了解情況，鐵托表示歡迎，於是中共決定派遣一個大規模的黨的代表團到南斯拉夫作為期一個月的訪問，順道訪問羅馬尼亞。代表團團長為李一氓，副團長為于光遠和喬石（時任中聯部副部長），團員共12人，包括國家計委負責人、羅元錚（馮玉祥之婿，時任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和我，以及外交部的於立煊等人。 

    這個中共代表團到達貝爾格萊德後受到東道主的熱烈歡迎，南方為我們到各共和國的調查訪問做了妥善安排。我們一行在南斯拉夫的活動受到西方傳媒的廣泛注意，西方記者特別注意我們提出什麼問題，並注意到我們對工人自治制度有特別的興趣。團長李一氓是長征幹部，但也是文化人，思想解放。在他的領導下，全團都敢於衝破教條束縛。此後，李一氓和我建立了良好的友誼，經常找我談話，議論天下大事。1987年中共以所謂「黨的生活會」罷黜胡耀邦，事後李一氓即將這一情況告訴我，並議論說，在對待胡耀邦的問題上，趙紫陽犯了戰略性錯誤，把自己暴露在最前線了。我開玩笑地問他：你也舉手同意了嗎？李一氓無奈地說：老蘇，你還不知道我們黨的規矩嗎？――此是後話。

    和資本主義國家相比，南斯拉夫仍屬發展中國家，但其物質之豐富、市場之繁榮、人民生活水平之高，決非中共「三評」中所描寫的狀況，更非當時的中國所能望其項背。於是我對中國的宣傳產生了懷疑。後來，據主持「三評」寫作的王惠德告訴我，他們寫作「三評」時，實際上是先定下結論，然後搜集資料加以論證。社會生活千頭萬緒，要找出一兩條需要的材料為這種主題先行、愚弄人民的宣傳品「佐證」，並非難事。 

    過去中共一直認定南斯拉夫是修正主義，我們與南斯拉夫理論界討論後發現，南斯拉夫反對的是斯大林主義的理論和實踐，而不是馬克思主義。他們指出，工人自治理論（如聯合勞動、工人自治等）均取自馬克思的著作。從南斯拉夫的政治經濟制度來看，他們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工資分配表是按照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書中的圖示編制的，整個社會的分配沒有太大差別；企業中的最高權力屬於工人委員會，工人享有參與和決策權，經濟上的民主決非其它社會主義國家所能相比；在政治上，人民有權參與地方議會和上級議會的選舉，選舉是差額和無記名的；人民能自由取得護照並出入國境，更享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罷工和遊行示威的自由。經過調查，我們了解到，南斯拉夫之所以較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更繁榮、更民主，主要是因為他們50年代初即與斯大林主義決裂，開始了改革。基於這一認識，以後我一直堅持反對斯大林教條主義。此外，我還認識到，如果說蘇聯和中國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那麼就應該承認馬克思主義是多元化的，南斯拉夫的經驗便是馬克思主義在南斯拉夫條件下的具體運用，比蘇聯和中國更接近社會主義。 

    訪問結束後代表團成員集中整理訪問紀錄並撰寫訪問報告。大家一致認為，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並以肯定的語氣介紹了南斯拉夫的經濟政治制度。報告得到了中央的批准，開通了中南兩黨關係的恢復之路。 

    我當時還在《人民日報》社工作，和代表團其他成員一樣，我曾多次被一些單位與地方請去作訪南報告。由於內容多為閉關鎖國條件下的人們聞所未聞，而且我在報告中穿插了不少南斯拉夫的逸聞趣事，深受聽眾歡迎。我在全國各地所作這種報告不下四十餘次，這種報告至少能起一些啟蒙作用，使人們知道斯大林主義不好，專政不好，因而嚮往改革。 

    當然，我也遇到了一些麻煩。有一次我在天津作報告，當我講到：在南斯拉夫，領袖鐵托的夫人想插手政治，引起人們不滿，鐵托斷然與之離婚；於是南斯拉夫人民稱讚說，「鐵托丟了一個皇后，贏了一盤棋（指國際象棋）」。聽眾忽然大鼓其掌，我當時也有些吃驚。後來，天津市委果然行文《人民日報》社，指責我影射毛澤東。那時胡績偉任《人民日報》總編輯，他一笑置之。還有一次，我在成都做報告，有人打電話到公安局，說有個右派分子在放毒。 

    代表團成員還寫了不少文章介紹南斯拉夫，並把從南斯拉夫帶回來的書籍資料翻譯出版，引起了一股南斯拉夫「熱」。在于光遠的建議下，還成立了南斯拉夫研究會，這是「文革」後中國成立的第一個外國研究會。 

     2．參加「布哈林國際學術討論會」 

    1980年6月26日，我應邀去意大利參加「關於在蘇聯和國際共運史中的布哈林」國際學術討論會。布哈林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似早已蓋棺論定。由於《聯共（布）黨史教程》一書和「列寧在十月」這部電影的影響，布哈林長期以來被看作「人民公敵、匪幫、法西斯走狗、外國間諜、謀刺列寧的殺人犯」。我去意大利之前看了英國羅素基金會寇茲（Ken Coates）教授所著《布哈林案件》（1978年版）一書，才對布哈林案件特別是該案平反歷程有了初步了解。事情梗概如下：1961年，布哈林的遺孀 A·M·拉林娜和她的兒子尤里·拉林（那時代，不敢姓布哈林，只好從母姓）向蘇聯最高黨政當局要求給布哈林平反並恢復黨籍，但沒有回音。1977年，尤里 ·拉林再向蘇聯最高法院申請，仍無回音。尤里·拉林在1978年3月12日給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貝林格寫信，信中第一次公佈了布哈林的遺囑，並請求貝林格參與為布哈林平反的運動。羅素基金會也得到了這封信的複製本，遂把這封信散發到了很多國家請求支援。世界各國有一百多位著名學者，包括若干著名共產黨人，聯合簽名要求蘇聯政府重新審查布哈林案件，予以平反，並向公眾闡明產生錯案的背景。1978年，意共的《團結報》和《再生》周刊先後就此發表聲明。這時布哈林的著作和研究布哈林的著作大量出版，甚至有人編寫了關於布哈林的劇本並拍攝了電影。在這樣的背景下，意大利共產黨的葛蘭西學院院長保羅·斯布里諾亞向世界有關學者發出了召開布哈林學術討論會的邀請信。會議由葛蘭西學院組織，為期三天，在羅馬郊區福拉多加的陶里亞蒂學院（意共中央黨校）舉行。此會正式參加者50人，大部分是曾在羅素基金會那封要求給布哈林平反的聯合簽名信上簽名的學者，分別來自意、英、美、法、奧、加等國，東歐國家中只有來自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學者，蘇聯學者受到當局阻撓未能到會。 

    與會者早已充分了解布哈林案件是個冤案，所以會上沒有繼續討論案件本身，而是着重討論了布哈林的理論、歷史地位、歷史作用以及布哈林案件產生的原因，會議具有很高的學術水平與說服力。當時任中國社科院院長的胡喬木規定我以員身份列席，不必發言。我雖然沒有發言，但參加這次會議讓我大大擴展了眼界，了解到西方學者的治學方法和獨立思考的學風。會上一派良知良識之氣使我不得不重新考慮許多問題。以布哈林案件為例，人們理所當然地會問：為什麼在共產黨治下會發生這樣的冤案？而且一拖50年才得平反？為什麼案件發生後西方記者指其為冤案卻備受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圍攻？事實上，歷史的結論說明，西方記者是尊重事實的，而共產黨才是冤案與謊言的製造者。為什麼中共與中國知識分子跟着斯大林的指揮棒轉，及至發現錯了還沒有勇氣改正？由此及彼，我產生了重新評價列寧、斯大林、聯共（布）黨史、共產國際的歷史作用之想法，開始思考如何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再認識。當然，這種再認識的想法也會推論到中共的理論和實踐本身。 

    回國後我首先向中國社科院領導匯報會議情況，大概是懾於斯大林的陰魂，他們對會議既不肯定，也未否定。當時，劉少奇的遺孀王光美在中國社科院任外事局長，她本來對這類學術問題興趣不大，但聽我匯報時特別注意布哈林案件本身及其平反的背景，想來她與拉林娜起了共鳴。 

    我把這次會議的匯報寫成了「布哈林國際學術討論會側記」一文，刊於《國際學術動態》。該文被國內各報刊廣泛轉載，我常被各單位邀去做報告，直至1983年不衰。我從事的這類活動在國內澄清了布哈林案件，伸張了正義，對於反斯大林主義及其制度也有一定作用。中國學術界長期以來對布哈林缺乏研究，過去只有對布哈林的反面介紹。于光遠建議馬列所組織一個「布哈林研究班」，該班於1980年下半年成立，從全國邀集了40多位專業人士參加，翻譯了大量資料，陸續出版了一系列書，計有《論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1982），《布哈林思想研究》（1983），《革命與改革中的布哈林――布哈林國際討論會文集》（1987）等，這是中國學者研究布哈林取得成果的開始。與此同時，中共中央馬恩列斯編譯局於1981年出版了三卷本的《布哈林文選》，比蘇聯早出版七年。對布哈林的研究打破了學術禁區，提高了中國學術界獨立思考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對於批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及其制度、促進改革均有積極作用。但這些活動也觸犯了實際上是斯大林主義者的中共頑固保守派的神經，因此我如實介紹布哈林就成了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加諸於我的罪名。 

    3．三度參加南斯拉夫的「社會主義在世界上」國際論壇 

    中共建政後獨尊馬列，而在馬列中實際上獨尊斯大林主義和一部分列寧主義，其他學說一概被視為異端，橫遭罷黜，「文革」時期，更是在閉關鎖國、愚昧專制中保持着夜郎自大的心態。結果中國學者對國際社會學術思潮的發展、甚至對世界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幾乎全無所知。為了開展國際學術交流，1979年11月于光遠率代表團訪問法國。途中我們專門在匈牙利做了三星期訪問，請匈牙利的經濟學家與經濟界人士介紹他們1968年實行新經濟機制的改革理論、進程、困難、鬥爭和經驗教訓。回國後我們寫了中國第一本《匈牙利經濟體制考察報告》，而且和匈牙利某些領導人及學者建立經常性的聯繫。于光遠和我都認為，除了出國訪問以及與各國建立學術聯繫之外，參加國際會議是一個開拓視野的重要渠道。 

    1980年9月，中聯部通知中國社科院，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舉辦一年一度的「社會主義在世界上」國際論壇已經有年，現邀請中國同志參加。中南兩黨雖已恢復關係，但中共保守派人士如胡喬木、鄧力群輩，仍視南共的理論為異端。于光遠乃派李慎之作為員前往，此乃襲派我以員身份參加意共布哈林國際學術討論會的故事。李慎之回來後說：南共聯盟不惜巨款，每年舉辦這一論壇，當然要宣傳他們的工人自治理論，但它也是一個團結世界各國社會主義流派的會；這個論壇絕無宗派主義情緒，不管哪一個國家、地區，也不管什麼黨派、學派，只要是談論或贊成社會主義的團體及個人均可參加；會上各抒已見，兼容並蓄，可以互相辯論、問難，但不得攻訐、扣帽子，以期求同存異；論壇固定於每年10月在察夫塔特（Cavtat）這一濱臨亞得里亞海的城市召開，每年事先確定一個中心題目，通知與會者準備論文，會議圍繞這一中心問題討論，最後出版《社會主義在世界上》集刊，分別印行英法文與塞爾維亞文幾種版本。這種超政治、超黨派、不拘泥於馬列主義教條的論壇，只能在那時的南斯拉夫召開，別的國家均無可能。因此這個論壇大可作為我們了解世界上各種社會主義流派、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窗口，勝於訪問一個國家。 

    于光遠很贊成參加這個會。1981年，中國社科院派李慎之和我正式參加該論壇，我在會上提交了題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回顧與前瞻」的論文。由於中國學者是第一次參加這個論壇，我們受到大家的歡迎，南斯拉夫新聞界對我們做了多次訪問。參加國際會議本身是一種工作，不論是把中國的成就介紹給世界，還是了解世界，均需要積累知識經驗，外國有些學者經常參加固定的學術會議。但是在中國，往往把出國視為一種優惠，認為應該利益均沾，不能集中於一人。因此，也不考慮條件，只要求每年輪換。于光遠非常反對這種做法，力排眾議，要求有人經常參加，以增加聯繫，積累經驗、關係和資料。是以我曾在 1983年、1985年兩次再度參加這一論壇，並在1985年被選為《社會主義在世界上》的編委。這是對中國學術界的重視。但是，由於國家教委、中國社科院黨委與馬列所有矛盾，從1986年起就不再給馬列所參加「論壇」的名額了。 

    我之參加「社會主義在世界上」國際論壇，對於把馬列所引導到傾向於研究民主社會主義，提倡在實踐中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是有積極意義的。在這個論壇上我認識了若干國家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政黨人物，也與若干社會主義流派的代表人物有所聯繫，如英國的新左翼、美國的《每月評論派》，南斯拉夫的實踐派、德國的爭論派等。這便使馬列所對世界的社會主義流派和運動了解日深，思想日新，同時也提高了馬列所在國際學術界的聲譽。馬列所出版的英文版《馬克思主義論文選》受到外國歡迎，其刊物《馬克思主義研究》亦受到重視。 

五、「清除精神污染」及其破產  

    1983年3月14日是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紀念日。在這一天舉行的「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竟成為中共發動「清除精神污染」的一個機會，並產生了嚴重的後果，實為異數。 

    1．「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學術報告會」 

    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早已不存在，世界共產主義陣營更是分崩離析。蘇聯東歐國家籌組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紀念會，是為了維護他們的團結和正統馬克思主義的地位。而歐洲國家共產黨和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籌組紀念會，則是為了推動馬克思主義的現代化。中共在意識形態上與各共產黨及馬克思主義流派均有分歧，有關這類紀念會或未被邀請，或拒絕參加，儼然以中流砥柱的姿態籌備自己的紀念會。1982年夏秋之際，中共中央委託中宣部、中共高級黨校、中國社科院和國家教委共同籌組紀念活動，內容包括「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學術報告會」以及「馬克思生平事跡展覽」、「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國」 和「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業圖片展覽」。中國社科院委託馬列所籌備「學術報告會」，我是該所所長，負責籌備的具體工作。其中一項是篩選社會科學系統和高校系統送來的論文，在解放思想的空氣下，我們理所當然地篩掉一些陳詞濫調、八股教條的作品――未曾料想到的是，這種篩選後來竟然成為我的一條「罪狀」。 

    學術報告會的開會方式是只宣讀論文，不討論，分為大會報告和分組發言兩個層次，會期四天。中國這種官辦的學術會議實際上也是按等級安排的，大會報告是「首長級」，由各單位首長包辦，不論內容和水平。誰將在大會報告以及報告的題目是什麼，都是保密的，我作為籌備工作的負責人之一，對此一無所知。 

    1983年3月8日，在胡耀邦報告的第二天，「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學術報告會」在高級黨校大禮堂隆重開幕，冠蓋雲集，學者景從，共一千餘人，極一時之盛。大會開幕式由中宣部副部長郁文主持，首先由周揚宣讀他的長篇論文「關於馬克思主義與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因為他年事已高，宣讀只開了個頭，由別人代為宣讀全文。我事先不知道周揚要在開幕式作報告，事後聽王若水說，周揚在1983年1月便開始準備寫論文，然後在天津、北京等地找王元化（上海市委宣傳部長）、顧驤（中宣部工作人員）和王若水（時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一起討論，最後由周揚定稿。周揚過去被稱為「文藝沙皇」，「文革」後有所醒覺，認真反思，批判「左」禍，開始獨立思考，得到理論界的諒解。他這篇報告談了四個問題，提出了三個創造性的看法：其一，關於認識論，只提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是不夠的，其間還有個知性認識；二，要承認社會主義存在異化；三，要重視人道主義，承認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周揚的報告受到全場的熱烈歡迎，掌聲不斷。當時參加大會開幕式的高級黨校校長王震聽完報告後走到周揚跟前說：「周揚同志，你的報告真好，我很受教益。我問你一句話，那Yi Hua 兩個字怎麼寫法？」周揚在紙上寫了「異化」兩個字，王震點頭走了。當時中國社科院院長馬洪在宣讀他的論文「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前說： 「周揚同志剛才作了一個很好的報告，我們要向他學習。」 

    不意到了第二天，大會報告結束後，會議主席王惠德（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宣佈大會暫停，延期三天。於是大會程序全被打亂，大家如墮五里霧中。原來，周揚報告的當晚，未出席報告會的胡喬木突然打電話給中宣部說，周揚報告有政治錯誤，報告會不能散，要延長三天，組織發言，批判周揚。胡喬木和鄧力群花了很大精力去組織批判周揚的文章，他們原來屬意邢賁思（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所長），邢予以謝絕；他們又找到北大哲學系主任黃楠森、社科院哲學所王銳生、人民大學靳輝明、《文藝報》唐達成等人，寫了四篇文章，這些文章多屬陳詞濫調，自相矛盾，受到與會者的訕笑。後來《人民日報》在3月16 日把周揚的報告和四篇批判發言同時發表，讀者一看就知道是非高低，使胡喬木、鄧力群大丟其丑。二人惱羞成怒，此事成為後來《人民日報》胡績偉、王若水被查處的肇因。 

    2．轉向「清除精神污染」 

    對周揚文章的批判和升級引起思想理論界的不安和憤懣，但胡喬木、鄧力群仍然一意孤行，並將思想問題升級到政治問題，策劃撤掉王若水的副總編輯職務，改組《人民日報》，但受到胡耀邦抵制，未能成功。他們利用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前向鄧小平匯報文藝界、理論界情況這一時機，用謊報軍情的伎倆讓鄧小平產生一個印象，即思想文化界一片混亂、問題嚴重。他們向鄧小平報告了周揚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的論點。鄧小平問他們，什麼是「異化」，他們回答說，就是反社會主義。於是鄧小平表示，「文藝界、理論界不要搞精神污染」，並準備在二中全會上提出這一問題。於是，鄧小平成了「精神污染」 一詞的始作俑者。 

    1983年10月11日至12日，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召開。鄧小平發表了題為「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的迫切任務」的講話，此稿是胡喬木、鄧力群起草的。鄧講了整黨和「清污」兩個問題。他說：理論文藝界「存在相當嚴重的混亂，特別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現象」；「精神污染的實質是散佈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腐朽沒落的思想，散佈對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和對於共產黨領導的不信任情緒。」他還說：「人道主義和異化論是目前思想界比較突出的問題。」胡喬木就這樣借鄧小平之口講出了胡自己的觀點，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問題，而所謂「精神污染」就是人道主義和異化論。二中全會本沒有作關於「清除精神污染」的任何決定，但胡喬木、鄧力群利用鄧小平的講話大作文章，提出要「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他們利用「清除精神污染」去打擊知識分子中與他們意見不同、有獨立思想的人，以控制思想文化界。二中全會後不久，報紙的主題從整黨轉為「清污」，頑固保守派的領軍人物李先念、彭真、王震等紛紛大談「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思想學術界的官僚及趨炎附勢的御用文人大肆揭露思想學術界各領域的「污染」現象，點名批判某些書刊文章，並師毛澤東故伎，動員工人、農民批判人道主義和異化論。 

    「清污」波及到各領域，包括日常生活；揭發、批判不斷升級，好象第二次「文革」開始了，引起了社會的混亂與不安。期間類似 「文革」的荒唐事不斷出現。例如北京市委大樓公然告示：男士大包頭，女士披肩發，塗脂抹粉，佩戴首飾者，均不得進入大樓；北京市公安局下令禁止男女共同在公共游泳池內游泳；有些工人如此批判周揚：「共產黨要『四化』，周揚要『一化』」。 

    「清污」還引起了國內外關於中國是否要倒退到閉關鎖國、恢復到毛澤東時代的普遍疑慮。由於胡耀邦、趙紫陽、萬里、方毅等領導人的一致反對，「清污」只推行了28天就被制止了。但是對知識分子的批判卻未停止，王若水受到了處分，周揚雖未受到處分，但他面臨極大壓力，要他公開做自我批判。據我所知，由於周揚一直頂住，結果有關方面竟利用新華社記者賺周揚的檢討。這個「自我批評」在《人民日報》1983年11月6日的版面上以周揚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的形式刊出。此非周揚本意，他對此一直耿耿於懷，終於一病不起。哀哉。 

    思想文化領域主管的專制惡霸作風還可從中國社科院的汝信當時面臨的處境窺見一斑。汝信是胡喬木門下的一位紅人，他曾寫過「人道主義就是修正主義嗎？」，肯定了馬克思主義和人道主義的一致性，肯定了「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該文發表在1980年8月15日的《人民日報》上，當時胡喬木認為寫得很好，他很贊成文章的觀點，此文被評為「1980年好文章」。時隔兩年余，到了「清除精神污染」時期，曾經發表過與周揚相同觀點的汝信又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批判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宣傳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發表在1984年1月9日、10日、11日的《人民日報》上，對自己的前一篇文章作了詳盡的自我批評。文章發表後，思想理論界對汝信頗有責難。1984年7月間我見到汝信，談到他的自我批評，汝信說，「社科院黨委押着我去見胡喬木。胡喬木已給我準備了一個寫作提綱。後來，我寫好後，胡喬木又給我逐字逐句審定。實際上是胡喬木的文章」。我這裏無意深責汝信，只想從這一事例中說明中國知識分子的可悲狀況。 

    3．「清污」在中國社科院馬列所 

    胡喬木、鄧力群大肆「清污」之目的在於清除知識分子中的異己，控制思想文化界。因此，他們必然要清理中國社科院，而馬列所自然首當其衝。社科院黨委召開了多次所長擴大會，要求各所匯報「精神污染」狀況，並互相揭發。對馬列所雖未公開指責，但是院長馬洪和梅益等人找我談話，指出我以下幾個問題涉及「精神污染」：1979年的文章說中國只能屬於社會主義初級階級的開始，實際上還處於過渡時期；為布哈林翻案；介紹南斯拉夫的理論與實踐；介紹歐洲共產主義。我據理駁斥，並引用中共中央致鐵托和貝林格的唁電證明，中共承認南共和意共在各自的條件下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他們沒有和我爭論，在全院批判「精神污染」的大會上也沒有再提起。 

    胡喬木、鄧力群企圖利用「清污」解散馬列所。11月我們就聽到解散馬列所的風聲，還傳聞中宣部內部文件說，馬列所解散後一部分人可併到編譯局去，我在編譯局的朋友甚至問我本人和哪些人願意到編譯局去。我們得知這一消息後請馮蘭瑞去找薄一波。當時薄一波具體管整黨工作。整黨工作規定中說，整黨期間和「清污」均不包含處理某一組織。薄一波當時表示，「我決不會幫你們的倒忙」。我們又寫信給鄧小平、胡耀邦和胡喬木，反對解散馬列所。大概因為「清污」僅28天便壽終正寢，馬列所度過了一次解散危機。 

    後來，我找社科院黨委書記梅益，指責他解散馬列所為何不與馬列所黨委協商？這不符合黨的原則。梅益矢口否認有此決定，並說， 「今天不會解散馬列所，今後也不會解散馬列所。」其實，那是梅益對我當面撒謊。1989年我到美國後，據宦國蒼相告（他是曾任社科院副院長、黨委成員的宦鄉的侄子），宦鄉曾告訴他，在1983年10月、11月間，中國社科院開過黨組會，梅益宣佈胡喬木、鄧力群提出解散馬列所，要求院黨組投票表決；那時于光遠去日本訪問，只有宦鄉投了反對票，並要求上報時據實報告他的反對；但社科院黨組上報時卻謊稱對此事黨組會議全票贊成，于光遠回國後得知此事，和宦鄉一起去見胡耀邦，胡耀邦批評了社科院黨組。看來，社科院黨組確實有過解散馬列所的動議。 

    在「清污」過程中，鄧力群提出，宣傳、文教各部門都要清理自己的出版物，這些部門的黨員幹部要檢查有沒有散佈或接受「精神污染」，情況嚴重的單位應由上級派出工作組來幫助整頓。社科院黨委根據鄧力群的指示，於11月初派出以社科院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楊克和幹部陳強林組成的工作組到馬列所，馬列所那時還租住在北京市委黨校。他們來到馬列所開全體大會時，我宣佈，「工作組進村，馬列所黨委全體辭職」；他們只好一再說明，他們是來幫助工作的。工作組來所後，要求集中馬列所所有的出版物加以檢查；同時找領導和工作人員分別談話。公道地說，陳強林領導檢查工作還比較實事求是，當然，這與當時黨內外均對「清污」深惡痛絕有關。同一個陳強林，在「六四」後曾極盡壓迫之能事，並因表現「積極」而成為馬列所黨委書記，此是後話。當時的檢查結果認為，《馬克思主義研究參考資料》介紹反面的東西太多，以後應加按語；因屬內部刊物，不能算是「精神污染」。馬列所建所後到「清污」的1983年間，公開和內部的出版物不下一千萬字，檢查工作浪費了大量精力和時間。 

六、「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波瀾  

     1．「清污」後的思想活躍 

    「清污」使全國與世界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普遍產生了懷疑，於是鄧小平重新強調改革開放。1984年春節，他視察了廣東、福建、上海等地，返京後發表了關於特區和增加開放城市的講話。中央開會決定進一步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趙紫陽在1984年6月提出「現在更需要的是大膽探索」。10月24日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為中國的經濟改革走向提供了一個官方解釋。1984年經濟工作的活躍多少推動了政治形勢的發展。12月4日，胡耀邦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講話，他提出了著名的論點，「不能要求馬克思列寧當時的著作解決我們當前的所有問題」。《人民日報》12月7日的評論「理論與實際」闡發了這一論點，極大地鼓舞了支持改革、思想解放的人們。在12月舉行的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上傳達了中央書記處會議的兩點精神：一，提出文學創作自由；二，作協這類社會團體不應由共產黨決定領導人選，由作協代表大會自由選舉產生領導人。[7] 1986年，新任中宣部長朱厚澤提出對知識分子的「三寬政策」：寬鬆、寬容和寬厚。1986年7月底，萬里在全國軟科學研究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談到，「關鍵不在於把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分開，在於對政治問題、對決策研究本身，也應該實行雙百方針」。《人民日報》8月30日還發表了評論員文章「政治問題可以討論」。這時，思想界進入了一個「活躍」時期。 

    當時我寫了一系列文章。「學術自由和學術繁榮」與「現在更需要的是大膽探索」兩文是呼應四次作協大會上傳達的政策，呼籲大膽探索。發表於《讀書》1986年第9期的「政治體制改革芻議」曾引起重大反響。我還寫了一篇「政治體制改革與反對封建主義影響」，此文恰好與萬里在軟科學研究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同日（1986年8月15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事後竟有朋友特地來問，說是傳聞鄧小平接見了我，講了一些「精神」，所以我得以撰寫此文――儘管此傳聞荒誕離奇，但反映出中國人被共產黨禁錮得太緊太久的悲哀，以至於人們以為稍有點新意的文章總是來自「上面精神」。其實我這篇文章事先並無「精神」，事後倒是被大大地記了一筆帳，在後來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我的一大罪狀便是「藉口反對封建主義，否定四項基本原則。」 

    在于光遠的倡議下，馬列所正式提出研究「三個再認識」：對馬克思主義再認識，對社會主義再認識，對資本主義再認識，以期為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構建新的理論基礎。在馬克思主義方面，我們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危機問題、多元化問題、現代化問題；馬克思主義本身要接受實踐的檢驗，以區別它的「活的」和「死的」部分；反對把馬克思主義視為「官學」而享有特權；人道主義和異化論在馬克思主義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東歐和蘇聯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等。在經濟改革方面，我們強調市場化與所有制多元化，開始接觸產權問題（實為私有化問題）；還有承包製和股份制問題，收入差別擴大問題，改革中的農村問題以及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關係等。在政治改革方面，我們提出要反對封建主義，反對特權，探討貪污腐敗的根源，提出馬克思主義在政治理論中的教條應予廢除，還有共產黨本身的民主化與改革問題、階層劃分、利益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等。 

    其他學術機構為這種活躍氣氛所鼓舞，與馬列所一樣，分別或協同組織國內外的考察，組織規模不同的討論會，研究成果分別發表在全國各報刊上，還組織報告會宣講，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在這種氣氛下，頑固保守派和教條主義者慨嘆道，「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被剝奪了發言機會。」 

    那時，思想解放的學者之意見常常為黨內改革派領導人所尊重。胡耀邦在1986年秋組織班子起草「十三大」報告時曾設置幾個顧問組，其理論顧問組曾延攬于光遠、李銳、胡績偉、黎澍、於浩成、蘇紹智等人，胡啟立亦參與討論。我曾在會上暢談「再認識」問題，會後理論組負責人林澗清、鄭必堅曾找我長談，要我介紹當代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各流派、當代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實踐對理論的影響，還討論了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是否過時。後來他們要我試起草「十三大」報告的末一段――「關於馬克思主義」。我在草稿中強調了馬克思關於「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思想，以及勞動解放、政治解放、人的解放的思想，主張根據實踐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用以指導實踐。1986年底胡耀邦被迫下台，上述努力自然都付之東流。「六四」後鄭必堅為了保住官位，公然聲稱他早就知道蘇紹智「反黨、反馬克思主義」，是「老反革命、死反革命」，完全諱言曾經要我起草十三大報告中「關於馬克思主義」一節的事實。中國這種類型的知識分子真是可悲。 

    2．「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第一波 

    胡喬木、鄧力群對「清污」後思想理論界的「活躍」深惡痛絕，他們暗中搜集黑材料，以備整人之用。黨內改革派與思想解放的學者無一不在其搜集範圍之內，從胡耀邦、趙紫陽，到于光遠、嚴家其、張顯揚、蘇紹智等，均在其「關照」範圍內。據鄧力群控制的中央辦公廳研究室的李元明告訴我，該室有一間保密室專門收集這些人的材料。他開玩笑地說：「你要出你的全集，這裏最全，不但有公開出版的書、文章，還有內部講話的錄音。」後來事實證明他所言不虛。 

    1986年底的學生運動給頑固保守派帶來了機會。這次學生運動的規模並不大，起因是伙食問題、基層人民代表的選舉問題、流氓在學校打人問題等，其實不難解決。頑固保守派企圖利用學生運動激怒鄧小平，引導他舉起「左手」來打擊改革派，所以他們不斷刺激學生。例如，北京市委的《北京日報》連續發表歪曲事實的報導和充滿火藥味的社論，用「文革」語言咒罵學生，激起學生公開焚燒《北京日報》。他們還無恥地製造謊言，以嫁禍於人。時任北京市委副書記的徐惟誠原是「四人幫」寫作班子「洪廣思」的負責人，後成為鄧力群的得力跟班。他在1987年1月的全國出版會議上說：「1月8日社會科學院研究生準備鬧事，準備中午一點鬧事，到十二點半去阻止了。研究生院副院長宣佈：不能去，黨員去要開除黨籍。這些王八蛋要幹什麼？他們的後面是馬列所的老傢伙，于光遠和蘇紹智。這些小王八羔子想上台，小法西斯，他們上台搞什麼民主？研究生最後提出不要穿小鞋，不要影響分配。就是要影響！就是要穿小鞋，要影響一輩子！……」我知道徐的講話後十分氣憤，找到當時的社科院副院長趙復三，表示要去控告徐惟誠。趙復三說：「我到社科院研究生院調查過，根本沒有鬧事之舉，更談不上你們是後台。我可以給你們澄清，但不必告他，他正走紅，告也沒有用。」 

    胡耀邦在非法的「黨的生活會」上被迫檢討並辭職後，鄧力群控制的中央辦公廳研究室不但立刻公佈了關於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的材料，用書記處的命令開除他們的黨籍。他們還師「文革」之故伎，用「白頭文件」[8]印發了兩份材料，內行人一看就知道出自鄧力群的研究室。其中一份的標題是「關於理論問題的一些材料」，包括7個專題，這七個專題依次是：關於四項基本原則，關於社會主義道路，關於人民民主專政，關於共產黨的領導，關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改革與開放，關於理論與人生觀。每個專題下分別羅列了許多文章、講話的摘錄，選材自然是根據他們所說的「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一標準。其中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三人是指名道姓地引用其文章、講話，並註明出處；其他人則不點名，理夫與何匡兩人的名字出現在引文中；很多不點名的引文多出自當時著名學者的文章，如于光遠、胡績偉、李洪林、於浩成、王若水、黎澍、張顯揚、金觀濤、劉再復、戈揚、蘇紹智等；還包括《人民日報》1984年12月7日題為「理論與實際」的評論，其目的明顯是要批判胡耀邦。這份材料給人以強烈的暗示：這些人將在下一波政治運動中成為被批判對象。我約略查了一下，涉及我的有10處，其中一處竟引文6次。另一份材料題為「若干言論對照」，包括6個題目：關於四項基本原則，關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共產黨的領導，關於社會主義道路，關於改革與開放，關於民主「不是恩賜」的。在該材料中，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三人被點名，其他人不點名，與前一個材料作同樣處理。這個文件的惡毒之處在於，把改革派、思想解放的學者之言論和學生的大字報或言論互相對照，以說明學生是受這些學者的影響，甚至學生的言行是受這些人的指使。這個文件中涉及我的有三條。鄧力群等人的目的很明顯，就是準備打擊一大批理論文化界人士。 

    這兩個文件發出後引起了思想文化界極大的震動與憤怒。于光遠把這些材料送交趙紫陽並提出意見，趙紫陽批評了這種做法，命令撤銷這些文件。但胡喬木、鄧力群並未真正停止這類陰謀活動。1987年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名義下，胡喬木、鄧力群開始準備打擊一大批思想解放的學者。從鄧力群控制的研究室傳出來兩批黑名單：第一批是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這是鄧小平一再點名的；第二批共10人，有吳祖光、王若水、張顯揚、理夫、蘇紹智、於浩成、李洪林、嚴家其、鮑彤，原來還有于光遠，據說被鄧小平親自勾掉。甚至還傳出第三批一百人的名單，但未得到證實。當時人民大學教授高放曾對我說，他的名字可能在內。這類似於宋朝的元佑黨人碑，世人莫不以列名於此為榮。研究室準備了關於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的大量材料，登在報上，並印發傳達材料，企圖「搞臭」他們；結果適得其反，傳達材料受到公眾歡迎，認為方、劉等說得真對。開除這三人黨籍一事雖然由鄧小平決定，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通過，但他們所在單位的支部並不同意，只好由這幾個單位的紀律檢查委員會作出開除的決定。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如果誰被劃成「右派」，誰就陷入孤立狀態，多少人因此抑鬱以終。但方、王、劉這三位被開除黨籍的「自由化分子」卻得到社會的普遍同情，很多素不相識者都去信甚至登門慰問。正是「莫謂前路無知己，天下何人不識君！」胡喬木、鄧力群在道義上失敗了。 

    3．「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第二波 

    第一批名單上的人被處分後，趙紫陽對處分第二批名單上的人興趣不大，王震不斷催他，並一再去找鄧小平催問。1987年7 月22日，在北戴河召開書記處會議討論第二批名單，趙紫陽推託說來不及，只帶去吳祖光、王若水、蘇紹智、張顯揚等四人的名單。討論結果是，吳祖光、王若水被勸退黨。討論到我時，據說趙紫陽說了一句：「蘇寫了一些文章，對改革開放起了好作用」。於是決定只撤銷我黨內外一切職務。討論到張顯揚時，決定開除他的黨籍。鄧力群說，還有一個孫長江，與張顯揚是一夥的，這兩個人都要開除出黨。當時孫長江是《科技日報》副總編輯，該報總編輯林自新曾長期擔任聶榮臻元帥的秘書，便給聶榮臻寫了一封信，說明孫長江的情況，為他澄清一些問題，指出對孫長江的處理不妥。聶榮臻把信轉給陳雲，陳雲批示說：對黨內高級知識分子的處理要慎重，要把材料核實清楚，不要據不實材料輕易處置。於是孫長江幸而得免，未受處分。 

    當時胡喬木還要把社科院的馬列所與高級黨校的馬列所合併，這兩個所對這個「合併」決定都反應遲緩。到了1988年5月，形勢有所好轉，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趙紫陽請社科院院長胡繩與會，胡繩提到，社科院應該有馬列所，趙紫陽決定不再合併，於是社科院馬列所得以保存。 

    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中被處分的四位學術界人士里，吳祖光由胡喬木親自出馬到吳家勸其退黨，吳勉為同意。吳祖光曾寫過一篇生動的文章敘述此事。王若水據理力爭，拒不退黨，被宣佈除名。張顯揚是接到社科院黨委和紀律檢查委員會的通知，然後在全院大會上宣佈開除黨籍。蘇紹智也是經院黨委講話後即在大會上宣佈撤銷其領導職務。這次處分的共同點是，所有決定都是中央書記處討論後由中紀委作出的，未經過本人所在黨支部甚至所在單位的黨委，違反了黨章關於除分黨員的規定，開了一個由上層領導任意處分黨員的先例。但所有受處分的人都不象歷次運動中受迫害的人那樣，為了「過關」而寫檢查交待、「臣罪當誅、天王聖明」地向黨謝罪；相反，他們都據理力爭，不過不是向黨申辯，而是以聲明的形式磊落地陳說自己的態度。他們雖然受到處分，卻得到社會公眾廣泛的同情和支持。 

    1987年7月間我到青島休養，8月初回京，風聞書記處7月21日、22日關於包括我在內的四位人士的處分決定。8月10日，社科院常務副院長趙復三找我談話，向我宣讀了7月21日、22日第334、335次書記處討論決定事項，中紀委為此發了「白頭文件」[8]。「文件」說： 「蘇紹智的主要錯誤是：1、散佈違背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2、蘇紹智負責出版的四個刊物和他所主持的馬列所召開的座談會，為一些人發表違背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和傳播西方反馬克思主義觀點提供條件和講壇。……3、蘇紹智所主持的馬列所，有一些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的人，其中還有『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打砸搶分子如張顯揚等。蘇紹智還為長期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的北京市社會科學院胡平聯繫去美國留學。胡平到美國後即與反動組織『中國之春』王炳章一伙人合流，攻擊中國共產黨。……蘇紹智的錯誤性質是嚴重的，背離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重大原則問題上不同黨保持一致。按照黨章、黨紀等原則，決定撤銷其中國社科院馬列所分黨組書記的職務，並建議撤銷其中國社科院馬列所所長職務。」趙復三說，他只能向我宣讀文件，對於中紀委的決定以及決定所談各節內容，院黨組是在8月7日中紀委找他們談話時才知道的，因而不能作出任何解釋或說明。趙復三囑我在8月13日前寫出申辯交給院黨組。 

     8月12日，我寫了幾點聲明，交院黨組轉中紀委，包括幾點：第一，該決定的內容不符合事實，有些甚至是沒有常識。例如所謂為胡平聯繫去美國留學，中國人出外留學須經本人自由申請聯繫，同時邀請學者寫推薦信，我寫推薦信，只推薦他的業務水平，不及其他。至於能否被批准，與寫推薦信的人毫無關係。第二，該決定的形成不符合黨章規定，根本沒有經過支部大會討論，也沒有經過中國社科院的黨組織。第三，社科院黨組應該起一級黨組織的作用，要求上級黨組織按黨章規定的程序辦事。 

    聲明交出後，歷時半月沒有任何反響。到8月28日，中紀委發出「關於蘇紹智所犯錯誤的處分決定」的「紅頭文件」。該文件不但沒有參考我的意見糾正不實之處，反而在原白頭文件中所述的「在1986年他發表文章，藉口反對封建專制主義，否定四項基本原則」這句之前，加上「九年來，特別」幾個字，企圖把我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全部文章和講演統統歸結為「藉口反對封建專制主義，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我想申辯是無用的，乃在9月8日發出「我對中紀委『處分決定』的聲明」，交給院黨組，對該「處分決定」之形成不符合黨章規定和對我的妄加指責據理批駁。我被處分的消息傳出後，社科院許多研究所的領導極為不滿。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長浦山曾為此向院黨委提出抗議。 

    9月17日，胡繩等院領導和我談話，比較求實低調，說主要是學術問題，有些問題涉及政治問題，但又是理論問題。9月18日，趙復三在院分黨組書記會上宣佈對幾個人的處分決定，在肯定我的成績時說，「處分決定」中的「九年來」是「幾年來」的錯印，試圖緩和各所領導的義憤之情。我在 9月23日又發出「對中紀委『處分決定』的補充說明」，認為「處分決定」把「幾年來」誤印為「九年來」，說明中紀委對處分一個黨員是多麼輕率和不嚴肅，而把「九年來」再改為「幾年來」，並無實質差別。社科院對於我和張顯揚的受處分，事先並不知道，後來由院領導宣佈了事，始終沒有按黨章開支部大會。 

    頑固保守派對反封建深惡痛絕。王震有一次在黨校說，王若水、蘇紹智他們反封建，反封建就是贊成資本主義。一時傳為笑柄。為了打擊馬列所，鄧力群在一次會議上說：「有個蘇紹智，編了一本什麼《馬克思主義研究》，專門反對馬克思主義。」為此，胡繩親自過目刊物，馬列所把出版了的15 本《馬克思主義研究》送交胡繩，他利用在北戴河休養的時間全部看過。胡繩畢竟基本上是學者，他閱後表示，《馬克思主義研究》在社科院各個研究所出版的刊物中是水平比較高的，有一些好的文章，有問題的文章雖然有，但是不多。 

    胡喬木、鄧力群的最終打擊目標是于光遠。他們通過中顧委組織了批評于光遠的「黨內生活會」，與對付胡耀邦的「生活會」如出一轍。名為中顧委的會，事先卻安排了許多非中顧委的人準備發言。從馬列所動員了前黨委書記張欞，從世界經濟研究所動員了原副所長羅元稹，這些人都不學無術，過去深受于光遠的關懷照顧，此時為了升官便不惜為虎作倀。許多學者如宋濤、董輔礽等均拒不出席。此「生活會」共開了十次，會上製造謊言、上綱上線，高聲喧譁，形同鬥爭會，最後只給于光遠15分鐘答辯時間。後來于光遠寫成書面發言，他們又拒絕印發。他們做出了關于于光遠十點錯誤的結論，到處散發。鄧力群指定要馬列所討論這十點錯誤，討論時除少數人沒發言外，大家逐條駁斥這些「結論」，並陳述了于光遠在理論和實踐上的貢獻。鄧力群的卑鄙目標沒有達到。 

    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再批判」聲中，學術理論界進入「再沉寂」時期。鄧力群卻歡呼：「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的春天到了！」 1987年春天他到處作報告。2月26日在中國職工政治思想工作研究會上的講話中，他竭力自我吹噓，聲稱他從1979年理論務虛會開始同資產階級自由化作過五次鬥爭。實際上鄧力群從那時起一直不停地搜集胡耀邦的黑材料，圖謀取而代之。鄧力群在中央組織部招待所租了一層樓，組織了龐大的寫作班子，當時士人均以加入這個班子為恥。鄧力群宣稱，他定了500個大批判選題，並對用真名實姓寫大批判文章者許以三倍的稿酬，但響應者寥寥，最終成文的僅有幾篇，鄧力群還抱怨沒有人讀。 

    鄧力群企圖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擴大到經濟領域，說不但要批「說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還要批「干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引起了趙紫陽的不安和公開批駁。趙紫陽在1987年3月六屆五次人大會上再次強調「深入經濟體制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並提出逐步開展政治體制改革。鄧小平不能聽任他的經濟改革停滯不前，於是又舉起他的「右手」。4月30日，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說：「幾十年的『左』的思想糾正起來不容易，我們主要是反『左』，『左』已經形成了一種習慣勢力」，「我們既有『左』的干擾，也有右的干擾，但最大的危險是『左』」。鄧小平在6月20日又強調：「改革的步子要加快」，並說「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相應的其他各種領域的改革。」但直到鄧小平去世，他所說的政治體制改革只是紙上的藍圖。 

七、山雨欲來――1988年「三中全會十周年理論研討會」  

    1988年12月是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十周年，北京朝野都準備就這個紀念日重申這次全會的重要意義。官方準備開一次大規模的 「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十周年理論討論會」（以下簡稱「理論討論會」），由中共中央和中國社科院共同籌備，籌備領導小組包括王忍之、高揚、胡繩、龔育之、滕藤、高尚全、邵華澤、鄭必堅。[9]籌備領導小組為了安排了特邀與會者，擬定了對特邀與會者的條件規定：「特邀者原則上應當是理論學術上有相當權威的、有代表性的老同志，甚至曾經受到過批評和處理的同志。」制定這一原則的人也許確實出自團結這些「甚至曾經受到過批評和處理的同志」的願望，但這種做法實為愚蠢，至少反映了他們慣於把人們按錯誤與正確劃分的思維習慣。社會科學院、黨校、國家教委（大專院校）、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部委、軍隊等系統共選送論文約九百篇，評選出191篇，涉及各人文學科。最後確定正式與會者300人左右，包括論文入選的作者184人、中央和地方理論工作領導人63人、特邀與會者50人。[10] 

    1988年4月，我到英國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作為期半年的訪問，5月初收到中國社科院《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編輯部的來信，約我寫一篇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十周年的文章，截稿期是9月底。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為「揭開馬克思主義發展史新的一頁」，闡述了當代馬克思主義危機和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性、批判性、多元性和開放性。這些問題都觸動了教條主義者的神經，我預料到必有一番論戰。文章寄出後，一直沒有回音。11月初我回到北京不久，中國社科院副院長丁偉志告訴我，1988年12月將在北京舉行「理論討論會」，我的文章以「優秀論文」入選，要我準備參加會議。我回答說，對這個會議我一無所知，暫時採取保留態度。丁偉志讓我看了若干文件，並說這次會上將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理論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見」是一個較好的文件。 

    1．當時社會科學研究的狀況與調查結論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十年，社會科學研究有較大發展，但也存在許多問題和困難，人們擔心社會科學面臨萎縮和危機。中國社科院、中央黨校和國家教委對社會科學研究狀況作了多次調查，分別寫出了調查報告。 

    國家教委關於高等學校情況的調查報告反映了它的保守立場。該報告說明了十年來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成績，雖然也承認學術界貫徹雙百方針不夠，但強調「社會科學是有階級的科學，存在着思想鬥爭」，認為應當注意扶持那些堅持兩個基本點、比較了解中國實際、學風比較嚴謹、基礎比較紮實的社會科學工作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關於社會科學院編譯情況的調查報告」從實際出發，比較尖銳地提出了問題，批評了那種「不是根據科學研究自身的特點和規律去對待和要求社會科學，而是以簡單的行政方式，更多地從宣傳工作的角度去領導社會科學」。該報告指出，研究人員仍然心有餘悸、心有預悸，不敢大膽探索和勇於發表自己的學術見解。報告指出，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一，混淆學術是非和政治是非。它批評了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過程中搞「清、查、反」的問題，以及依某個領導人的主觀認識給一個學術觀點定性的問題。二，不允許犯錯誤。三，「研究無禁區」的口號還未實現，仍有許多問題不能研究，或者研究成果不能發表。不少人還提出，十年來某些被錯誤批判的事件應予平反。如內蒙古編寫的《外蒙經濟概況》一書被指為」精神污染的典型」，黑龍江《文藝百家》因為一篇文章談到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而遭停刊整頓，武漢《青年論壇》被停刊，貴州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辦的《社會問題導報》在報刊整頓中被砍掉等。 

     中央黨校因其正統思想被人戲稱為「第一神學院」，但「中央黨校關於黨校系統情況的調查報告」卻出人意料，比較尖銳地反映了當時學術理論界的狀況。該報告在闡述理論界十年來的成就時，強調了「理論思維開始從『左』的禁錮中解放出來，開創了思想解放的一代新風；」並且指出，十年來取得的理論成果「是全黨對過去幾十年的『左』的指導思想和僵化理論思維進行深刻反思的結果。」 

    這份調查報告指出，當前理論工作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是：「從理論工作的社會環境來看，由於『左』的僵化的習慣勢力的存在，目前理論戰線總的來說是不夠活躍的，有的同志用『憂喜參半』一語來形容目前理論界的形勢，憂就是人們心有餘悸。特別是前幾年有人利用黨提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機會，用僵化思想來橫掃理論界那些不符合教條主義的觀念，有的地方甚至利用行政手段和政治壓力，對某些思想觀點進行了審查、批判，結果理論工作者人人自危，在一個時期內，包括黨校在內的理論戰線上，……出現了短時間的理論蕭條。它留在理論工作者心頭的陰影，至今還沒有消除。」 

    對於理論工作者自身的問題，調查報告指出：「首先是理論勇氣不足。從黨校的情況來看，主要表現為不敢研究實際問題，特別是對一些比較敏感的問題，例如中央沒有做結論的，與傳統觀念不相一致的，某些領導人表過態的，違背某些世俗偏見的，等等，往往採取迴避態度，……。另一方面也表現為不敢堅持自己的思想，某些領導人或權威一表態，就放棄或不願意發表自己的觀點。」調查報告還指出，理論工作者往往成為替罪羊，「一旦社會上有什麼風吹草動，都把帳算在理論工作者頭上，好像一篇文章，一個觀點就能造成天下大亂。」 

    黨校的調查報告對理論隊伍內部的團結問題也有很好的分析：「理論隊伍內部的團結仍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這個問題主要表現為三種形態：1、由歷次政治運動所造成的心理隔閡遲遲未能消除，特別是理論戰線上一次又一次的『大批判』，傷害了很多理論工作者。通過運動的梳理，有的被視為敵人而打入社會最底層。有的則由於相反的機遇而得到升遷。這種人為的不平等所造成的精神上的創傷，是很難在政治平反、改正以後就很快平復的。即使暫時平復了，一遇風浪又會重新泛起。2、由於思想解放的程度不同而產生的不團結，是當前理論戰線不團結的主要形態。加上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沒有恢復，一有不同意見便視為相互攻訐，這種狀況往往由於政策的不穩定而更加激化，並強烈地影響着前兩種不團結因素。在不同的大氣候下，兩部分人員交替沉浮。」 

     該調查報告也承認：「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危機仍然嚴重存在」；「廣大群眾，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不感興趣，這種冷漠是由於理論工作者不能對當前的建設實踐和當今世界上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作出馬克思主義的答覆。」 

    調查報告呼籲學術自由，認為解決理論隊伍內部團結的關鍵是對理論研究要有穩定的政策，要創造出自由討論的學術空氣，允許每個人都能民主、平等地發表自己的見解，使不同觀點的爭鳴成為正常的習慣。報告指出：「理論工作者在法律與條例的範圍中，應享有完全的學術自由，不受行政權力的干預。」中央黨校的調查報告如此尖銳地提出問題，說明人心所向。 

     2．一份被保守派推翻的中央文件草稿 

    「理論研討會」上原準備傳達「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理論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丁偉志給我看的是 11月14日的草稿，主要起草者是龔育之。《意見》主要針對調查報告提出的問題，在中共中央有關理論工作的文件中是一個較好的文件。我覺得，儘管它有許多不足之處，但確實根據上述三個調查報告提出了很多積極的看法。例如，它開宗明義地提出了「思想解放、理論創新」的重要意義。 

    《意見》指出，當前黨的許多幹部包括領導幹部中，存在着不重視理論的現象，「這種現象的產生，是過去『左』傾錯誤下理論工作的教條主義和主觀隨意性所引起的反映。拘守僵化的教條，不能回答和不許接觸現實發展的問題，或者無視在實踐中造成的危害，把一些錯誤的理論觀點鼓吹為『新發展』，都極大地敗壞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聲譽」。 

    《意見》也批評了「學術大批判」的做法，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指導下，百家爭鳴被片面地解釋為意識形態領域『興無滅資』的方針，它的方法就是用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相配合的『學術大批判』。這是一擁而上，不容分說的『大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發展到極端。它完全違背自由討論的科學精神，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對我國的科學和文化，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因此，「過去『學術大批判』的錯誤做法不應再重複」。文件還要求樹立「有利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發展和科學創造的安定、團結、民主和諧的環境和氣氛。」 

    關於馬克思主義，《意見》主要有如下提法：一，「馬克思主義是隨着時代和實踐的發展而不斷發展的科學，它的真理性是在實踐中確定的。還要在實踐中不斷地接受新的檢驗，根據實踐的發展，批判地考察原來的一些結論，勇敢地探索說明新事實的新理論，是發展馬克思主義所必需的。離開實踐的觀點，發展的觀點，創造的觀點，只能使馬克思主義變成僵化的教條。……許多為現有理論所不能解釋的新事實的出現，只是對馬克思主義採取教條主義態度的危機，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危機，相反它正是馬克思主義新發展的契機。」二，「在黨內，在馬克思主義內部，……完全允許而且需要有不同理論觀點的爭論，以至於不同學派。」「那種把同黨內主流意見不合的理論觀點當作異端予以打擊的做法，歷史證明是極其不利於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的。」三，在學術領域還存在着馬克思主義之外的研究和學派，「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憑藉真理的力量，而不是憑藉行政的強制來要求人們接受的」。「馬克思主義不能自封，以馬克思主義者自期的理論工作者，他所堅持和提出的觀點不一定都合乎馬克思主義；未曾以馬克思主義者自期的理論工作者，他的觀點和成果，不一定不會有真理。哪種觀點接近真理，需要在實踐檢驗和自由討論中來鑑別。」把馬克思主義以外的各種學說「同馬克思主義放在一起，進行比較和選擇，這也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危機，而正是它進一步發展的契機。」 

    在打破學術禁區方面，《意見》提出「涉及黨的歷史的問題可不可以爭鳴」的問題。它指出：「黨史、現代史特別是建國以來歷史的研究，為總結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經驗所必需。這種總結要成為科學的總結，也要有獨立研究和自由討論。黨對自己歷史上的重大是非，當然要作出基本的判斷，形成決議，使全黨有所遵循。但是，這種決議並沒有窮盡對黨的歷史的研究，正是要引導人們進行更好地開展這種研究。涉及對外關係的研究，同樣不是禁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中外關係史和當代世界政治經濟問題，我們都要開展研究和討論，黨史研究和涉外問題研究中仍然有某些問題帶政治敏感性，這類問題上的不同意見不宜在群眾中宣傳，應當在學術範圍內進行研究和討論。」 

    《意見》主張：「黨不干預學術的爭論，不為學術爭論作結論，不用黨的決定去支持一種觀點或一個學派，反對另一種觀點或一個學派。要使得理論研究的探索得到必要的保護。」「不能主觀地裁決學術上的是非，不能把學術上的不同觀點上綱為政治錯誤，不能因為一個學者的學術觀點被認為是錯誤的而給予處分。」 

    從11月14日的《意見》草稿來看，丁偉志所言不虛，它雖然未能重評「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但是不再提起這兩個名詞；上文引述的《意見》中的一些觀點，特別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看法，與我在1983年以後提出的並沒有太大距離。我想，在這個草稿的基礎上，理論界有可能取得共同語言，所以參加會議是有利於團結的。 

    11月下旬，于光遠告訴我，他看到中宣部的上送文件中說，特邀者包括「甚至曾經受到過批評和處理的同志」，這是對「文革」後歷次不叫「運動」的運動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同志的歧視，所以他不參加這個會，但為了不致使關係太緊張，他決定到外地去考察。王若水告知我同樣的事，並公開表示拒絕參加。當時很多朋友都認為，這次會議受到中宣部教條主義者的支配，因而主張抵制這次會。時任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的嚴家其告訴我，他也被邀請提供論文。他曾問中宣部，是否邀請了1979年理論務虛會的大多數與會者，答覆是這次會是「以文入會」，他感到這次會議是教條主義者操縱的，故拒絕提供論文和參加會議。我則認為，由於「十三大」和鄧小平號召開展政治體制改革，1988年底的形勢已從1987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寒流中回暖；《意見》（11月14日稿）為解決問題提出了有利的見解，如能照此辦理，學術理論界會更加寬鬆，團結問題也可以改善；如果不參加會議，我們對會議情況不了解，又不能施加影響，如對「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再評價，如果我不去說，可能沒有人敢說。所以我不顧朋友們的勸告，決定參加會議。於是我告訴丁偉志：《意見》（11月14日稿）確實比較好，我將參加會議並發言。丁偉志表示歡迎。後來香港《鏡報》月刊曾如此報道：蘇紹智「單刀赴會」。 

     3．我的發言成了「橫炮」 

    「理論討論會」於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大興賓館召開。從會議的安排可以看出組織者的煞費苦心。頑固保守派將第四次作協大會引以為戒。在第四次作協會上，大家自由串聯，經常開全體大會，暢所欲言，在胡耀邦的「創作自由」和黨不干涉群眾組織選舉的精神下，真正開成了民主、自由的大會，所有的文藝界頑固保守人士紛紛落選。這次「理論討論會」只安排開幕、閉幕兩次全體會議，參加者被劃分為十幾個小組，住宿的房間號碼保密，防止互相串聯。會前領導小組舉行新聞發佈會時宣佈：討論要實一些，不要務虛；對「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有不同意見，不要糾纏過去；特別還說到「特邀代表50人，……特別還包括理論學術上有不同觀點的同志，你們看看名單就知道了」。這些話經過小組長傳達到了各小組。這說明會議組織者的心情很緊張，生怕出現自由討論、難以控制的局面。 

    第一天的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作了「用十三大的理論進一步武裝全黨」的報告，提出「當前我們黨在理論工作上的首要任務是用十年來逐步形成的十三大理論進一步武裝全黨」。所謂「十三大的理論」概括地說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大家感到並沒有什麼新的東西，而且不明確。 

    我分在李綜（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長）任組長的一組，全組不到20人，除黑龍江社科院院長高騫外，我過去都不認識。在小組會上按慣例傳達領導小組意見、討論趙紫陽報告、宣讀論文要點，然後輕描淡寫地討論。會議時間安排得很緊，除由大會秘書組逐日印發簡報以交流會議情況外，各組之間很少交流。由於組織會議者步步為營地防範，整個討論沒有什麼生氣，與1979年的理論務虛會第一階段那種昂揚奮發的氣氛有天淵之別。 

    開會不久，《意見》起草小組的兩位辦公室成員――我以前並不認識――找到我。他們說，12月18日，王忍之乘龔育之在北歐訪問未歸之際，主持對《意見》（11月14日草稿）作了很大的修改。龔育之正好在12月18日回國，王忍之本可以等龔育之回國後再討論修改，他趕在龔回國前修改，明顯是為了避開龔育之。他們給我看了準備拿到會上討論的《意見》（12月18日徵求意見稿），指出了新稿的修改之處。他們對此感到憤怒，但估計會上沒有人敢就此發言，希望我認真比較兩稿，在會上發言批評。 

    在對比《意見》的先後兩篇稿子時，我吃驚地發現，11月14日草稿中所有強調思想解放、理論創新、反對「左」的錯誤的精神和字句，包括我在上文中所引的那些理論界所關心的問題和所提出的新觀點，全部被刪除。12月18日稿重新強調了老生常談的「馬克思主義是為實踐所反覆證明了的科學真理」以及「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用「既是這樣，也是那樣」的手法沖淡了一些對現狀的批評。例如，「既存在拘守僵化教條的現象，也存在着對馬克思主義冷淡的現象」；「既要堅決拋棄過去那種亂打棍子的『大批判』，又要切實糾正以『反對打棍子』為藉口堵塞批評」。 

    我感到憤怒和又一次受騙，加上我對傳達下來的領導小組的意見十分不滿，還試圖在會上提出對「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再評價，所以我報名在12月21日的小組會上發言。我用了兩天時間準備了大約七千字的發言稿，談了「關於汲取教訓和理論界的團結」、「關於百家爭鳴」、「關於馬克思主義」等幾個問題。這個發言涉及對「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評價，為「文革」以後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理論工作者鳴不平，對比了《意見》的先後兩稿，充分肯定了11月14日草稿，批評了12月18日稿，重申了三中全會以來出現的一些新思潮。我希望通過自己的發言能使《意見》重新恢復11月14日稿的要點，理論界得以據此取得團結的改善。 

    在「理論討論會」期間，據說是為了「便於深入討論」，小組再度劃小了；但當我21日在小組會上發言時，卻發現參加的人反而多了，一些原先不在我組的人，如高揚（中共中央黨校校長）、盧之超（全國政協秘書長）、陳至立（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等，還有《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等報的記者都來參加我們小組的討論會。顯然，會議組織者對我的發言很有戒心。 

    我在會上宣讀了我的發言，並帶了發言稿的複印件準備發給索取者。為了不致被人斷章取義，我要求把我的發言全文印入簡報。我發言後，會場內沒有一個人對我提出意見，更沒有人批評，有一小部分人還敲邊鼓，側面支持。會後，別的組的一小部分人知道我講了話，向我索取發言稿，晚上吃飯時就議論開了，於是我的發言成了會議中的一個大新聞。「理論討論會」的領導小組立即緊張地行動起來，把我的講話全文交胡啟立、王忍之，把我的講話摘要送交趙紫陽。他們不願把我的講話全文刊登簡報，後來只摘登了幾段不關痛癢的部分。我不知道中宣部和宣傳小組會有什麼行動，但我並無顧慮，因為我知道我的看法是符合理論界的要求的。凡是知道我講話內容的理論工作者，大多數都表示同意。 

    21日晚胡啟立、芮杏文到大興賓館與部分代表座談，主要是聽取大家對繁榮理論研究工作的意見。胡啟立談到，不要把理論工作變成街頭政治。是晚還分發了沈一之（中宣部秘書長）、靳輝明（中宣部理論局局長）主編的《理論縱橫》（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共六卷。這套書包括哲學篇，經濟篇上、下，政治篇，社會主義史篇，軍事篇，共收入「理論討論會」191篇入選論文中的114篇。據編輯說明，「這套叢書對學術理論持不同觀點的論文，都力求兼收並蓄」。實際上，未被收入的文章都是教條主義者不同意的觀點。會上不少人對此書表示不滿。有人認為，沈一之、靳輝明並未經大會授權主編論文集。據丁偉志告我的情形，我的文章原已列入「優秀論文」，後被改為「入選論文」，這套書未把我的文章收入。「理論討論會」12月22日在人民大會堂閉幕，胡啟立、芮杏文出席，並向入選論文的作者發獎。我理所當然地沒有參加這次閉幕式會議。 

    我在發言中，對「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理論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見」（12月18日徵求意見稿）提出了合理的批評，卻被保守的中共領導層看作「橫炮」，甚至視為異端。不過，《意見》雖經會議討論，卻沒有通過，《意見》就此流產。 

    4．會後的震盪 

    「理論討論會」拒絕《世界經濟導報》和《經濟學周報》的記者入場採訪。我的發言傳開後，《導報》記者從別人處拿到我的發言稿傳到上海。《導報》社長飲本立精心編輯，刪去一些人名、機關名及較為尖銳的辭句，於1988年12月26日見報。登報前欽本立沒有和我聯繫，但我從我的學生處知道《導報》將發表我的講話，並未制止。這張《導報》不脛而走，黑市售價達20元。 

    《導報》發表我的發言後，王忍之十分惱怒。中宣部立刻發出文件，通知全國各報刊（包括內部刊物）不得以任何方式轉載。中共中央思想領導小組碰頭會上胡啟立說：看來蘇紹智應檢討，他為于光遠、王若水翻案就是為自己翻案，欽本立要動一動了。在緊鑼密鼓聲中，我和欽本立倒都泰然，因為這一後果是預想得到的。欽本立辯稱，《導報》記者未能參加會議，不了解領導意圖和會議精神，他只認為蘇紹智提出了理論界關心的問題，言之在理，故予發表。這時恰值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哈沫林教授（Carol L. Hamrin）安排欽本立參加經常有各國政要人物出席的格拉漢（Bill Graham）早餐會，欽本立得到批准去美國訪問，沖淡了緊張氣氛。 

     這樁公案最後出人意料地消解了。從領導層傳出，薄一波為了討好鄧小平，拿了我的發言稿原文走訪鄧小平，說蘇紹智批評你，建議給予開除黨籍的處分。鄧小平說：「批評我有什麼不可以，不要糾纏在這件事上。」又傳聞鄧說「不予理睬」，茲事遂寢。當時誰也不知道鄧小平為什麼如此大度。我直到2004年讀了陳翰聖的「六四槍聲中的政治改革」一文，才恍然明白其中奧秘。我十分同意陳文關於鄧小平對蘇紹智「不予理睬」一事所作分析，即鄧決非法外開恩，乃因1987年公開登報開除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的黨籍反而使三人聲譽鵲起，故1988年對蘇不想再蹈覆轍，而要等待時機，出重拳將反對力量一舉殲滅之。及至1989年春學生運動興起，鄧認為機會來了，遂以幾個集團軍的兵力，配以坦克機槍，血腥鎮壓。「六四屠殺」終於使人民嚇破了膽，全國鴉雀無聲。 

    「理論討論會」後，由於中宣部對理論學術上有不同觀點和受到批評處理的人士的歧視，理論學術界的分裂進一步擴大了。在中宣部出版《理論縱橫》的同時，胡績偉、于光遠編輯了《猛醒的時刻》，收集了被中宣部排斥的理論工作者紀念三中全會十周年的論文。這本書認真回顧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理論學術界的重大事件，提出帶有創造性的理論見解，一出版就不脛而走，成為暢銷書。頑固保守派豈能容忍？果然，在「六四」以後，《人民日報》組織一篇長文批判這本書。 

    意識形態的鬥爭經過這次討論會進一步加劇了，理論界的分裂更加嚴重。其時已經進入1989年，而此後的黨內鬥爭已經不限於思想層面。 

    至於我個人，從1989年6月開始，流桴萬里，遠適異國。我始終情系中國的問題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但所處的環境已與80 年代完全不同。在民主、自由的環境中，知識分子能以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從事學術研究；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可以根據實踐的檢驗而對其錯誤的部分予以否定。例如，對於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問題，我從本文敘述的理論務虛會期間所提出的「社會主義的階段問題」上跨越了一大步，於1999年撰寫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評析」一文，認為傳統社會主義理論中的所謂高級階段屬於空想，不能成立，根本不存在再過渡到高級階段的問題，故談及初級階段也就沒有意義；應該跨越這一論點，尋求新的思維，才能有力地從理論上說明改革開放政策的必要性和正確性（見拙著《民主不能等待》，2006年1月香港田園書屋出版，第49 至65頁）。這即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錯誤部分，也否定了我自己的不徹底的認識。我認為這是一個進步。又如，對於列寧主義的理論體系，我也因處在資料充沛、沒有禁錮的環境中，得讀普列漢諾夫的政治遺囑而有新的認識，於2006年10月撰寫文章，進一步批判列寧主義這個一黨專政體制的理論基礎（見溫輝著《列寧主義批判》再版之蘇序）。 

    當然，對理論的研究是沒有止境的。路漫漫其修遠兮，我仍將上下而求索。 

【注釋】  
[1]李鑫解放前曾就讀於南開大學，解放後先在教育部政治教育司工作，後來被選為康生的秘書，由於長期擔任這項工作，成為康生的門徒。康生倒台後，他投入汪東興門下，權傾一時，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中曾有進入政治局的呼聲。「凡是派」失敗後，李鑫作為唯一的替罪羊，貶職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於1992年去世。 

     鄭必堅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文革」前曾任于光遠的秘書，「文革」後任華國鋒的秘書，于光遠、馮蘭瑞曾當面批評他的「兩個凡是」論點。華失勢後，鄭必堅擔任胡耀邦的秘書。胡失勢後，鄭必堅擔任趙紫陽寫作班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研究室」的副主任。「六四」後趙失勢，鄭以批判民主運動有「功」，擢升為中宣部副部長。 
[2] 1974年張春橋寫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姚文元寫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兩文，宣揚了「全面專政」論，是當時學習的重點，甚至翻譯成多種文字，流毒外國。 
[3] 馬沛文，「從路線的大轉折到理論的大突破」，見《猛醒的時刻》，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頁44－57。 
[4] 阮銘，《鄧小平帝國》，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頁62。 
[5] 阮銘，《鄧小平帝國》，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頁62。 
[6] 阮銘，《鄧小平帝國》，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頁62。 
[7] 此事不久後被陳雲嚴厲批評為「違背黨的傳統」。 
[8] 所謂「白頭文件」即所發文件既無編輯單位，又無出版單位，也無出版地點和日期。 
[9] 當時這些人的職位是：王忍之，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高揚，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校長；胡繩，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滕藤，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高尚全，國家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邵華澤，總政宣傳部部長；鄭必堅，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 
[10] 北京地區的特邀與會者有20人，即薛暮橋、于光遠、杜潤生、馬洪、厲以寧、王若水、邢賁思、汝信、任繼愈、劉大年、黎澍、戴逸、趙復三、費孝通、張友漁、錢學森、童大林、宦鄉、姜思毅、侯樹棟。 
[2007年]  [第2期(總第9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