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內部出版物《見證———蕭士達高維契回憶錄》
主呵,賜給我平靜去接受那不可改變的，賜給我勇氣去改變那可以改變的，並賜我智慧去辨別它們的區分---肖斯塔科維奇。
一些資深的老肖迷們仍然記得，1981年一本內部出版物《見證———蕭士達高維契回憶錄》的秘密流傳，所帶給他們的精神震撼。
中共抗戰電影《平原游擊隊》中「鬼子進村」那段旋律，幾乎無人不曉。但很少有人知道，這段旋律就是改編自蕭士達高維契的第七交響曲《列寧格勒》。
1975年8月9日，蘇聯最具影響力的當代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在莫斯科病逝。其好友在他的葬禮上講了這樣一段意味深長的話：「躺在棺材裏面的這個人臉上帶有微笑，我也曾經多次見到他笑，有時他的笑聲洪亮，有時他諷刺輕笑。但我還不曾見到他如此超然安詳的微笑！安靜，極樂，仿佛回到了童年。他終於得到了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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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士達高維契百年祭
說到俄國作曲家，許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柴可夫斯基。而進入19世紀後半葉，俄國音樂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受矚目和風格相對獨立的樂派，出現了「俄羅斯強力五人團」以及20世紀的「蘇聯三巨頭」。由於斯大林政府的特別介入，「蘇聯三巨頭」成為了這個國家的文化藝術的象徵。他們分別是寫了《彼得與狼》並受到戈爾巴喬夫和克林頓青睞的普羅科菲耶夫，留有《馬刀舞曲》的哈恰圖良，以及肖斯塔科維奇（以下簡稱肖氏）。其中，肖氏以創作領域極其廣泛以及與斯大林的消極合作而著稱。
被《真理報》斥為充滿「刺耳的噪音」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蕭士達高維契(Dmitri Shostakovich 1906～1975)生於聖彼得堡。 1917年，11歲的肖氏開始創作。一些重大事件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等都在他心裏引起過震動。在十月革命的日子裏，還是少年的蕭士達高維契在彼得堡街頭親眼看到沙皇警察打死兒童的情景，後來把它反映在標題為「十月獻禮」的《第二交響曲》中。
西方的現代派、形式主義音樂與1920年代開始形成的蘇維埃音樂文化曾經展開文化意義上的「激戰」。肖氏的某些作品也表現了現代派的特徵，曾引起輿論界的爭議。肖氏作品的命運是離奇曲折的，忽被拋上雲天，忽又被擲入谷底，在激烈的跌宕起落中，他的精神和肉體都受盡了嚴峻的考驗。他的歌劇《姆青斯克的麥克白夫人》在1936年被《真理報》斥為充滿「刺耳的噪音」，「否定了歌劇的原則」，「徹頭徹尾的非政治傾向的虛構」。
與「文化禿鷲」斯大林互藐
在自己的回憶錄《見證》中，他口述了為蘇聯國歌作曲的趣事。當時，斯大林政府決定《國際歌》不再作為蘇聯國歌，因為考慮到《國際歌》是外國作品——法國的。他們匆忙拼湊了新歌詞交給作曲家。對音樂充滿好奇卻又一知半解、被民間喻為「文化禿鷲」的斯大林命令哈恰圖良和肖氏合作譜曲。
肖氏對此回憶道：「這個主意愚蠢之至，哈恰圖良和我風格不同，工作方法也不同，氣質也不同。何況有誰願意在作曲家集體農莊裏幹活？但是我們不得不服從。」
評判專家顯然認為哈恰圖良和肖氏合寫的這首最好，但副歌需要作少許修改。斯大林問肖氏需要多少時間，他說5個小時。
肖氏回憶道：「其實，我們5分鐘就能弄好，不過如果我說我們當時就能在斯大林的桌子上改好，似乎不妥。儘管如此，斯大林當時一定想：國歌是國家大事，只要5小時就能改好，這不嚴肅。」 有趣的是，他和哈恰圖良合作而成的國歌最後落選了。
《第七交響曲「列寧格勒」》之謎
斯大林喜歡看由肖氏配樂的《難忘的1919》，在這部電影裏，斯大林手持軍刀站在裝甲列車的腳踏板上疾駛而過。斯大林常常一面看一面感嘆：「當年的斯大林多麼年輕漂亮啊，斯大林當年多麼漂亮。」肖氏回想起這件事情就大笑不已。
衛國戰爭時期，肖氏寫了著名的《第七交響曲「列寧格勒」》，曾被譽為歌頌蘇聯軍民英勇抗擊德國法西斯的偉大作品。
但《見證》裏卻這樣說：「《第七交響曲》是戰前設計的，所以，完全不能視為在希特拉進攻下有感而發。『侵犯的主題』與希特拉的進攻無關......我為被希特拉殺害的人們悲痛，但是我同樣對在斯大林命令下被殺害的人感到悲痛。我毫不反對把《第七交響曲》題為『列寧格勒』，但它描寫的不是被圍困的列寧格勒，而是描寫被斯大林所破壞、被希特拉最後毀掉的列寧格勒。」 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後，肖氏立即推出《第十交響曲》，以表示和之前的妥協完全劃清界限。
羅斯福救了肖氏的命？
肖氏終其一生，不願與來蘇聯訪問的國外各界名流會面。他痛恨那些對當時的蘇聯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外國人，他對西方從沒多少好感，甚至羅曼·羅蘭訪蘇他也拒而不見。他認為，斯大林沒有立即把他逮捕殺害而留着自己的原因，是他曾為前蘇聯所有的重要電影配過樂。另外，肖氏的那幅戴着鋼盔消防帽的側面像全球聞名，甚至登上了1942年7月的美國《時代》周刊，幾乎成了前蘇聯抗擊德國法西斯的象徵。
肖氏最終沒有被捕，活了下來，而不像他的一些音樂家朋友，諸如日拉耶夫、波波夫、維戈茨基、加舍夫等。作曲家在回憶錄中說：「我在回憶朋友的時候看到的只有屍體，堆積如山的屍體……我的交響曲多數是墓碑，我國人民死在、葬在不知何處的人太多了，因此我把我的音樂獻給他們全體。」
有人說是羅斯福總統救了他，傳說斯大林與羅斯福的特使談建立第二戰場問題時，羅斯福的特使曾經說：「羅斯福總統認為肖氏是最偉大的音樂家！」這種說法不是毫無根據的，1945年，美國為羅斯福總統逝世致哀時演奏了這部作品的第一樂章。
1975年8月9日，肖氏在莫斯科逝世。
俄國有人說：「有了肖氏的音樂，後人自會判斷俄國今天的歷史。」然而如果可以選擇，他寧願選擇安寧平和甚至是平庸——「偉大音樂家」的代價是目睹太多的生離死別，失去太多的摯友。事實上越接近老年，肖斯塔科維奇就越覺得自己的作品毫無「偉大意義」。這也正是「偉大音樂家」的大徹大悟。
Shostakovich 7th Symphony
Shostakovich 4th Symphony麥克白夫人
評《見證》——蕭士達高維契的回憶錄
作者：哈羅德□勛伯格
德米特里□蕭士達高維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作曲家之一。因此，他是蘇聯所誇耀的人物，國家不惜給他以一切榮譽。他是一個神秘的人，朋友很少，幾乎是過着隱居的生活。但是他同黨的關係密切，了解每個人，甚至知道不足為外人道的秘密。
某些這樣的秘密開始泄露在蕭士達高維契同所羅門□沃爾科夫合寫寫的《見證》這部奇特的文獻里。它更加奇特的是蕭士達高維契不是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有些持不同政見者，如索贊尼辛，就寫過有關蘇聯悲慘生活的報道。蕭士達高維契與他們不同，他是黨的高級幹部。這些東西也不是一個退黨的人的議論。蕭士達高維契除了兩次同當局衝突以外，一直到死都是紅人。這部回憶錄是對俄國的過去和現在的嚴正的控訴，也是對顯然是在恐懼與絕望中度過的生活的回憶。但是，這些果真是蕭士達高維契說的話嗎？
所以產生這個問題，是由於在西方的我們不免對被人盲目相信的蘇聯的這份神秘的手稿感到可疑。關於這本回憶錄已經傳聞好幾年了，據說最初被偷帶出蘇聯，然後所羅門□沃爾科夫做為它的編輯人出面，他是一位音樂報刊撰稿人，現住在紐約。沃爾科夫在這本書的序和導言裏詳細地敘述了蕭士達高維契的回憶錄的原委，對於他的話姑妄聽之，但是大部份音樂學家和歷史學家是不會相信的，毫不講情面的人要求有證據。假如在序和導言裏所說的東西真有意義的話，那就是蘇聯一定會立即斥為偽造的。然而也沒有充分理由不相信沃爾科夫所講的話，並且這本書里確實也沒有什麼東西同我們所聽到的關於蕭士達高維契的東西相矛盾。
《見證》是這樣產生的
沃爾科夫說，他第一次見到蕭士達高維契是1960年。兩人結為密友，並且決定合作把蕭士達高維契的回憶錄寫下來。沃爾科夫做記錄。他說：一架磁帶錄音機會使蕭士達高維契緊張得說不出話來。不久蕭士達高維契就全神貫注，提供了大量材料，沃爾科夫加以整理。"然後我把這些段落拿去請蕭士達高維契過目，他對我的工作表示滿意。用這些記錄寫成的東西顯然給他以深刻的印象，我逐漸把這長篇回憶編成章節，並且把它們用打字機打出來。蕭士達高維契把第一部分都看過和簽了字。"
最後的定稿內容有對斯大林時期和對蘇聯的音樂界的官僚主義的抨擊，這顯然不能在蘇聯印行。沃洛科夫"採取措施"把手稿弄到西方。蕭士達高維契約定這本書在他生前不要出版。他於1975年8月9日逝世，享年68歲。沃爾科夫在次年被批准離境。目前，他是哥倫比亞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的研究人員。
有些人過去常常認為蕭士達高維契是黨的理論家的代言人，他也確實讓他的名字用在各種聲明上過。但是蕭士達高維契是被迫隨聲附和，他根本憎恨這些黨的教條--這是幾年前就已經成為眾所周知的事了。這部回憶錄如果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更會加深了某些人的看法，即：幾十年來他們一直認為蕭士達高維契是被他工作的處境給毀了偉大天才。這位輝煌的第一交響樂和歌劇《姆欽斯克縣的馬克白夫人》的作者，因為不敢把他心目中所想的表現出來，實際上也只能為他的國家寫宣傳標語口號的音樂罷工了。只是在最後幾年，蕭士達高維契知道他已經是快死的人了，他才把他準備怎樣做的想法告訴了那裏的領導。然後他寫了完全同蘇聯文化的意識形態背道而馳的非常富於個性的、悲觀主義的音樂。
斯大林時期俄國知識分子的生活的見證
"見證"的確是一位大音樂創作者的見證。但不僅如此，這本書可以加上一個副標題（斯大林時期的俄國知識分子的生活）。斯大林幾乎在每一頁上都在場。蕭士達高維契在思想上擺脫不開他，恐怕他向來是如此。斯大林擁有無上的權力，誰要是惹他生了氣，他一怒之下就會幹掉誰。1949年蕭士達高維契曾到紐約，見過他的人都記得他是一個性情靦腆、不善於說話，一支接着一支抽煙的人。我們很難知道他腦子裏在想什麼。
"那次出國的代價太大了"他寫道，"我不得不回答愚蠢的問題和儘量別說話過多。他們還是做出了聳人聽聞的報道。我一直想的是：我還能活多久？"
因為正是在前一年，蕭士達高維契同普羅科菲耶夫、哈恰圖良、卡巴列夫斯基和所有的蘇聯主要的作曲家都被文化方面的意識形態專家安德烈□日丹諾夫抨擊為"形式主義者"。形式主義這個可怕的名詞是指同蘇維埃人的思想抱負不相容的資產階級傾向。在最壞的情況下，一個人被指責為形式主義可能就是要他的命。這也可能就是說他要被褥奪象有一輛小轎車和一所別墅（鄉間的房屋）的特權，被取消出版和演出的權利，被監禁在西伯利亞的牢獄裏。無怪乎蕭士達高維契在紐約時顯得那麼鬱鬱不樂了。
蕭士達高維契所描繪的是一幅知識分子被鎮壓的可怕的圖畫。知識分子不得不迎合一個人的口味。"不管聽眾對你的作品反應怎麼樣，也不管評論家是不是喜歡。這一切對最後的分析都是毫無意義的。決定生死的只有一個問題：領導喜歡不喜歡的作品。我強調決定生死，是因為我們在這裏所說的生死並不是比喻，而是真正的生死。這是你必須要明白的。"
因此，當1936年斯大林親自帶着抨擊蕭士達高維契的歌劇《姆欽斯克縣的馬克白夫人》時，這位不幸的作曲家可能真的相信他不久於人世了。斯大林出席觀看這部歌劇的初演，憤怒地退了場。這是"形式主義者"進攻國家基礎的音樂。一篇抨擊蕭士達高維契和這部歌劇的文章立刻出現在《真理報》上。蕭士達高維契說，他是在去阿爾漢格爾斯克的路上讀到這篇論文的。這個抨擊"改變了我的整個生活"。在這以前他一直是蘇聯音樂的尖子。現在他成了被點名的人了，成了"人民的敵人"，受所有反對他的人的攻擊。"我幾乎要自殺。威脅使我怕得走投無路"。蕭士達高維契在幾年以後用他的第五交響樂來贖罪，但是一直到他的一生的最後幾年再也不敢冒險了。
實際上他已經變成蘇聯國家機器的一個工具，鸚鵡學舌般地重複官方的教條，成為蘇聯文化的掛名首腦。後來，蕭士達高維契在他的書里反問自己幾個問題，但是他從來沒有真正正面回答"為什麼我做了這件事和那件事或為什麼我在這類的文章上簽字"。而是含蓄地提出另外一個問題來回答："如果你處在我的地位，你怎麼辦"？
雖然蕭士達高維契沒有直接回答，但他十分明確無疑地間接地回答了問題。他拿哈姆萊特做比喻："當哈姆萊特說他不是一個笛子任人來吹時，他和羅森克蘭茨與基騰斯登的一段對話特別觸動了我。這是絕妙的一段爭論。他是容易辦到的，他畢竟是一個王子。如果他不是的話，人們會拿他當笛子狠吹，吹得他暈頭轉向還不知道是什麼傷害他"。
他或者拿李耳王做比喻："我認為重要的是李耳王的幻想崩潰了。不，不是崩潰。崩潰是來得猛，一下子就過去了，這是不能形成悲劇的。這也不耐人尋味。而是眼看着他的幻想逐漸地、慢慢地破滅--這情況就不同了。這是一個慘痛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過程"。因此，以哈姆萊特、李耳王自比的蕭士達高維契，是一個已經失去自己的幻想的人，是一個精神崩潰和絕望的人，在生活和工作上一天天地挨着慘澹無光的日子。
這也是關於他人的見證
蕭士達高維契曾多次見到斯大林，認為他是一個沒有教養的農民，並且一段接着一段地講他無知的笑話。但是首先講的是這個人所引起的畏懼感。蕭士達高維契顯然甚至在斯大林去世已經二十年以後想起來還不寒而慄。"有時只因為一點小事、一句無心的話就會使斯大林發火。一個人說話說多了，或者照斯大林的看法：受的教育太多了，或者執行斯大林的命令好得過了頭。這就夠了，他就完蛋了。"
沒有人能夠倖免，甚至圖卡切夫斯基元帥這樣的民族英雄在被誣告為希特拉的間諜以後也被斯大林給處決了。圖卡切夫斯基本人曾使年青時的蕭士達高維契很感興趣，書中有幾頁關於他的事寫得非常動人。音樂和音樂界的人物在書中並不佔主要地位。蕭士達高維契認識詩人、戲劇界的人、政治家、畫家。他成為先鋒派劇院院長符謝沃洛德.梅耶霍爾德的門徒，曾為他所導演的某些劇寫配樂。書中有大量關於這位在大恐怖時期失蹤了的近似神話式人物的資料。梅耶霍爾德知道他已被列入黑名單，但是他能做的只有等待而已。一天他被捕了。以後再也沒有聽到他的音信。
這是發生在排練普羅科菲耶夫的歌劇《謝苗□柯特科》時候，梅耶霍爾德擔任導演。這個劇繼續排下去，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似的。這是這個時代的一個可怕的跡象；一個人失蹤了，但是每個人都假裝什麼事都沒有發生："梅耶霍爾德的名字立刻不再有人提了。如此而已"。
在這本回憶錄中還有其他俄國的名人出現。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露了一面，蕭士達高維契講了一個關於這位戲劇界的天真的人的笑話，他簡直不能相信別的俄國人過的日子同他不一樣。還有符拉基米爾.馬雅科夫斯基，蕭士達高維契讚賞他的詩才，但是看不起他的為人，認為他是機會主義的"phony"（一個完全是美國腔的土話的譯詞：騙子、譁眾取寵、大亨。蕭士達高維契是不是真用了它的俄文的一個對應詞？）。在回憶錄中占突出地位的另外一位蘇聯文學家是米海伊爾.左琴科。他是一個諷刺作家和劇作家，是蕭士達高維契的密友。
當然，音樂界的人讀這本書會特別感興趣。蕭士達高維契在這些篇幅中必然要發表他的見解。例如，他從來不喜歡普羅科菲耶夫，並且毫不含糊地明說出來。實事求是地說，蕭士達高維契確實是有點存心踩他這位偉大的同行一腳。普羅科菲耶夫（蕭士達高維契寫道）是個裝腔作勢的人，他不會配器，他經常有人替他配器，他的音樂今天聽起來音響暗淡；他"有一顆呆頭鵝的心，他總愛同人吵架"；他為追求華而不實的效果不惜犧牲本質的東西。
關於普羅科菲耶夫不會配器的事（如果是真的話）倒是挺新鮮的，這在涅斯齊葉夫的權威性傳記著作或其它資料中是找不到的。蕭士達高維契還特別談到如念大劇院的芭蕾舞團不用普羅科菲耶夫本人配器的樂譜。巴維爾.蘭姆曾為普羅科菲耶夫的某些音樂配器，一個名叫波格列包夫的音樂家在《羅米歐與朱麗葉》的大劇院演出本上列名為樂曲的合作者。
但是蕭士達高維契真正喜愛的作曲家不多。在現代作曲家中，他談到斯特拉文斯基（雖然有某些保留）和伯格時，說了一些好話。他把穆索爾斯基當偶像崇拜，並且詳細地談到為什麼他決定給《包里斯□戈杜諾夫》配器，他喜歡馬勒的音樂；但是不能容忍斯克里亞賓或李斯特的音樂；他對瓦格納的態度搖擺不定，討厭貝多芬的最後一首鋼琴奏鳴曲的結尾。
亞歷山大□格拉祖諾夫是在蕭士達高維契的回憶錄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音樂家，他的形象一再出現。格拉祖諾夫是革命前的聖彼得堡音樂學院的院長，一直任該職20世紀20年代。在西方，格拉祖諾夫的音樂聽到的不多，雖然他的小擔琴協奏曲感人至深，但他絕對是一位有準確無誤的聽覺和記憶力的傑出的音樂家。蕭士達高維契曾在音樂學院學習，格拉祖諾夫對他的成長幫助很大。對於這一點，蕭士達高維契是感銘在心的。蕭士達高維契盡他所能地熱愛格拉祖諾夫（蕭士達高維契很少談他的私生活，根本沒有談他結過三次婚）。
作品是這樣"煉成"的
蕭士達高維契在全書中解釋了許多他的作品，特別談到他的第七交響樂。普遍都認為這部交響樂是一闋歌頌列寧格勒之戰和英勇的俄國保衛者的讚歌。但是蕭士達高維契的看法卻多少有些不同。
他說第七交響樂是在戰前就已經在構思了，"所以不能只把它看做是對希特拉進攻的反應……當我寫這個主題時，我想的是人性的其他敵人們"。"另外的敵人們"當然是指以斯大林為首的。"戰爭帶來許多新的悲痛和新的毀滅，但是我沒有忘記戰前的恐怖歲月。這就是從第四起，包括第七、第八在內，所有我的交響樂是怎麼回事……大多數我的交響樂都是墓碑。我們老百姓死去和被埋在連他們的家屬都不知道的地方的人是太多了。你在哪裏為梅耶霍爾德和圖卡切夫斯基樹碑呢？只有音樂能夠辦到。我願為每一個受害者寫一部作品，但這是不可能的，這就是為什麼我把我的音樂題獻給他們大家的原因"。
在赫魯曉夫的統治下情況沒有改善多少。蕭士達高維契談到以赫連尼科夫為首的俄國音樂界的官方，說了一些怨恨的話（赫連尼科夫領導作曲家協會已經幾十年了）。蕭士達高維契鄙視赫連尼科夫如此地步，甚至講了一個赫連尼在斯大林面前出醜的事。赫連尼科夫（如果這事確實的話）嚇得這樣厲害，竟至屁滾尿流。
蕭士達高維契對那些到蘇聯不看真實情況的西方人士也並不客氣多少。他講了一個有關保爾.羅伯遜的故事。羅伯遜曾到莫斯科，並且要求會見猶太詩人伊特西克.費弗爾。碰巧費弗爾在監獄裏。斯大林已經收拾了他，於是費弗爾被押回監獄。羅伯遜回到美國"在那裏逢人就講關於費弗爾被捕和死了的傳聞純屬胡說和造謠。他曾經親自同費弗爾乾杯"。
蕭士達高維契的回憶錄寫得散漫、重複，幾乎是用"意識流"的風格寫的。但是這些特點使書非常有力量、冷酷而緊扣心弦，很象是人直接幫助把它記錄下來的。最後，我們同一個對他自己和他所處的世界失去信心的天才告別了。最後兩頁的苦悶和自伶的情緒很象是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之筆："不，我不能再繼續講我的不幸的生活了，我肯定現在沒有人會懷疑它是不幸的。我的一生沒有特別高興的時刻，沒有令人興高采烈的事。它陰暗沉悶，使我想起來很傷心。承認這一點，使我很難過，但這是事實，是不幸的真相"。這本書的最後一頁象他的第十四交響樂一樣悲觀。蕭士達高維契談到蘇聯的年青人，說他們或者有可能過一個象樣的生活。"或許他們的生活會擺脫那使我的一生暗淡無光的辛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