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麗娟是在夜色中回到永昌中路紅旗招待所的，「我們不敢白天在街上走，誰都會指指點點。」
那是4月19日的晚上7時，當她再一次走上那黑乎乎的樓梯的時候，她一定想起了那天他們一家三口正是從這個樓梯下去，走上了前往香港的道路，那是一個月前的3月18日。而那天，她是抱着父親的骨灰盒回來的。整整一個月，物是人非，滄海桑田。
紅旗服裝廠下屬的這個國營招待所在楊麗娟母女倆的眼中是「安全的」，「不會有人來騷擾」，為此她們願意出一個月600元的房租。「這已經是書記給的最低價格了，讓我們不要告訴其他房客。」為了進一步壓低房價，她們還向書記提出可以不要房間裏配的電視機，招待所沒有同意。
●棲身招待所
蘭州紅旗招待所位於蘭州的商業旺地文昌路上，在一家三口去香港之前，她們曾經在這裏住了三個月。十幾平方米的房間裏放着兩張小床，配了兩把舊椅子，除電視機外，找不到其他的電器。桌上放着幾個礦泉水瓶子、半瓶可樂和兩袋牛奶。雖然是白天，房間裏仍然緊緊地關着窗戶拉着窗簾。楊麗娟的母親陶菊英說，旅館有很多老鼠，有時半夜能聽見老鼠在屋裏跑，甚至跑過床頭。
招待所里不讓生火做飯，母女每天都在外面的小攤上買五毛錢的一張餅，或者1元5角一份的涼皮，「兩三天就炒個土豆絲什麼的打包上來，每天也沒什麼胃口，吃不下什麼。」楊麗娟說。而做飯也不是她倆擅長的，以前買菜做飯通常都是父親楊勤冀的活兒。
在香港的14天裏，楊臣剛高調捐助的2萬元已經用完，最後幾晚的香港房租和從深圳到蘭州的機票錢是哪些好心的人出的，她們已經說不清楚了。從羅湖口岸出關的時候，一位香港記者轉交了兩個讀者的捐助，「一位文女士捐了3000元，一位崔女士捐了500元，我寫了一個收條給那個記者。」楊麗娟說，母女倆就把這3500港元換成了人民幣，上路了。
楊麗娟告訴記者，回來後付房租、手機充值、四處辦各種手續之類的，現在手頭還有1800元錢。
●「唾沫淹死人」
招待所里的生活並不平靜。幾天前楊麗娟買了一頂鴨舌帽，深藍色的帽子花了18塊錢，一出門她就把帽檐壓得低低的，「只有這樣我才覺得踏實。」在蘭州已經盡人皆知的兩母女一開始雖然預計到可能受到社會壓力，但還是沒想到「淹死人的唾沫和眼光」會如此洶湧。
回到蘭州的第二天早上，楊麗娟下樓買吃的。走到招待所門口的時候，一個40多歲的男人經過她身前，走出幾步後突然回頭盯住她，並回身立即衝到了她的面前，「劉德華，劉德華，這是楊麗娟吧，你還去不去香港了？還見不見劉德華了？」這突如其來的話一下子把楊麗娟嚇住了。旁邊的人一下子全圍了過來，有人把這個男人給拖走了。楊麗娟哭了，但與一般柔弱女子可能立即選擇回屋，躲起來不再出門不同。楊麗娟選擇了「反抗」。這個一直以自我為中心的女孩，表現了她性格中最重要的一面。
首先，在圍觀的人告訴她那個男子可能是派出所的警察時，她果斷跟蹤了這個男子一路到了一個派出所。旁邊的人告訴她，這個人是派出所的。然後她立即跑到派出所的上級城關區公安分局去投訴了。信訪科的人接待了她，解釋沒有證據證明那個人就是警察，他也沒穿警服，沒有警號。楊麗娟的回答是：「我希望你們開會，群眾素質低下就算了，但你們是警務人員，怎麼給老百姓做榜樣。」從分局回來後的楊麗娟並不甘心，她說自己還要去辦二代身份證，到時去派出所好好認認人。其次，她又向招待所樓下管理停車的人抗議了。「我氣壞了，你戴個紅袖章，你看到這種情況也不過來一下。」她還專門向招待所的經理投訴了戴紅袖章的人。
這件事發生的三天後，母女倆在出門的時候又有一個年近50歲的男人走到她們倆跟前，罵她們不孝無聊，楊麗娟這一次的處置方式是撥了110。她對在15分鐘後才出警來到現場的民警並不滿意，「他們的態度太差了」。
回到蘭州快20天了，走在街上，仍不時有人會盯着她，甚至加速走到她的前面，回過頭來認真地看。
她的手機里還會經常收到騷擾信息，比如「楊麗娟，我們給你捐了一筆錢，放在劉德華的華仔天地，不過就算給你10個膽，你也不敢去拿」，短訊大概有200多字，字字都是對楊麗娟的斥責和嘲笑。
與路人們的「專注」不同，回蘭州後的楊麗娟感受到了「無人問津」的冷落。
在她的想法中：「他們知道我們回來了，應該來幫助一下，我們倆該怎麼辦啊。」她口中的他們指政府也指記者們。而陶菊英則每天都像祥林嫂一樣念叨着兩句話：「我們倆出門連東南西北都不分。」「女兒的壓力很大，這娃娃以後怎麼辦？」
●初嘗世事艱辛
但生活是現實的，經濟壓力是現實的。母女倆每天的生活是四處辦理各種手續：到31中辦楊勤冀的撫恤手續、到社區申請楊麗娟的低保、把楊勤冀社保卡里剩下的兩百多元錢拿出來。「一趟趟地跑、補資料、說好話」，從來都是父親打理的這些事情，一落到自己的頭上，楊麗娟才真正體會到世事的艱辛。
有一次她們倆在社區開一個沒有工作的證明，前一天去了沒人，第二天一大早再去，但工作人員告訴她們沒有戶口簿不能開。她們的戶口簿拿到31中去辦撫恤手續了，於是楊麗娟告訴工作人員，戶口資料可以在派出所的電腦上查到，但工作人員就是不辦。母女倆都哭倒在現場，磨了很長時間之後，社區終於派了一個人去派出所看了一下，在一個小時之後開出了證明。而最讓她們倆耿耿於懷的，是有一次她們等一輛公共汽車，車來了之後一群人都上車了，她們在最後面，到她們倆上車的時候，那個司機認真看了一下她們倆，居然就關上門開走了。
陶菊英已經不用像一個月前一樣使用拐杖了，但她的腿仍然不方便，在這乍暖還寒的初夏，她的腿在下雨前總是會痛。「為了省一塊錢，我每次都是走，走過好幾條街。」說着，說着，她的淚就下來了。
楊麗娟說她現在掉很多頭髮，感覺壓力好大，胃口不好，她每天吃的東西很少。她的身子很虛弱，她說身上的肉都是虛的，和正常人不一樣，為此她買了一盒阿膠補血口服液來補一下身體。到香港接父親的骨灰回蘭州，父親單位的撫恤金以及住房問題都是楊麗娟一人在操辦，腿腳不靈便的楊媽媽多半是附和女兒的決定，偶爾出出主意。但比較起楊麗娟來，她的胃口還算不錯，還略有心思梳妝打扮一下。
在一般情況下，母女倆很容易達成一致，但在這樣的生活中衝突是免不了的。楊麗娟告訴記者：「當時在香港挨家尋找劉德華的家，就是媽媽的主意。」楊麗娟對媽媽總是拿以前記者採訪時候說的話來說她很惱火，她說媽媽有天對她說，有記者採訪她時問，出了這樣的事情，會不會把楊麗娟趕出家門？她說媽媽總是拿這樣的話來刺激她，她受不了。
●寧租招待所不願租平房
在徐天民看來，「楊麗娟是又可憐又可恨」。這個楊勤冀生前在蘭州唯一信得過的人，至今還沒有收到楊家欠他的9000元錢。他說，這一筆債等到楊老師的撫恤金髮下來之後再說吧。據瞭解，按照國家的規定，楊勤冀10個月的基本工資，加上1000元的安葬費，加起來大約有18000元左右。
徐天民認為，楊家母女的正常生活軌道應當是租一個便宜點的房子，然後找份工作來養活自己，而且他覺得600元的招待所太貴了。蘭州的一房一廳的租金多在300到400元之間，稍微差一點的還有80~100元。他說，「曾經和楊家母女提過找一個省里單位蓋的公房，那是平房，一個月也就80元到 100元的房租，就是沒有暖氣，但到冬天生個爐子也就行了。」他還想着讓楊麗娟去賣菜做點小生意過日子，「我當時跟她說我可以幫她去批菜什麼的。」
但也許是還沒有真正到山窮水盡的時候，徐天民認為的最佳道路沒有被楊家母女接受。陶菊英告訴記者：「我們也看過一些房子，但一看都是樓道又黑又髒，還有之前是不是死過人，都得考察清楚。」而楊麗娟認為：「租一個房子400多元，然後還得買電水壺、碗筷、桌凳等生活用品，一樣得花錢，算下來和招待所也差不多。」
徐天民感慨地說：「不管怎麼樣楊老師也算是解脫了吧。」他的眼前總會浮現起去年冬天，從北京回來站在他們家巷口的楊勤冀：穿着件舊西裝和布鞋，在寒風中不停地發抖，一口牙全掉了。
●性格的改變
不過，楊麗娟的脾氣比以前好了很多。在和記者爭論的時候，記者說：「你能不能先聽我說完？」她會微笑着說：「好，你先說。」而之前她的反應多半是叫囂着說：「如果你理解我就不要說了，如果你還要說，請你出去。」她還向記者道歉：「上次撕掉你的採訪本是我的不對，當時情緒太差了，你能理解吧？」 在紅旗招待所，在陶菊英談到旅店「惡劣」的環境時，她會謹小慎微地提醒母親小點聲、太晚吵到鄰居，甚至輕手輕腳打開門看看，以示歉意。
楊麗娟這兩天發了兩次脾氣：一次是在網上看到某媒體對楊臣剛捐贈金額的誇大報道，勃然大怒，馬上打電話質疑記者。另外一次就是吃完飯打包的時候，責怪服務員手腳太笨，幫忙牽一下膠袋都不會。第一次發脾氣情有可原，第二次的火氣也不大很快就消了，不需要別人「救火」。
楊麗娟仍然不能接受生活的改變，一旦發現別人想改變她，她就會翻臉。在接受好心人救助之前，她只會為一個問題思考很久，這個人是不是想改變她的生活，會不會在接受別人的捐助之後就要按照捐助人的要求去生活。
●不願回歸正常軌道
雖然時至今日，楊麗娟母女仍不願意回歸到正常生活軌道，她們不願意掙脫過去的生活，仍然要執着地走下去。只不過，走下去的目的，不再是追劉德華，而是要向劉德華「討一個公道」。楊麗娟母女想狀告劉德華，並且力所能及地收集着她們這兩年來媒體上對她們的報道，特別是2006年3月27日，劉德華對楊麗娟追星「不正常、不健康、不孝」的回應。
「我們想討個公道。我是我爸的女兒，我爸為我付出這麼多，我能做多少是多少。」正因為如此，楊麗娟在離開香港的時候把父親的遺書交到了禮賓府，希望禮賓府的工作人員把遺書交給「特首」曾蔭權，她說這樣做的目的是：「想讓『特首』知道我們真實的情況，很多事並不像媒體寫的那樣。」
楊麗娟最大的痛苦來自於精神。「我每天一覺醒來就覺得心裏特別空，空蕩蕩的，馬上想到唉呀我爸走了。雖然我很清楚知道他走了，但我內心接受不了。我說你再讓我老一點，十幾年之後，他再走。」她說，「我同爸爸感情真的很深，雖然我平常從來不會說什么爸爸我愛你之類的話，但他身體不好，他一感冒我就每天一定盯着他吃糖漿。」
●「出家是最合適的出路」
對於未來的打算，楊麗娟說自己想得很清楚了。「讓我去工作是不可能的，爸爸在的時候我都沒工作，他走了我就去工作這樣會被人家笑話。至於婚姻家庭我也從來沒有想過。」她說，她媽媽有這樣的想法，但她覺得這些沒有什麼意義。
她說，自己從小就沒有什麼朋友，也從來沒有覺得孤寂。現在唯一能延續自己生命的方法就是出家，找一個清淨的，沒有人打擾的地方度過自己的後半生。「找一個清淨之地，這是延續我生命的唯一道路，對我來說是唯一也最合適的道路。走其他的路走不好。把公道討回來之後，也許那樣我心裏會好過一點，這個想法我有很久了。」在一次吵架之後，她把這個想法告訴了陶菊英。陶菊英說，自己有低保補助，不用擔心她，說「這樣的話對我的孩子太殘酷了」。
楊麗娟說，蘭州這個地方，她不可能待下去了，認識她的人太多。她說：「以前沒有媒體報道的時候，只是家裏人有這個想法，後來，全世界都知道了，指責我的人太多。蘭州這個地方，只要發生一點小事，大家都來看。」
●反思是報道的最后角度
如果說楊麗娟14歲時候的那個夢，註定了這個家庭的悲劇的話，那當這個家庭的故事在大眾傳媒的傳播之下，成為一個公眾事件時，這個家庭的悲劇似乎一步步演變成為「鬧劇」。這場鬧劇到今天似乎又演變成了媒體的反思，特別是對媒體本身過度介入新聞事件的反思，但他們真的在反思嗎？我只想講三個場景。
第一場景發生在2006年的3月。楊勤冀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去找媒體幫助的，他希望媒體能夠幫助他們一家人實現「娃娃的這個心願」。一開始他去找甘肅電視台，但電視台的保安很負責地把他們倆攔在了門口。於是他又想到了《蘭州晨報》，兩個老人家向記者講述了這個家庭十幾年的故事。「賣房賣腎賣掉一切去追劉德華」，以一個從業8年的記者從業務的角度判斷，在今天沒有一家面向市場的媒體會拒絕這樣的一個故事。於是，晨報的記者給當事人楊麗娟撥電話，希望她能夠親自接受採訪，報社可以通過把她的故事公佈出去來幫助她見到劉德華。楊麗娟至今清楚記得，那個記者的話：「不就是劉德華嘛，又不是見總統，又不是摘星星。」
這一家閉塞地生活在自己小天地的人們是一心一意地認為十幾年來自己走在一條正確而又正常的道路上，所以他們根本沒有想到故事出街後，他們迅速成了異類，成了社會傳統價值的批判對象。隨着全國各路媒體紛紛跟進後，一份由《蘭州晨報》牽頭，《南方都市報》、東方衛視、北京電視台等合作的寫給劉德華的「請願書」誕生了。在今天，這份「請願書」被各個新聞界的專家教授們斥為「典型的炒作」。
第二個場景是剛剛過去的3月。當楊勤冀在香港跳海自殺，使這一齣悲劇走向高潮的時候，回到蘭州辦手續的母女成為媒體追逐的焦點。這是媒體競爭最激烈的時段，同時也是媒體們反思過度介入的高峰，「追星悲劇的助產士」之類的評論和角度不斷出現。媒體真的在反思了嗎？我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斷人的，反思其實只是媒體新聞操作的一個角度，當楊家祖宗三代的私隱被原原本本挖干殆盡時，反思媒體的過度介入成了最後的角度。
第三個場景就發生在現在。一部分大聲叫喊着治病救人的媒體們不見了，既然一開始就認定了楊家的悲劇起自心理疾病，那麼為什麼不從治病開始，卻以一個父親的自殺結尾？
住在紅旗招待所的楊麗娟說，她再也不相信媒體了，她不知道哪個說的是真的，哪個說的又是假的；她說「我知道他們都是有目的的」。而陶菊英則說，「想通過媒體的力量來呼籲人們幫助她們現在和將來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