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昕
十六年前的今天，北京（也包括全國各地）的社會各界良心人士，包括市民、工人、幹部、學生，為了阻止戒嚴部隊入城血腥屠殺無辜學生和知識分子，甚至還懷着對人民子弟兵及共產黨的善良幻想，自發地趕赴各個交通要道，企圖憑着自己的血肉之軀，手無寸鐵地勸阻戒嚴部隊入城屠殺——結果不言而喻，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倒在了劊子手的槍口下，死不瞑目地成為了「六四死難者」；另一部分人受傷致殘，僥倖留下一條活命，這麼多年來一直艱難屈辱地活着，成為「六四傷殘者」，如齊志勇、方圓、龐梅青、黃林、張斌；還有很多人僥倖逃離屠殺現場，卻在「秋後算帳」和舉報中，成為「反革命六四暴徒」，被抓進各地監獄重判快判，刑期或長或短，有期、無期、死緩，甚至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成為「反革命暴亂」的替罪羔羊——更加悲慘的是，由於種種原因，十六年來，這至少六、七百人以上的「六四暴徒」群體，孤苦無助地承受了無盡的苦難，卻幾乎被我們遺忘貽盡。
在這些被自由陽光遺忘的「六四暴徒」中，有的筆者親自接觸過，有的是根據多年的訪談記錄下來的。現將這些殘缺不全的案例公佈如下：
（一）北京師範大學的趙剛、許敬、史虹揮等學生，他們僅僅因為把市民撿來的槍支展覽（後來交給了學校的保衛部），就被誣告為「反革命暴徒」，打入牢獄：趙剛被判刑五年，江蘇高考狀元許敬被判刑十年，史虹揮被關了一年後釋放。目前，趙剛和史虹揮都在北京生活，許敬到江蘇服刑後，現況不詳。
（二）北京一個化工廠的青年工人齊輝，「六四」後被關押在秦城監獄時，正好與我在２０４號樓１９監號一起關過兩個月時間。他因是「六四暴徒」，長時間被帶着十幾斤的大號腳鐐。據齊輝在秦城監獄時跟我講，他在被押送到秦城監獄途中時，還被戒嚴部隊戰士從軍車上拖到野地里，毒打之後又澆上汽油準備活活燒死，後經他苦苦哀求，加上又有人來了，才免得一死。調整監號後，我就再沒有他的消息，只是聽說齊輝又被轉監獄了。
（三）孫傳恆、劉子厚、胡忠喜、李寶芹、侯軍，被以「反革命持械聚眾叛亂罪」判處重刑，當時這種罪名並不多見。孫傳恆是「工自聯」骨幹，被判最重，無期徒刑，屬於「六四反革命」之中刑期最長的之一。在難友眼中，他為人謙和，勤學不輟，又是硬骨頭，多次和韓罡等「反革命」抗議勞改產品出口，向獄方提出改善獄內政治犯待遇的問題。孫傳恆常講：「我們的權利是爭來的，不是恩賜來的。」這些年孫傳恆身體很瘦弱，患有腰椎病、腸結核、貧血等綜合病症。他的父母年紀都很大了，每月依靠４、５百元的退休金，除去交房屋、水電費和看望獄中兒子的開銷，所剩無幾。
（四）董盛坤，原是北京一家印刷廠的工人。「六四」那天，董盛坤正趕上下夜班回家，半路上見到處是火光沖天，到處是喧鬧的人群，到處是人們的哭喊聲，他被慘烈場面驚呆了。當時，他最惦記的，就是家中的妻子和剛剛降生不久的孩子。於是，他不顧一切沖開雜亂的人群，騎着自行車飛快地往家趕。但是，在離家不遠的地方，他遇到了一隊軍人。擁擠在道路上的人群還沒有反應過來，軍人們已經向着密集的人群開火了，許多人倒下了。董盛坤當過兵，知道一些軍事常識，為了保護自己，他沒有跟着人群亂跑，而是甩掉自行車臥伏在路邊的花壇中。槍聲停了，軍人走了，他才從地上爬起來，狂奔進一條胡同，坐在街上的一個門樓下面歇斯底里地狂笑不止……沒過幾天，董盛坤就被抓走了，罪名是放火燒軍車，證據是據說有一個公安特工記下了董盛坤的自行車牌號。為了不死在大兵毒打之下，他也只能屈打成招。最後法官留情，把董盛坤判了個死緩，留了一條命。終日生活在恐怖環境中１６年，董盛坤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人格未變，他家的通信地址是：中國北京市崇文區龍潭西里１６樓３單元８號。提起往事，他仍然感到不寒而慄。
（五）劉玉生，北京一家建築公司的工人。劉玉生平時就是一個熱心人，「６４」時就更呆不住了，用他的話講：「解放軍都圍在城邊上了，作為一個北京市民怎麼着也得盡一份力！」誰都沒想到的屠殺終於發生的時候，劉玉生也被眼前的場景驚呆了：頭頂上密集的子彈，不時划過漆黑的夜空；街頭到處都是隆隆的坦克聲。軍隊過後，道路兩側的牆壁上佈滿了彈孔。一些癱瘓了的裝甲運兵車、坦克車還停在路邊。軍人早已隨着大部隊跑掉了，只有上面的機關槍還可怕地對着街頭的市民。為了不使這些武器成為殺人兇器，他和一些市民一起把機關槍從坦克車上卸下來，扔在了路邊。沒過幾天鄰里舉報，他就被軍人們抓走了。當時，軍人們對待「暴徒」的態度是「往死里打」，他也只能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交待」了自己的「罪行」，他被定為「破壞罪」，判處有期徒刑１４年。關押在第一監獄時，由於生存條件惡劣，他身上多處腐爛，最大的患處直徑達１２厘米，難友們只能自己「治療」——方法是：先讓幾個人把他按住，然後由「主治大夫」用撿回的碎玻璃把他患處的爛肉刮掉，直到見到粉色的新肉；最後，在整理好的傷口上塗上食用鹽，用衛生紙縛住，「手術」就算完成，幾天後他的傷口竟然奇蹟般痊癒了。９８年，劉玉生又大病一場，命最後保住，但小腦被摘除了。至今他依然認為，「六四」那一晚他做了這一輩子最有意義的一件事！
（六）「苗大俠」，因為燒軍車被以「反革命破壞罪」一審判處死刑，二審死緩，在監獄裏曾經有一次被管教武警長時間用七根電棍電擊而死不屈服，因此被難友們尊稱為「苗大俠」，真名反而記不住了。
（七）王稼祥，年齡最大的「六四暴徒」，出於義憤，七十多歲的老人參與了燒軍車的行為，被以「反革命破壞罪」判處死緩，１９９７年八十多歲時死於北京第二監獄。
（八）朱文義，因燒公共汽車阻止戒嚴部隊入城，被以「反革命破壞罪」判處死緩，關押在北京二監。
（九）張燕生，因為在家裏抄出幾件軍衣，被以「搶劫罪」判處無期。
（十）高亮，因為用磚頭砸爛軍車玻璃，被以「反革命破壞罪」判處無期徒刑。
（十一）蔣生，因為在家裏抄出一些軍用設備，被以「搶劫罪」判處２０年有期徒刑。
（十二）孫燕才兩兄弟，家住大興縣，因為用石頭砸入城戒嚴部隊，被交通攝像機拍到，被以「破壞罪」，一個判處十七年，一個判處十五年。
（十三）路洪澤，一個所謂「六四暴徒」，１９９８年４月突然生病，沒幾天就含冤死去（１９９８年４月１８日）；
（十四）另外，還有孫伯光、劉洪、宗景山等等被稱為「六四暴徒」的數百名良心犯……
據從北京市各大監獄服刑出來的韓罡、王國齊、陳晏彬、劉京生、康玉春等政治犯難友回憶，北京市各個監獄服刑的所謂「六四暴徒」，加起來最起碼不下六、七百人之多。單是在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５日，中國政府為了便於對「反革命暴徒」的管理和改造，就把１００名「六四暴徒」，從北京第一監獄轉到了新建的北京市第二監獄。從此，一般只關押十年以上重刑犯的北京市第二監獄多了個通稱為「暴徒隊」的犯人中隊，長期關押有１２０個至１３０個「六四暴徒」，進行集中勞動改造。而在北京市監獄管理局茶淀分局，由十四個小監獄組成的監獄群中，還有三、四個所謂「暴徒隊」，每個隊一般有１４０個至１６０個「六四暴徒」，都是被判處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另外再加上已經被槍斃的「六四暴徒」，如「六四」幾天後即被判處死刑、立即槍斃，中央電視台進行了全國直播的七個「反革命暴徒」，分散關押在北京其他各個監獄的「六四暴徒」，以及許多「失蹤」的學生市民和關押在全國各地的「暴徒」，不知道所謂的「反革命暴徒」到底總數有多少了！
必須指出，目前真相被捂得死死的，遠遠沒有揭示出來，筆者上述記載的，也只是遍及全國的眾多所謂「六四暴徒」、「反革命暴徒」中極少的二十多個人而已。由於筆者無法去司法部門查找資料，只能找剛出監獄的政治犯了解情況，而政治犯與「六四暴徒」又是分開關押的，所以他們的接觸面也有限，並且記憶也可能不準確。網絡上也僅有韓罡、韓東方等人寫的幾篇相關文章，更多的受難者需要被人們所記錄。而真相大白之日，恐怕得等到民主中國實現之後了。
記得一九八九年我剛進長春鐵北監獄時，抗議一個監獄管教無端毆打同號刑事犯，當即被他暴聲喝問：「你是什麼人？」我回答說：「我是大學生！」那個兇猛如野獸的「政府」即獰笑道：「好啊，又一個反革命暴徒！」六個管教、武警拖我出監號，拳打腳踢槍托砸，真的把我「屎都打出來了」，奄奄一息，後來他們才把我拖回監號，象死人一樣扔在地上，揚長而去。及至後來被轉送到秦城監獄單獨關押，孤獨難耐時大喊：「管教啊，再派一個暴徒來陪我吧！」博了難友們一笑，還被王丹先生寫進《秦城回憶錄》裏，我也絕不以被管教貶斥為所謂「反革命暴徒」為恥。
這些人數眾多的「六四暴徒：存在以下幾個共同特點：
一、他們僅僅出於良知道義，做了一些義憤之下的勇毅之舉（甚至許多人還是被刑訊逼供的），就被當局當作「反革命暴亂」！
二、當局出於當時的政治需要，「從重從快」嚴加懲處，他們所被判處的刑期都非常重非常長，光是在北京市第二監獄「暴徒隊」，就長期關押了１２０個至１３０個「六四暴徒」，很多人現在還被關押着，甚至一些人已經死在監獄裏。
三、幾乎所有「六四暴徒」，都是按照刑事犯來判處的，不是「破壞罪」就是「搶劫犯」，不是「故意傷害」就是「殺人犯」，只有極少人是以「反革命持械聚眾叛亂罪」判處的，有些政治犯也區別對待他們，這對這些真正的良心犯來說是很大的傷害。
四、十六年來，外界極少對他們的了解和關注，也極少給予應有的救助和溫暖，更別說是為他們伸張正義、討個公道了！在這樣一個弱勢群體身上，沉沉壓着執政當局的殘酷迫害，和自由世界令人痛心的冰冷遺忘。
「六四死難者」有以丁子霖教授、張先玲女士為首的「天安門母親」在進行不懈的吶喊呼喚，「六四傷殘者」有以齊志勇、龐梅青等勇士為代表在不斷的抗爭，「學生領袖」、「民運名人」更是光芒四射，八方呼應！這些群體都或多或少為自由的陽光所照耀、為人世間的關懷所溫暖，雖然仍舊艱難，但是也有一分慰藉，情況也算正常。可是，那些被「從重從快」判處了重刑、死刑的所謂「六四暴徒」群體，又有誰在替他們呼籲？！又有誰在為他們伸張正義？！又有誰在關心和幫助他們的家小？！沒有，幾乎沒有，除了李海先生千辛萬苦地尋找到五百多名「六四受害者」資料，並為此而獲罪九年大刑外，除了江棋生先生曾受託給過少數幾個「六四暴徒」以幫助外——十六年來，他們在監獄中承受了無盡的苦難，付出了極為慘痛的犧牲，他們的親人也陷入無際的迫害和痛苦之中┅┅
在這些「六四暴徒」中，最有名的要算是王維林了，因為他隻身擋坦克，突顯了作為公民的不屈良知和道義勇氣——可是十六年了，這麼多年來他在哪裏？他還活着嗎？沒有人知道，似乎也沒有人關心。成都廖鬍子（亦武）說：「這世界新聞太多，轉眼又被人遺忘了。」
在「六四慘案」十六周年忌日的今天，我被困在上海警方的天羅地網中，無力掙扎。除了絕食自省２４小時以悼念「六四」死難英靈以外，我只能在飄曳黯淡的燭光下寫下這些文字，為這些同樣善良無辜，卻最為孤苦無助的「六四暴徒」群體，講兩句公道話，權作一個可恥的遺忘者，微不足道的一點贖罪。
寫於２００５年６月４日上海
修改於２００５年７月６日北京
引言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國政府動用正規軍屠殺鎮壓在北京和平示威的市民與學生。五年之後，仍有大批民眾身陷獄中。中國政府曾對外聲稱已將所有參與示威的學生全部釋放，事實絕非如此。而且，除學生以外的廣大受難者和被捕者，更需要中國人民和國際社會了解真相，予以聲援。
中國人權和人權／亞洲(原亞洲)聯合發佈一份最新名單，共計五百二十二名。他們都是「六四」屠殺及之後被逮捕和關押的市民與學生。其中二百二十名人士至今仍在獄中，由於他們的名字一直未為世人所知，他們的境遇也格外悲慘，經受着超強度的體力勞動、酷刑及種種非人道的折磨。
本報告列出的「六四犯」都關押在中國首都的兩所大型監獄和勞改場所：北京市第二監獄和清河勞改農場。他們包括北京各階層的人士，從農民、工人到國家機關保衛幹部，從工程師到國家計劃委員會工作人員。他們被逮捕時的年齡從十七歲到七十一歲。他們中許多人被判以「刑事罪」，受到遠比學生和知識份子更殘酷的待遇。這份名單也包括一些過去未被公佈的「六四」之後因從事「反革命」活動而被捕的政治犯。
這份報告再一次向國際社會說明了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所有已知的中國政治犯和宗教犯的信息，只是在中國發生的大量人權侵犯狀況的冰山一角。這份報告中對北京對一九八九年六月後的人權迫害記錄也遠不是完全的。我們過去幾年來陸續發表了湖南，山西，遼寧等地的大量人權侵犯案例，還將在後續報告中繼續發表陝西，浙江，湖北等地的幾百個案例。這些事實再一次說明了中國政府對一九八九年全國範圍內民主運動鎮壓的規模。僅僅是這樣一次鎮壓事件，在五年後的今天，仍然有成千上萬的人們被囚禁和受到其他形式的迫害。中國的人權狀況由此可見一斑。
關於審判公正性的質疑
國際人權組織曾反覆指出中國司法體制中對人權保護的缺乏，特別是在審理和政治有關的案例上。沒有無罪推定，審判前普遍存在的刑求現象，以及黨政部門對司法決定的干擾等等，都是人權組織長期關注的問題。在這些案例中，辯護律師幾乎沒有時間準備，有的「敏感」案件不允許進行無罪辯護，有的被告人連律師都沒有。
這份報告中的很多人，是以「刑事罪」被判決的。這些罪名包括「放火」，「反革命傷害」和盜竊武器軍械等。中國人權和人權／亞洲對這些人所受審判的公正性表示質疑。因為在這些案例的審判中，公安、檢察和法院部門執行政治任務的成分遠大於對個案的依法審理。
一九九三年，中國人權發表了一份中國有關部門關於如何辯護政治案例的內部文件。其中提到，「對於動亂和暴亂罪犯的審判是一場重大的政治鬥爭，有非常強的政策性，應當作一場特殊的戰役來對待。」「如何辯護這些和動亂有關的案例，是整個平息動亂暴亂鬥爭的一部分。」這裏所提到的「辯護」主要是和檢查院和法院合作通過「司法程序」打擊「罪犯」。這份文件中還提到，「辯護的目標不是成功或者失敗，律師不應當和檢查院與法院工作人員爭誰贏了論證。這是宣傳工作，指導公民認罪伏法。」
考慮到這些案件的審判情況，中國人權和人權／亞洲相信本報告中的所有案例需要中國司法部門的複查和向社會公開案情。我們也關注許多案例量刑崎重的現象。一般認為，學生被判的刑期較短，知識分子次之，而工人和一般市民的情況則遠為嚴酷。雖說這裏的大多數案例沒有公開的信息，但從已知的個案中也對這些量刑的合理性有所了解，本報告中的一位北京市民就由於撿了七粒子彈而以「盜竊武器罪」判刑三年。
必須進一步指出的是，在政府的軍隊以坦克機槍鎮壓和平示威、手無寸鐵的民眾與學生時，本報告中的案例所謂「刑事罪」應當是正當的自衛行動。而這一合乎國際人權標準的辯護卻不可能在當時中國的審判中被提及。
報告信息的來源
本報告所用的大量資料，為中國國內的人權活動分子在極為艱難的條件下搜集所得，許多資料是他們一家一戶地訪尋得來。這份報告的發表也是中國人權運動成長和發展的見證。另外，沒有家屬和已出獄的良心囚犯的配合，這些信息的搜集也是不可能的。
那些聲稱中國有自己不同的人權標準的人們應當好好看一下這份名單，看一看那些被迫害者和更多的中國人是怎樣在為爭取基本人權而努力。儘管政府對受害者和他們的家庭施加了巨大的壓力，包括威脅和逮捕，但是他們中的許多人，都一再通過合法程序上訴以求公正。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這樣的努力如石沉大海，毫無結果。這些家庭常常也沒有和政治異議人士網絡的接觸和聯繫，也得不到外國新聞媒體的注意。對於本報告中的所有受害者，向國際社會呼籲是他們唯一的希望。
在北京第二監獄被關押者的名單中，有四位是因編輯民間刊物「鐘聲」而入獄的。他們是孫立勇，李愛民，尚子文和金橙。獄中看守曾在對他們施刑時說，「往死里打，反正你們也沒名。」對於本報告中的案例，同樣的事情是大量發生的。以往的經驗說明，一旦消息被外界所得知，被關押者的境遇也相應會有所改善。而不被人知的囚犯們的遭遇最為悲慘。
關於北京市第二監獄和清河勞改農場
在中國，一些安全措施極嚴的監獄被用來監禁兩類犯人，被判重刑的的刑事犯和「反革命犯」，後者中大部分是政治犯。北京第二監獄位於首都的東南郊，是新近建成的監獄。在此之前，外界僅僅知道陳子明等極少的幾位政治犯被關押在這所監獄。現在的調查表明，這裏關押着上百名「反革命犯」，其中有三十名左右是去年九月從北京市第一監獄轉去的，其中包括陳晏斌等著名政治犯。
清河勞改農場位於天津市郊區，管理上屬於北京市公安系統，是中國最老和最大規模的監獄系統之一。農場的一部分用於被勞動教養人士的管理，一九八九年六月戒嚴部隊所抓的大批北京市民亦被關押在這個農場。這一大型勞改農場分成二十五個分場，每個分場又分成若干中隊。在第三、第六和第八分場，各有一個中隊專門關押所謂「六四暴徒」。這些犯人被強迫從事超強度的體力勞動，挖土方修公路，每人每天的定額是六立方米的土方，如完不成則受到各種體罰，本報告中的將近二百名被捕者至今仍在那裏。加上已經服滿刑期被釋放的近三百人，這些案例過去從來沒有被外界所知道過。
繼續為「六四」受害者提供幫助
中國人權和人權／亞洲將把本報告中的所有案例，提交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任意羈押工作小組，並在國際社會廣泛呼籲。本報告的中文本，也將大量寄給中國國內，特別是北京所有這些受害者本人或他們的家庭。
在搜集這些資料的同時，中國人權也和許許多多的受害者建立了可靠的聯繫。中國人權的「人道幫助計劃」，在過去一年半中六萬美元左右的捐款送進中國，接受幫助者已超過五百人次。對於本報告中的五百二十二名受害者，除極少數已經得到過中國人權幫助的人以外，都將成為「人道幫助計劃」的受款對象。我們在此呼籲各界為這些人士慷慨捐助。「人道幫助計劃」設有專門帳戶，支票抬頭請寫：
Human Rights in China - Humanitarian Fund
可寄到：
Human Rights in China，
485 Fifth Ave. 3rd Floor，
New York， NY 10017
中國人權將陸續把捐款送到這些長期得不到外界關注的「六四」受害者的家中。
（本報告英文版名為「The Price of Obscurity in China」。讀者可寫信向中國人權或人權／亞洲索取。）
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九日
仍在獄人士：
北京第二監獄
曹英遠、常景強、常永傑、陳東象、陳秋龍、陳晏斌、陳子明、顧連仲、關建、韓罡、戶力平、胡忠喜、姜亞群、李愛民、李寶琴、李國強、李金棟、李玉君、李玉生、李志欣粱振長、劉寶、劉子厚、盧金生、苗得順、錢永冕、任畹町、尚子文、申衛明、沈立成、石學之、宋凱、孫傳恆、孫宏、孫立勇、譚釣強、唐勇、王某、王寶玉、王長洪、王東峰、王建生王家祥、王潤江、武春啟、武文建、吳兆強、張寶生、張佩文、趙鎖然、朱更生
清河農場三分場
陳寶華、陳國強、陳景奎、董建軍、杜新海、豐續銀、高福興、高揚、顧文壽、郭學明、國戰強、郝風海、何永宏、霍岩楓、季立忠、金志剛、來文革、李寶華、李俊生、李立京李瑞軍、李勝利、李佟、李興江、李燕明、李義、李忠、粱愛忠、粱正、劉東全、劉艦、劉天利、劉文生、劉小偉、劉志強、呂京山、馬建立、馬宇鵬、孟凡民、牛金海、秦志玉、任英俊榮永男、孫紅生、譚衛軍、田德剛、田金寶、佟波、萬寶林、王春生、王軍、王乃革、王世繼、王獻輝、魏國慶、肖富革、徐動新、楊兵、楊宏偉、楊屹、於海鈴、翟永猛、張進元張軍、張守信、張振喜、趙朋利、趙萬良、趙玉順、朱童節、
清河農場八分場
曹景洲、陳超、陳春生、陳曉東、崔成、鄧元平、刁斌、丁柯、丁珏、董雙鎖、段成傑、高家榮、管龍鳴、呼傑、胡萬春、黃玉順、寇永傑、郎林、雷德琪、李近存、李憲忠李永生、石國輝、宋立軍、孫革旗、孫偉、湯永平、田銘、王玉軍、吳玉平、楊海泉、楊建、楊立國、姚繼佩、張才林、張傳友、張連福、張小蕾、張銀軍、趙立偉、趙永江、趙永林趙志勇、趙中友、鍾放、朱文福、
清河農場六分場
安連喜、陳偉、陳文忠、程紅利、程紅林、鄧樹森、杜軍、方仲滿、高玉文、侯永利、賈士旺、李兵、李倉、李東輝、李廣田、李建軍、李繼民、李林懷、李武、劉長青、柳剛劉傑、劉金國、劉金華、劉曉東、廬春民、孟連旺、榮俊平、尚偉光、石忠、宋有林、孫連啟、唐傑、王成起、王春友、王建搞、王征、魏鵬、魏振社、夏保和、夏秉清、蕭春明、蕭連喜謝朝陽、閻玉慶、楊利君、於長城、袁勛、張福生、張麗偉、張文增、張毅、趙建欣、趙軍、趙文生、趙義智。
已出獄人士：
姜成斌、金橙、林敏辰、施偉才、王永裕、吳學燦、於淑珍、趙品軍、李松明、趙峰、黃清修、羅連璽、王渙春、王永明、劉光利、劉彥斌、劉越忠、劉玉根、劉玉平、邊玉海、陳仕軍、陳書金、陳雲健、陳戰泉、鄧長榮、邸文杰、董寶利、董亞軍、竇林懷、馮燁、馮志平、高愛東、高連成、高萬成、關宏志、郭維樹、韓勝利、胡秋勇、賈雲、姜華、孔令軍李斌、李長茂、李宗清、李正平、劉世軍、馬寶國、馬建軍、馬祥建、牛全利、任衛軍、申美滿、孫聚海、湯名陸、唐偉、王進元、王軍、王文華、王政、王志、吳立軍、徐寶生、許平立薛建明、易京瑤、尹承軍、俞軍波、於文、於志國、翟同貴、章斌、張立新、張巍、張宇、趙德全、趙永剛、陳、越、戴國強、郭向華、侯培芳、康長軍、李愛民、李赤、劉君興、羅繼峰王伯達、王燕革、王有立、葉皓、於世民、周剛、王新建、白金泉、曹寶珠、常振華、車艷華、陳愛民、崔景春、黨鵬、董會全、段寶恩、付強、高軍、高士傑、龔樹松、郭海維、果振韓亞軍、韓忠良、何杰、胡志全、黃振、霍立軍、姜保家、焦建成、金德林、李愛國、李楓、李惠成、李金祥、李立、李曼戎、栗汝生、李勝勇、李濤、李文東、李學軍、李治國、李志堅林立明、劉寶柱、劉博文、劉朝輝、劉東明、劉文興、劉振賢、呂濤、馬小軍、滿連德、孟賢強、龐威、齊永革、石勇、宋玉川、蘇燕軍、孫慶、湯文志、田德慶、田雙傑、田小寧王剛、王宏、王金躍、王汝和、王樹、王雙全、王亞雄、蕭金亭、楊波、尤起江、尤自強、於波、於宇、曾衛兵、張晨輝、張連軍、張秋生、張玉承、張仲福、趙盛強、趙勇、鍾衛民周文東、朱孝忠、常文龍、范建國、范立文、付硯波、龔明、郭雲飛、洪波、蔣輝、李兵交、李電、李金德、李金泉、李凱、梁建、劉洪峰、劉險峰、劉獻軍、劉澤國、潘根柱、王繼軍王清延、王毅、吳玉成、吳振如、熊偉、葉劍、張連祥、趙東輝、趙晉川、朱守政、季家潤、姜京、金啟祥、金亞民、李罡、李建軍、李建新、李強、李升、李玉龍、梁衛東、劉馳劉東湘、劉桂華、劉漢民、劉金園、劉繼深、劉琦、劉勤煉、劉其榮、劉新如、馬宏宇、孟浩然、孟堅、孟慶祥、任建立、任文革、師宏亮、孫利亞、孫鵬、邊雲、蔡鴻岩、曹大增曹忠鋼、陳亞輝、刁振浦、董毅、竇志輝、杜建華、方仲國、馮洪傑、高峰、龔建民、龔勇華、谷躍、郭峰、郭景華、韓寶增、韓衛東、胡偉、唐壽先、田禹、佟文利、王寶明、王冬利王貴全、王浩英、王建國、王建新、王平來、王文江、王亞森、王志剛、魏振莊、吳國慶、蕭亮、邢德林、徐蘇、徐偉、閻德山、閻劍、嚴偉、閻永利、楊長江、楊智、張國華、張金秋張凱、張力、張立、張松、張岩、張永順、趙桂林、趙建欣、趙金光、趙利強、趙瑞祥、趙永靜、鄭江輝、周國林、周繼輝
註：
這份名單於五月十九日公佈之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兩天後發表講話，說本報告「純系捏造」，「毫無根據」。為了澄清事實，中國人權願意和中國政府有關部門進行聯合調查，逐一核實這份名單。中國人權已首批交給中國外交部和新華社清河勞改農場六分場三中隊一百四十五名政治犯的家庭住址，為這一調查提供方便。
針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對中國人權「一貫對中國懷有很深的敵意」的攻擊之詞，中國人權在五月二十一日發表聲明。聲明說：「尊重人權，是今日世界的歷史潮流。不順應這潮流，人民沒有幸福，社會不能安定，國家無法昌盛，民族難有尊嚴。在「六四」五周年的今天，中國人權重申去年六月在維也納世界人權大會上向中國政府提出的四點要求：還「六四」事件以公正面目；釋放所有因此關押人士；給受難者及家屬以賠償；追究鎮壓者的法律責任.
八九回顧：我所認識的六四「暴徒」（之一）
余志堅
一、在北京東城分局和「K字樓」
18年前，「五.二三」蛋擊毛像事件之後，喻東嶽、魯德成和我被關押在北京市公安局東城分局看守所旁邊的收容所內。三人是分開關的，我現在已經記不清當時是關在幾號監牢了，只記得是和一個北京小賊關在一起。從5月24號到6月3號，我只被提過一次審，日子過的很清閒，號子裏就我們兩人，什麼事也不用做，就是吃飯、睡覺，看看報紙，偶爾聊聊天。我雖然很關心外面正在發生的事情，焦慮時局的演變，但由於與世隔絕，除了能讀到一份《北京日報》外，什麼信息也得不到。
記得讀到6月1日的《北京日報》說：「天安門廣場上的十萬外地大學生已經撤離了北京」的報道時，我還估計整個學潮和運動也就這樣和平的慢慢的收場了。我對自己說：「也好吧，沒辦法，能怎麼樣呢！」那時候，我對局勢有一個基本判斷，那就是：如果學潮和運動成功，我們的事情肯定會大事化小，而如果學潮和運動失敗，則當局很可能會拿我們三人開刀。
6月3日晚上11點，我還沒有睡覺，突然，聽到外面槍聲大作，「噼里啪啦」，持續不斷，直到天明。我當時感到極度的震驚，尤如五雷轟頂，心裏頭翻江倒海，徹夜未眠。
伴隨着外面「噼里啪啦」的槍聲，我寫下了一些文字。（這些文字和我後來寫的一份遺書，喻東嶽、魯德成、胡敏等人都在湖南衡陽監獄看過，之後在湖南永州監獄我被關嚴管隊時，連同我的另外一些文字被監獄方面查扣，直到出獄也沒有還給我。）直到現在，我還記得我當時寫下的對時局的判斷：「那麼，鄧小平當局是公然向人民開槍，與人民為敵了！」「中國歷史，人類歷史最為黑暗的一頁正在揭開！」
6月4日早晨，天還沒有透亮，號子裏就開始進人了，一直不斷，被抓的都是清一色的北京小青年和大學生。小青年多半是什麼砸了警亭的啊，向大兵扔石頭的啊，或者是深夜還在街上遊蕩的啊，大學生則是身上搜出了傳單一類的啊，五花八門，什麼都有。由於看守所已被軍事管制，這些人進來時幾乎個個都遭到大兵拳腳相向，有的是暴打，打的很重，尤其是大學生。有的大學生進來時還分辨：「我是大學生！我沒幹什麼！」，可那幫大兵卻邊打邊罵：「還大學生！就是要打你們這幫大學生！」
不到幾天，原來只有兩人的不到20平方的號子裏，竟關上了三、四十人。號子裏的人勉強能站下腳，連轉身都困難，何
況便池也在號子裏面。人又多，天又熱，也不放風，完全成了人間地獄。因為挨打，號子裏很恐怖，加上紛紛流傳着鄧大人的那句「殺他二十萬！平息二十年！」的話，氣氛更加恐怖。他們都說了外面正在發生的事，如機關槍對着人群掃射，死了很多人，死的人數以萬計，等等。
由於時間太久，這些人都差不多忘了，獨獨記得一位北京郵電學院的學生，戴眼鏡，姓康，單名，名也忘了。他是6月5日準備從火車站南下演講時，從他身上搜出了一些宣傳品被抓的。他說他自己不是學生領袖，但和他們熟。他5月底時去了豐臺火車站，自願協助工運，和韓東方在一起。他很佩服韓東方，說韓是「中國的華里沙」。他雖然挨了打，精神卻很振奮，仍然敢說：「人民已經起義了！」「獨裁政府肯定垮台！」
依照當時官方的說法，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那麼，該有許許多多的暴徒吧。然而在我看來，這些北京的小青年和大學生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暴徒，其中沒有一個是真正燒過車的、打過大兵的。或許因為是收容所，大概沒有真正的暴徒給送進這裏來。我對他們的印象都不深，自然也就不太記得了。我想，在我離開了東城分局後，這些人大概也就放的放，勞教的勞教，判刑的判刑了。即便判刑，也應該判的不重吧。
六月十五日，我們三人被從東城分局收容所轉走。來了七、八輛軍用吉普車，幾十個頭戴鋼盔，手持衝鋒鎗，腰系大皮帶，腳登大皮鞋的全副武裝的大兵。幾個大兵象拎小雞一樣，把我丟進一輛軍用吉普車中。我剛倒在車上，完全還沒有反應過來，一個大兵又用衝鋒鎗的槍托一托子打在我的嘴上，我滿嘴是血，一顆門牙被當即打脫。這幾個大兵隨即跳上車，用軍用皮靴踩住我的頭、背和腳上。我當時的一個最極端的想法，是以為他們要把我們三人拉到外面給秘密槍決了，感覺毫無辦法，無法可想。
然而不是，終於到了一個地方。他們把我拖下車，帶到一幢大樓的一個大廳。然後，宣佈我們三人被正式逮捕了，罪名是「反革命破壞罪」和「反革命煽動宣傳罪」。之後我才知道，這個地方就是有名的「K字樓」，即「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位於北京市宣武區，因其建築結構象「K」字，故名「K字樓」，據說還是日本人佔據北京的時候修建的老建築。與「K字樓」一牆之隔的，便是北京市第一監獄。
由分局到市局，由收容審查到正式逮捕，意味着我們的案子已經嚴重升級了。我剛到「K字樓」時是關在二樓，5筒，最裏面的一個小號子。喻東嶽關在我對面的筒子裏，魯德成關在樓下的筒子裏。我剛進號子的時候，裏面關了三個刑事犯，其中的牢頭是個經濟犯，叫田苗，是個幹部子弟。他們在裏面關久了，對外面的形勢顯的異常關心，興趣極大，事無巨細，總是問個沒完沒了。他們知道我是砸毛像進來的，便表示很佩服，可也認為我們很傻，肯定要被槍斃，有些不值得。他們問我「六四」大屠殺的事，我有些答不上來，只是把在收容所聽說到的一些事說了說，由於說得不太真切和細緻，他們竟然感到非常的遺憾。
過了兩天，我們號子進了一個新人，叫劉國慶。三十多歲，高個頭，很強壯，住北京市門頭溝煤礦附近。他是個傻子，也是個結巴。說他傻，是因為他智商比平常人低，性格卻很忠厚，從未談過戀愛，也沒結婚，有着渾身的力氣。他倒確確實實是一個暴徒，因為他是燒裝甲車進來的。我們反覆問他燒車的事，他卻答不上來，也說不出自己是在哪兒燒的車，真是遺憾。我們反覆的問，他總是反覆的說，「氣憤!......氣憤!......坦克車軋死人了！坦克車軋死人了！」
在反覆的詢問當中，我們總算了解到有關劉國慶燒車的一些真實情況：原來劉國慶燒車時，是親眼見到坦克車軋死了人，他氣不過。旁邊的人很多，一些人把汽油往路過的裝甲車上潑，他則用絲手套沾上汽油，點着火，然後朝裝甲車上扔。一輛裝甲車就這樣被點火燒着了。
沒過幾天，劉國慶便從我們的號子裏轉出去了，聽說是以「放火罪」被判了死刑。出去的時候，他黑紅的臉都白了！「K字樓」的規矩是，接了死刑判決，就轉到死牢裏去。死牢據說就在「K字樓」的地下室。
在這之前，北京已公開宣佈槍決了兩批六四「暴徒」，西方國家也由此開始一致對中國政府實行制裁。在這之後，被槍斃的人也就再沒有在媒體上公佈姓名了。當時對六四「暴徒」的打擊真叫是「從重從快」，聞所未聞。據說是一審、二審法院同時辦案，一審判決死刑，服不服？不服？二審當即開庭：維持原判，拉出去槍斃！
直到現在，我也不知道，劉國慶究竟被槍斃沒有？他的姓名是真實的，北京門頭溝煤礦的住址也是真實的，我希望北京的有心人，能幫忙去查找一下。一個傻子出於義憤，燒了車，被判了死刑，這實在是一個悲劇。
劉國慶走了以後，又進來了一個人，也是個不折不扣的暴徒，大名叫路中樞，中等個子，是河北邯鄲市郊區的農民。他可了不得，據說，他一個人竟燒了五、六輛坦克車和裝甲車，其中有一輛價值幾百萬元的德制裝甲車，裏面竟然坐着一位師長，車被他燒了，師長當然也就屁滾尿流地逃了。可是不管我們怎麼問他，他總是一個字也不說。他的情況，我們都是聽管我們筒的一個叫趙隊長的警察說的，趙隊長還說：「路中樞有精神病，他會不會判死刑，就看法庭會不會承認他有精神病。」
號子裏的人都和我一樣，認為燒車越多越英雄。我們打心眼裏佩服路中樞，都叫他「路大俠」，好吃好喝的待遇他，可路大俠一點面子也不給我們，從頭至尾也沒說過一句話。我們不知道路大俠是不是精神病患者，我們也不知道路大俠為什麼不說話。和劉國慶一樣，我也不知道路中樞的死刑究竟被執行了沒有？儘管我判斷他們十有八九是被槍斃了，但這不是確證，現在也很難去確切地查證。我寫下這些文字，是錄此存檔，作為紀念的意思，我不知道以後什麼時候能搞清楚他們的真相和結果。
七月初，我接到了起訴書，檢察院對我們的指控很嚴厲，什麼「犯罪情節特別嚴重，後果特別嚴重，性質極為惡劣，在國內外造成極壞影響」，等等。「K字樓」里流行一句話，叫「兩特兩極，必死無疑」。同號的人都認為我們會判死刑，趙隊長經常找我聊天，他也對我說，「判不判你們死刑，就在於鄧大人一句話了。如果他不發話，你們也就死罪可免，活罪難逃了」。
在這種情況下，我寫下了一份準備留給我姐姐的遺書，大意是兩點：一，生活是美好的，生命是寶貴的。二，我對我自己做的事負責，死而無憾。我還在號子裏的牆壁上寫下了那首《仍然——我的五四宣言》：
仍然要砸！——砸不破的鐵屋
仍然要倒！——倒不爛的醬缸
仍然要流！——流不出的眼淚
仍然要干！——干不下的杜康
仍然要戰！——戰不勝的死神
仍然要登！——登不上的山峰
仍然要畫！——畫不圓的圓圈
仍然要拂！——拂不去的憂思
據廖亦武的文章說，北京有位叫武文威的畫家，後來也關在我呆過的這個號子，他看過我的題詩。
七月中旬吧，我被從小監號調到隔壁的一個大監號，號子裏有六四「暴徒」，但更多的是刑事犯，也就十七、八個人。此後一段時間，給我印象最深的一個六四「暴徒」，是個青年，不到三十歲，長得白白淨淨，非常清秀，已經結婚，夫妻很恩愛。我現在連他的名字也忘了，只知道他的綽號叫「費翔」，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當局指控他殺害了一位姓崔的「共和國衛士」，有街頭攝像槍的錄像作為證據，我問過他，他不否認，可也不願深談。從他的外表實在看不出有什麼暴力傾向，但從他說的不多的話中，我們能設想到當時的那種場景和氣氛。
這位青年，或許知道自己肯定會被判死刑，他不願談六四，也不願談政治，很坦然面對的樣子。他的綽號叫「費翔」，是因為他唱歌唱得很好，都是挺抒情的，象費翔一類的歌，他唱的一首《安娜》，感動得我當時都哭了。我還深深地記得，吃罷晚飯，大夥把鋪蓋收起，十幾個戴着手銬腳鐐的可能會判死刑的犯人在一起跳舞，在木地板上，腳鐐「哐當哐當」地響，節奏感也很強。這種舞會每次都有「費翔」參加，他唱歌跳舞的樣子都很安詳，實在讓人難以忘記！直到有一天，監牢的鐵門哐當的一聲響：「某某某，出來！」這位我們叫做「費翔」的青年就這樣消失了！和劉國慶、路中樞一樣，我再也沒有見到他，因為他出去接的是死刑判決書！
東城分局和「K字樓」關押的六四「暴徒」很多，我見過的卻很少，現在還記得的就只有上面提到的康同學以及劉國慶、路中樞、「費翔」三人了。18年過去了，我寫下了這些文字，是為六四18周年祭吧。
2007.5.23於湖南瀏陽
一名六四被處決者的家庭悲劇
閻久戚
六四大屠殺的死難者應該分為三類。第一部份是六月三日傍晚至六月四日早晨在解放軍強行進城和清場時被打死的學生和平民。第二部份是六月四日的白天至以後幾天在以天安門為圓心，南至正陽門一側，東西長安街兩側，由於各種原因靠近警戒線而被打死的人。第三部份是以反革命暴亂罪被逮捕並被處決的人。我要說的就是這第三種人。
究竟有多少人被以反革命暴亂罪逮捕並處決？十四年來一直是個謎。我想，如果我們每個知情者都把自己的所知如實寫下來，就可以一個片斷一個片斷地展開事實真相；終有一天，完成六四大屠殺死難者的詳實的歷史記錄。以下是我所知的一個個案。
借出打火機被判死刑，骨灰無存
小戴，男，一九八九年二十七歲。未婚，父親早逝，家裏有母親和三個姐姐。被處決前是北京朝陽區副食店賣肉的售貨員。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上午，大屠殺剛過。北京市內街道一片狼籍。二環路上有拋錨及翻倒的軍車民用車。目睹了徹夜大屠殺的北京市民憤怒已極。在一處翻倒的汽車旁，有人喊：「點了它，誰有火？」平時抽煙的小戴剛好在現場，他不假思索地掏出打火機：「我有。」遞了過去。一位市民打火引燃了，車被燒著了。小戴回家後，全沒把這當回事。過了兩天，管片的民警來找小戴，了解六月四日點火燒車的事。小戴天真地想：我不過就借出了個打火機，便承認了掏出打火機的事。但一再申明自己並沒有點燒汽車。又過了幾天，片警要小戴到派出所談談。他一去，便被戒嚴部隊帶走了。小戴的姐姐到派出所找片警詢問，片警只是透露，小戴是在燒汽車的現場被崇文公安分局的便衣跟蹤至家，現在已交戒嚴部隊處理。
大約兩個多月後，戴家接到通知。戴××已被以「反革命暴亂罪」判處死刑了。不久又被告知：已經執行。在當時的白色恐怖高壓下，戴家姐妹沒敢要回弟弟的骨灰。我在這裏用了「小戴」「戴××」，而沒有寫下死者的全名，實在只是為了他的母親。老人至今還不知道兒子已死。我若寫了全名，口語相傳，哪天多病的老人知道了真相，必死無疑。
三個姐姐與百貨公司的合謀
小戴被處決後，小戴的三個姐姐決定想方設法瞞住母親。她們母親當時六十多歲，並患有高血壓。小戴是家裏唯一的男孩。是老人最為疼愛的。三姐妹對老人謊稱小戴被判了無期徒刑，正在新疆服刑。並說服了街道居委會及片警答應對老人保密。
於是戴家三姐妹忍住失去小弟的巨痛，開始了漫漫十四年對母親善意的欺騙。秋天到了，老人惦念遠在新疆「服刑」的兒子，說新疆冷的早，非要和女兒一道去商場為兒子買棉大衣，早早郵過去。戴家三姐妹攔下了老人，她們一道去一家老字號百貨商場挑棉服。她們對售貨員說：我們買回去兩天後就退回來行不行？售貨員詫異：還有買回去就是為了退的顧客？但當三姐妹忍不住悲痛細說緣由後，售貨員非常同情；幫助三姐妹挑了讓老人可心的棉大衣。並要她們今後就到這裏來買，買了包退。十四年來，棉大衣羽絨服花樣翻新，棉服部售貨員換了一茬又一茬。但售貨員們都記著並熱情細心善待着每年秋季里的特殊顧客──戴家三姐妹。 十四年來，老母親對春夏冬日麻木了，只盼著秋天。秋季里她老人家能通過輕暖的棉大衣「摸到」兒子。她把大衣兜里塞滿香煙。她不知道兒子吸不到香煙，棉大衣又被「郵」回了商店。 十四年來，戴家三姐妹商量為小弟「減刑」，哄騙母親。讓母親少些絕望，多些希望。「無期」減到了「二十五年」，一年一年地減，減到了「二十年」。老人雖有高血壓冠心病，如今已是七十多奔八十的人了，但她鍛鏈身體頑強地活着，只為在有生之年見到兒子。 我不知道這悲劇甚麼時候收場。以這種方式使老人長壽真是殘酷。
鄧小平策動六四大屠殺，他雙手沾滿了人民的鮮血。鄧小平也要六四後入伙的人手上有血腥。種種跡象表明，六四後下令對反革命暴亂份子進行大規模處決的人就是老人幫欽點的新幫主││江澤民
――家父、詩人袁伯霖《暴徒頌》的創作背景
袁真飛
一看到這個題目，定然有人不以為然：文人，文質彬彬者有之；灑脫浪漫者有之。鐵血，與他們何干？
竊以為，鐵血男兒，不一定是叱咤風雲的軍政人物。但他必需有一股浩然正氣，面對邪惡不低頭，面對強權不低頭，挺直自己不屈的脊樑。故文人鐵血，何足為怪？早在古時，晉朝的嵇康，臨刑之前一曲《廣陵散》千古流芳；民國以來，魯迅、郭沫若都曾面對專制政權，傲然不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她在前進的路途中也曾經犯過錯誤。正是在曲折中，產生了文革中的遇羅克，產生了1976年「四五運動」中的《中國向何處去？》
非常讓我自豪的是，在「四五運動」的紅色恐怖之中，在「四五運動」已經被偉大領袖毛主席確定為「反革命事件」的情況之下，我的父親，一個三十多歲的青年詩人，憑藉着直覺和良知，憑藉着詩人的敏銳，寫下了《暴徒頌》的詩篇，為天安門被捕的人士吶喊，為天安門上殷紅的血跡作證。一時之間，父親的這首詩以手抄本的形式廣泛流傳。這在當時是非常危險的。因為，父親本來就是「右派的兒子」，而且，自己也有「反動文人」和「小鄧拓」的帽子。在這種非常時刻，不管住自己的嘴巴，不管住自己的筆，任由自己的良心說話，難道不怕當局新帳舊帳一起算嗎？然而，當時，父親的良心和憤怒使他忘記了一切危險：他在房中踱來踱去，激憤異常，甚至不時發出憤怒的吼聲：「我決不會出賣自己的靈魂，寫違背自己意願的東西！」「我不相信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我不相信有那麼多反革命！」「如果悼念總理就是『暴徒』的話，那麼，我也算一個吧！」他這種態度，使母親和他的朋友非常擔心。如果，僅僅是說幾句也就算了，他偏偏要把自己的悲痛和憤怒變成詩歌，讓自己的聲音在血雨腥風中傳播出去……事實上，以後時過境遷，一回憶起此事，父親都不敢想下去。可是，他又說：「當時，只是憤怒和悲痛，無法不說出自己的心裏話。因為，我是詩人，不能夠昧着良心！」這就是父親的個性，這就是父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鐵血風骨！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有很多人知道父親是《暴徒頌》的作者。然而，在當局調查時，人們都裝聾作啞，以各種手段保護父親，這才讓父親躲過一劫。
1979年以後，「四五運動」被平反昭雪，鎮壓民眾的前台劊子手被押上了歷史的審判台。此時，紀念「四五運動」的詩文紛紛出籠。我不能說，這些詩文都是在平反以後寫的。但是，可以肯定，至少有一半是事後趕寫的。應該說，在那種情況下，這是可以理解的。不過，面對着天安門前飽含血淚的詩文，面對着那些冒着性命危險，提着腦袋發出的悲憤吶喊，這些詩文便黯然失色。因為，這些詩文的最大缺點是「缺鈣」：總是瞻前顧後，不敢直面災難，直面醜惡，缺了震撼人心的力量！須知，書桌上寫出來的憤怒，和事件中產生的憤怒是不一樣的。而那些直面災難，直面醜惡的文人，正是有着真正鐵血風骨的鐵血男兒！
附1：
暴 徒 頌
袁伯霖
郭老曾作《匪徒頌》，
我今作詩頌「暴徒」。
「匪徒」「暴徒」何其多，
只因人間公道無。
欲悲聞鬼叫――道出了歷史的真情，
我哭豺狼笑――揭露了魔鬼的冷酷；
灑淚祭雄傑――抒發了人民的心聲，
揚眉劍出鞘――噴吐了戰士的憤怒；
血火燒紅廣場雪，
挽花漂白長安路。
「暴徒」億萬哭總理，
正氣新章垂千古！
（這是《暴徒頌》的手抄本形式。正是在天安門事件被暴力鎮壓之後，家父完成了這一首展現他鐵血情懷的詩歌。）
附2：
暴 徒 頌
――致天安門廣場革命戰友
袁伯霖
郭老曾作《匪徒頌》，
我今作詩頌暴徒。
暴徒喲，與匪徒的詞義相通，
我卻要獻出一腔真情，萬分欽慕！
怎能忘記一九七六年清明時節，
天安門廣場，正義受到姦污！
人們痛悼自己的親人啊，何罪之有
卻飛來鐵帽：「全是暴徒！」
臂上的黑紗，被視為反動的標誌，
胸前的白花，被看作暴亂的證據；
淚，不許流；怨，不許露……
如山的花圈呀，籠罩着層層愁霧！
「四人幫」瞪着血紅的眼睛嚎叫――
「快採取鐵的手腕吧，這些暴徒！」
然而，富有鬥爭傳統的「五四」青年的後輩啊，
決不低下高貴的頭顱！
我們的先烈也曾被斥為「赤匪」，
幾聲「暴徒」，豈能將戰士凌辱！
敬愛的周總理為人民耗盡了心血，
我們何惜拋灑熱血，且將長歌當哭！
「欲悲聞鬼叫」――道出了歷史的真情，
「我哭豺狼笑」――揭露了魔鬼的冷酷；
「灑淚祭雄傑」――表達了民意的赤誠；
「揚眉劍出鞘」――噴吐了戰士的憤怒！
我心愛的、神聖的天安門廣場呀，
目睹了這驚心動魄的一幕――
妖精，是怎樣穿上了唐僧的袈裟，
人民，是怎樣遭受了四害的屠戮！
我崇敬的、手無寸鐵的暴徒呀，
反革命的咒罵，是你們無上的幸福！
在階級搏鬥的關鍵時刻，
你們，沒有把革命者的清白玷污！
刀，怎麼能砍掉崇高的信仰？
血，只能幫助我們看清道路！
歷史的辯證法就是這樣無情――
一切反動派總是為自己掘好了墳墓！
呵，萬縷陽光終於回到了天安門前，
對着十月六日――我們流着眼淚歡呼！
可是暴徒呀，你今在何處？
我的好兄弟姐妹呀，你今在何處？
也許，你正站在批判「四人幫」的前列，
撥亂反正，聲如洪鐘金鼓；
也許，你正站在火熱的建設工地，
用火的激情，把社會主義鋼樑澆鑄；
也許，你正用心血澆灌革命的幼苗，
也許，你正用鐵臂捍衛祖國的疆土；
也許呵，也許你已長眠在九泉之下，
把年輕的生命化作鮮花一簇。
敬禮，暴徒！
敬禮，暴徒！
無論你在何處，
都在我心靈的深處！
戰友喲，讓我們為戰鬥的歲月乾杯！
同志喲，讓我們為中國的十月祝福！
既然我們昨天用鮮血寫下了輝煌的一章，
今天，我們就用汗水描繪四化的藍圖！
（這是事件平反以後，1978年第12期《湘江文藝》上發表的，經過父親修改的《暴徒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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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強國論壇] （新華社記者奧斯陸報道）春風送暖，挪威首都奧斯陸綠意盎然。 2004年5月32日，挪威王國議會經過投票表決，將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中國的民間組織「天安門他爹」。
該組織是非官方的民間團體，由八九年平暴犧牲的共和國衛士的老爹所組成。該組織雖然成立不久，但致力於揭露六四反革命暴亂的真相，呼籲政府繼續鐵腕鎮壓民主，因而獲得了極高的國際聲譽。在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的競爭中，該組織一舉擊敗布殊、薩達姆等提名對手，榮獲了這個世界最高榮譽。
獲獎消息公佈的當日下午，已經先期抵達奧斯陸的「天安門他爹」代表團，在中國駐挪威大使館舉行了記者招待會。
出席招待會的中外記者大約四千多人。「天安門他爹」代表團一行三人，與中國駐挪威大使一起在主席台就座。
中國大使：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下午好。今天是個大喜的日子，我們的「天安門他爹」榮獲了諾貝爾和平獎，這是全體中國人的光榮，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光榮。「天安門他爹」獲獎，說明了國際社會認同我們八九年的平暴措施，說明了我們中國綜合國力的強大，說明了海外民運搞亂中國的圖謀不得人心！今天出席記者會的，是「天安門他爹」的代表：這位是代表團團長老鄭頭，這位是老王頭，這位是老李頭。他們都是當年平暴犧牲的共和國衛士的親爹，普普通通的農民。他們可以接受記者的提問。
中國中央電視台記者：請問鄭團長，您現在的心情如何？
老鄭頭：用一個字形容，那就是：真爽！因為俺是第一次出國，況且還是公家出錢。
大使：他的意思是，能夠獲獎，心情激動。
老鄭頭：對對，是這個意思。
法新社記者：請問鄭先生，「天安門他爹」是你們自發成立的嗎？
老鄭頭：是政府反覆動員我們，我們再自發成立的。
大使：中國政府是支持「天安門他爹」的。
塔斯社記者：你們「天安門他爹」在國內都有哪些活動？
老鄭頭：老百姓不待見，那敢有啥活動！再說自己兒子的哪些事，我們也不好意思說。唉，還是都忘了好啊。
美聯社記者：鄭先生，您的兒子到底是怎麼死的？
老鄭頭：他們部隊奉命進城，遇到學生市民的反抗，他開槍擊斃了一些歹徒，最後被歹徒給逼死了。
美聯社記者：怎麼會逼死呢？
老鄭頭（看了大使一眼）：他當時把幾個彈夾的子彈都打空了，群眾氣急了追他，他逃到了天橋上。群眾追到天橋上找他講理，他可能覺得理虧，就跳橋躲避，結果摔死了。
大使：是歹徒把他推下去的。
路透社記者：請問另一位王先生，你的兒子是怎麼死的？
老王頭：嗯，俺的兒子是軍車司機。他可能開車太猛了，撞倒樹上了，翻車砸死了。
大使：那輛車的剎車裝置，被大學生破壞了。
中央社記者：請問老李頭，你的兒子是怎麼死的？
老李頭（擦淚）：俺的兒子是偵察兵。當時他穿着便衣混在學生堆里，結果被老鄭頭的兒子給開槍擊斃了。
大使：他記錯了。是暴徒開槍把他兒子打死了。
美聯社記者：請問鄭先生，您的兒子為什麼會向人民開槍？
老鄭頭（生氣地）：你這句話問的，一點水平都沒有！他是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上級讓他開槍，他不開槍行嗎？！俺當過志願軍，俺明白這個！
法新社記者：鄭先生，除了執行命令，你兒子開槍殺人沒有個人因素嗎？
老鄭頭（考慮了一下）：要說一點個人因素都沒有，也不實際。那小子從小不好好學習，十年書都是在小學讀的。他當兵以後，有一次探家路過北京，乘坐公交車不買票，被乘務員和乘客數落了一頓。他回家對俺說：「你等有機會的，我非得殺幾個北京人！」六四的時候他逮着機會了，能不使勁兒殺人嗎？
大使：他那是恨暴徒。
美聯社記者：大使先生，據說中國政府為了「天安門他爹」能夠獲獎，給了挪威五十多億美金的貿易訂單。你可以證實嗎？
大使：這完全是誹謗。中國和挪威的貿易行為，與這次獲獎沒有任何關係！
中央社記者：這次獲獎的獎金，高達一百多萬美元。請問鄭老先生，你們打算怎樣分配這筆錢？
老鄭頭（笑）：呵呵，俺們分配？俺們連一分一毫兒都撈不着！還不夠那些貪官污吏們分的呢。中國現在腐敗的忒厲害，你不知道，俺給你說說...
大使（打斷）：女士們先生們，今天的記者招待會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