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文革」期間的情況
1966年「文革」期間發生的知識分子自殺現象，達到了四九年以後的最高峰，此前政治運動中發生的大量自殺現象，經過幾年的停止後，開始集中出現。湖南南道縣在1967年8月到10月之 間，被迫自殺的人數即達三百二十六人，文革期間，零陵地區自殺人數就有一千三百九十七人，22新鳳霞在《我對文化大革命的感受》一文中說：「不知道哪裏又傳來被關着的一個人自殺的消息，對我們又加緊看管了。夜裏被叫起來，審問有什麼想法。我回答：『我什麼想法也沒有，只盼着運動過去，我還要上台唱戲。』」23可見當時的恐怖景象。
有人曾這樣回憶當時自殺者的情況：24
田間說：「大約是1967年夏天，他和遠千里被造反派監管在一所房子裏。有天早晨，遠千里遲遲不起床，田間有點納悶，掀開他的蚊帳，那眼前的一幕使他差點憋過氣去；原來遠千里用須刀割斷了血管動脈，身上和蚊帳上都濺滿了鮮血------- 。他趕緊去找領導，遠千里的夫人、作家於雁軍聞訊趕來，面對如此悲慟的場面，她沒有哭……
又豈止是鄧拓、陳笑語，還有現代新聞出版界的先驅范長江和金仲華兩位前輩，以及多年來雙棲於新聞界和文學界的楊朔和政論家姚溱兩位先生，都曾有過鄧拓、陳笑語類似的思想軌跡，勇敢地結束了他們寶貴的生命。
後來又傳來詩人聞捷的死訊。他的夫人杜芳梅先走一步，跳了樓。
那時的自殺，還有個奇而且怪的特點，即，有為數不少的夫妻結伴走上黃泉路。我住的大院裏「文革」一開始就死了好幾對。來自延安，拍攝「開國大典」的著名攝影記者陳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一對。
我看到一個材料上說，單就北京大學一所高校來說，在「文革」初期和工宣隊進駐期間，稱得上權威的著名教授，如翦伯贊、饒毓泰先生等，自殺的就有二十四名。……北大有人告訴我，在這之前，當北大出現了那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後，全校被關被鬥的所謂「反動學術權威」多達五百多人，有一個時期燕園天天都有跳樓和上吊的，有的教學樓女學生晚上都不敢近前。
豈止是北大，作家葉永烈在記述賀綠汀老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說，就在傅雷夫婦自殺的那些血雨腥風的日子裏，單上海音樂學院系主任一級的教授，自殺的就有五位。他們是：指揮系主任楊嘉仁（妻子程卓如副教授同行）；鋼琴系主任李翠貞教授；管弦系系主任陳又新；民族音樂理論系系主任沈知白教授。
還有著名評劇演員小白玉霜。還有河北梆子青衣泰斗韓俊卿，------ 她小時候多受苦難且不幸纏足，天津河北梆子劇院的造反派當眾逼她脫下鞋襪，露出「小腳」，又逼她走在煤碴路上------- 韓俊卿回家就喝了敵敵畏，她唯恐死不快，死不了，又加上一大包火柴頭！
「文革」將收場時，天津一位中醫老大夫告訴我，天津的自殺有一陣子成了風，……市委副書記王亢之帶頭的。接着他對我談到他親自目睹的一些事。1966年八九月間，在紅色風暴剛刮起來的日子，這位老大夫常常市區海河上的解放橋，經常看見有屍體從河面上漂過，如果站立的時間長一些，還會見到兩具三具。
作家白辛，在1966年9月的一天，看到別人被批鬥，受蹂躪的慘景，雖然當時還沒有衝擊到他身上，但想到自己曾因創作電影《冰山上的來客》已被江青點名之後，便對身旁的朋友說：「我可不能讓他們這麼折磨我，我決不受這份罪。」第二天，他帶上一瓶酒，一聽罐頭，一瓶敵敵畏，來到松花江上一個無名小島，壯烈而瀟灑地走了。
季羨林在回憶「文革」時，對於發生在這個時期的自殺現象曾有特別的感慨，他說：「我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北大自殺的教授和幹部。第一個就是歷史系教授汪某人。『文化大革命』開始沒有幾天，革命小將大概找上門去，問了他若干問題，不知道是否動手動腳了。我猜想，這還不大可能。因為『造反』經驗是逐步總結、完善起來的。折磨人的手段也是逐步『去粗取精』地『完善』起來的。我總得印象是，開始是『革命者』的思想還沒有完全開放，一般是比較溫和的。然而我們這一位汪教授臉皮太薄，太遵守『士可殺，不可辱』的教條，連溫和的手段也不能忍受，服安眠藥，離開人間了。他一死就被定為『反革命分子』。打倒『反革命分子汪某』的大標語，赫然貼在大飯廳的東牆上，引起了極大震驚和震動。汪教授我是非常熟悉的。他在解放前夕冒着生命危險加入了地下黨，為人治學都是好的。然而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我實在不理解。但是我同情他。
第三個我想到的人是中文系總支書記程賢策。對他我也是非常熟悉的。他是解放前夕地下學生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後來擔任過北大學生會的主席。年紀雖不大，也算是一個老革命了。然而他也自殺了。他的罪名按邏輯推斷應該是『走資派』，他夠不上『反動學術權威』這個槓槓。他挨過批鬥，六一八斗『鬼』時當過『鬼』，在校園裏頸懸木牌勞動也有他的份。大概所有這些『待遇』他實在無法忍受，一時想不開，聽說是帶着一瓶白酒和一瓶敵敵畏，離家到了西山一個樹林子裏。恐怕是先喝了白酒，麻痹了一下自己的神智，然後再把敵敵畏灌下去，結束了自己的一生。我想到他喝了毒藥以後，胃內像火燒一般，一定是滿地亂滾的情況，渾身就汗毛直豎，不寒而慄。
我還想到了一些別的人，他們有的從很高的樓上跳下來，粉身碎骨而死；有的到鐵道上去臥軌，身首異外而死。這都是聽說的，沒有親眼見到。類似的事情還聽到不少，人數太多，我無法一一想到了。每個人在自殺前，都會有極其劇烈的思想鬥爭，這是血淋淋的思想鬥爭，我無法想下去了。
我的思緒在時間上又轉了回去。我想到了很多年前的五十年代，當時兩位教授投未名湖自盡。湖水是並不深的。他們是怎樣淹死的呢？現在想來，莫非是他們志在必死，在水深只達到腰部的水中，把自己的頭硬埋入水裏生生地憋死的嗎？差不多同時，一位哲學系姓方的教授用刮鬍刀切斷了自己的動脈，血流如注，無論怎能樣搶救也無濟於事，人們只能眼睜睜地看着他慢慢地痛苦地死去。------- 我從來沒研究過自殺學，可現在非考慮不行了。我原以為離開自己很遠很遠、與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現在就出現在自己眼前了。我決無意於創建一門新的『邊緣科學』，自殺學或比較自殺學。現在是箭在弦上，非創建不行了。凡是一門新興學科，必有自己的理論基礎。我在別的方面理論水平也很低，對於這一門新的比較自殺學，我更沒有高深的理論。但是想法當然是有一點的。我不敢敝帚自珍，現在就公開出來。25
「文革」中自殺現象的一個特點是極大的普遍性，在一個時期內，它具有瀰漫性。以下是一些具體的事例：
「田保生是我在國民黨外交部同事多年的老友。…….不幸1957年他被錯劃為右派，十年浩劫初期，又遭受嚴重的衝擊，1966年8月28日，他因不堪『造反派』的百般凌辱，與夫人雙雙含冤而死。」26
「李克俊，是總編室的一個職工。……..1955年6月下旬出版社遷景山東街之後不到十天，他自殺了，據說是出了什麼問題，可能是胡風問題吧。……...劉佛諦，上通縣師範，他是第十班，我是第十二班，…….....因為他於1969年初尋了短見，……..喝敵敵畏，中毒而死…….」27
「說起這事還要提到我的早已去世的老友鄭伯彬。他和徐盈在1957年遭受同樣的命運。徐的回答據說是一言不發，鄭的回答是九年後，1966年，自己結束了生命。」28
「父親在遭受了一幫軍內選擇派的一頓毒打後，一個人狼狽不堪地回到家裏。……..進門後，他一頭衝進廁所里，好半天沒有開門。開門後，我的妹妹聞到了一股敵敵畏的味道。…….他一個人走了。」29
「1967年夏天，母親寫信告訴我，說梅萍自殺了。」30
「北師大圍剿『五一六』之時，王德一受到誣陷，被逼自殺。這是錢瑗一生中所受最大打擊。」31
傅洛煥是中央民族學院 歷史系的教授。他是清史專家，當時還任歷史系副系主任。在遭到大字報和「鬥爭會」的攻擊後，1966年6月，他在北京陶然亭跳湖自殺。中央民族學院去收屍的人說，他們看到，傅洛煥的屍體在湖上浮起時，面朝下，是趴着的。後來，在北京流傳着一種說法，說投水自殺的人，屍體浮起時，女的仰着，男的趴着。傅洛煥的例子符合這一說法。這是否真是普遍現象或有什麼原因，無從得知。但是在文革期間，是因為在大規模的迫害中，自殺的人很多，看到的案例多了，所以人們才有了這類經驗，總結出這麼一個說法。比如，在故宮旁邊的筒子河裏，常常有屍體浮出。作家老舍在1966年23日，遭到殘酷的「批鬥」。第二天，1966年8月24日，老舍在北京西城區太平湖投湖自殺。據說在老舍死後，太平湖還自殺了很多人。但是無從得知他們的姓名。32
在北京第八中學，在1966年夏天，歷史老師申先哲被毆打後自殺。兩年以後，在新一輪的迫害名叫「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歷史老師梁希孔，北京第六中學的歷史老師焦庭訓，都在那一時期自殺。33
吳晗的女兒吳小彥，在這樣的迫害下，1973年神經錯亂，1975秋天，「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時候，吳小彥又被逮捕入獄。1976年9月23日自殺。34
北京第三中學的語文老師石之宗，1966年夏天在北京龍潭湖投水自殺。35
吳偉能１９５３年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習，因病未畢業，當歷史系共青團總支書記，後任北京大學歷史系辦公室主任。文革中他曾經是「左派」，擔任了歷史系文革委員會主任。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４日晚上，吳偉能悄悄離開了「學習班」。他在圓明園東北角投水自殺。他死後的第二天，北大歷史系開了他的批判會，他被扣上「反革命」「叛黨」（指自殺）等六頂帽子。雖然他已經身死，不能前來與會。吳偉能的的屍體被發現時，圓明園的那個池塘里還有三具屍體，其中有一對夫婦是北京地質學院的，有一個是清華大學的老師。36
「此校開學未久，有一天我被通知明日去校報到，說明要我交待問題。校設香港路，到後在樓梯口碰見才能朋友李春佑（後來自殺），他見四周無人，暗對我說：『要鬥你了，當心。』」37
「在場的歷史學家劉子健，其兩位兄長已在運動中雙雙夫婦自殺了」。「鍾敬文女弟子朱家玉是蹈了渤海-----」72
吳恕求，男，1925年12月出生。1948年7月畢業於清華大學 1955—1957年在蘇聯莫斯科大學。南開大學外語系教授。1966年7月9日服毒自殺。73
陳天池，男，1918年7月4日出生。1946年畢業於西南聯大。1949年獲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博士。南開大學化學系三級教授。1968年12月20日自縊身亡。74
孫兆祿，男，1919年出生。1946年畢業於成都燕京大學，1951年畢業於南開經濟研究所（研究生）。南開大學經濟系講師。1969年1月24日跳樓自殺。75
孫鳳池，男，1929年11月29日出生。1956年月日畢業於南開大學數學系。南開大學數學系講師。1971年4月25日自縊身亡。76
在吳興華工作的北京大學西語系，1968年，吳興華自殺兩年以後，在新的整人高潮「清理階級隊伍」中，這個系又有三位老師在被整後自殺。他們是德語專業的徐月如和程遠，西班牙語專業的蒙復地77
李大申，男，上海市北郊中學68級高中學生。因向「中央文革」寫信表達對「文革」的異議，以「反革命罪」被判8年徒刑。1975年刑滿出獄。因「反革命分子」和「刑滿釋放分子」背景，被再次誣陷偷竊，於同年跳樓自殺。年僅26歲。78
「我那天就選了乍浦路橋過河。河面不寬。我騎車，已經在下橋，突然聽到一聲響聲。還沒明白怎麼回事，就發現身邊前前後後的人，都往前沖。我馬上下了車。前面是原曙光新聞電影院（後來的外貿會場），在七層樓的底層。只聽見人們在說，跳樓了！有人跳樓了！
文革中上海跳樓自殺很普遍，這棟乍浦大樓也是自殺者經常去的地方，主要是1966年。1975年底自殺已經很少了。79
這時候，王祖德他還不知道，因為這樣一句議論毛澤東健康的話，使他們一家已經和將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王祖德的小妹妹王祖華，當時是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二年級的學生，因此被牽連，被說成是「反動學生」，受到「批鬥」。她不能忍受人格的污辱，對着疾馳的汽車撞上去，自殺了。
王祖德的母親張啟行，當時58歲，同濟大學的紅衛兵到她家裏打她，逼她。她無法承受這樣的傷害：她的大兒子被「隔離」，她的丈夫被「隔離」，她的二兒子是「反動學生」，她的小女兒已經自殺。張啟行終於在東昌路家中的閣樓上服毒自殺。因為家中無人，被發現的時候，她已經離世幾天了。
王祖德的父親王熊飛，當時60歲，他在同濟大學兒子的「隔離室」中被關了一段時間，又被帶回他所服務的衛生院繼續被「隔離」。他與外界隔絕，始終沒有他所惦記的家人的消息。有一天，一個偶然的機會，一個並不認識他的人，告訴了他東昌路一家人的悲慘故事，也就是他自己家的故事，他這才知道自己日夜思念的妻子和小女兒已經自殺，大兒子被逮捕，於是，在自己的「隔離室」中，他上吊自殺了。那是1969年。
在上海，在1968到1969 的這一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根據一份」內部「的統計材料，這樣在飽受侮辱和折磨後自殺的人，有一萬多個。
胡山源在1974年5月2日寫周瘦鵑時提到：「以後我一直沒有和他通信。我回江陰長住後，聽說他已投井自殺，最近，又聽說他的長子自縊，我只有長嘆，說不出什麼。」1974年8月25日寫金仲華時說：「三五年前，忽然聽說他自殺了。為了什麼，我一點不知道。」79
謝蔚明在回憶「文革」中的文匯報時說：「上海文匯報劃右的二十餘人，包括當年跳樓自殺的梅煥藻、江顯良均獲改正」。80
小說《敵後武工隊》的作者馮志1967年上吊自殺。
「終於，在一九六六年的一天，不堪受辱的平妮母親，丁曉，在一次公開的批鬥會結束後，回到家中，割腕自盡，……平妮母親的自盡，只是『文革』中千萬個『自絕於人民』的慘劇之一。」81
肖光琰，留美博士，「十年浩劫中，他一家三口終於被迫相繼自殺身亡。」1950年11月，肖光琰向他久居的美國告別，回到了中國。……但在他回國不到九個月的時候，思想改造運動開始了。他被列為重點批判對象。當人們以嚴肅的目光追問他回國的動機是什麼時，他茫然了。是什麼呢？難道他回國前後的所作所為還不能說明他回國是想來做什麼嗎？由於事態突然，思緒很亂，他只能呆呆地忍受了思想反動、有賣國思想，帶回資料是為了向上爬，十足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作風。他傷心極了，只能向親人傾訴：「我愛黨冒險回國，誰知黨不愛我，把我關在門外……對新中國，我有『失戀』的感覺，感到生活失去了重心和平衡。我感到前途悲觀。」從此他患了嚴重的失眠症，長期不能工作。82
1968年2月天津市委副書記王亢之自殺。
熊十力1968年5月24日自殺。
高仰雲，南開大學黨委書記，1966年跳河自殺。
哲學家李達，1966年8月24日自殺。
電影劇作家海默，1967年自殺。
電影藝術家應雲衛，1967年1月26日自殺。
復旦大學教授周予同，「文革」中自殺。
華 東師大教授姚啟鈞，1966年8月4日自殺。
電影演員舒繡文，1968年在監獄中自殺。
著名的民主人士黃紹宏，1966年8月自殺。
物理學家趙九章，1967年自殺。
作家孔厥，1966年在北京陶然亭自殺。
名演員趙慧深，1967年12月自殺。
徐冰，中共統戰部長，1968年自殺。
閻紅彥，雲南省委第一書記，1969年1月7日服安眠藥自殺。
南開大學中文系教授顏毓蘅、楊佩銘；湖南師範大學教授李紱、羅綺夫婦；武漢大學教授逢彬，都是在反右和文革前後自殺的。83
二、分析與評價
在已收集到的1949――1976年間的自殺者中，以知識分子自殺者最引人注意。由於資料的來源比較分散，我在此基礎上選擇部分知名知識分子的情況作一個簡單的分析，這些名單與上面提供的自殺名單原則上不重複，但在具體分析時，可能結合不在這個名單中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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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生年 │畢業大學│留學│自殺所在單位│自殺年齡│自殺│自殺時間┃
┃ │ │ │國家│ │ │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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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贊│１８９８│武昌商專│美國│北京大學 │七十 │未詳│１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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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 │１９０８│上海持志│法國│上海文聯 │五十八 │自縊│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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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 │１８９９│北京師範│英國│北京文聯 │六十七 │跳湖│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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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安平│１９０９│光華大學│英國│九三學社 │五十七 │跳河│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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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廣田│１９０６│北京大學│ │雲南大學 │六十二 │跳池│１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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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夢家│１９１１│燕京大學│美國│中科院考古所│五十五 │自縊│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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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拓 │１９１２│光華大學│ │北京市委 │五十四 │自縊│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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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長江│１９０９│北京大學│ │新華社 │六十一 │跳井│１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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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政揚│１９２６│燕京大學│ │南開大學 │四十一 │跳河│１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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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錢（竹）１９１６西南聯大│ │北京大學 │五十 │不詳│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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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宗復│１９１５│燕京大學│ │太原工大 │五十一 │跳樓│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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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溱 │１９２１│大同大學│ │中宣部 │四十五 │自縊│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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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心│１９０７│上海大學│ │華東師大 │五十九 │不詳│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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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剛 │１９０５│燕京大學│美國│人民日報 │五十二 │自縊│１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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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捷 │１９２３│ │ │上海作協 │四十八 │煤氣│１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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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１９２２│ │ │中央辦公廳 │四十四 │自縊│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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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宗燧│１９１５│西南聯大│ │中科院物理所│五十二 │自縊│１９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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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宗穎│１９１７│西南聯大│ │中科院社會所│四十 │自縊│１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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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笑雨│１９１７│ │ │人民日報 │四十九 │跳河│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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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毓泰│１８９１│中國公學│美國│南開大學 │七十七 │自縊│１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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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家榮│１８９８│ │美國│中科院地質所│六十 │不詳│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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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作孚│１８９３│ │ │四川政協 │六十九 │不詳│１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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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慧殊│１９１９│ │ │上海戲校 │四十七 │自縊│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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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雲珠１９２０│ │ │上影 │四十八 │跳樓│１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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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以群│１９２０│ │日本│上海文聯 │五十五 │跳樓│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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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思群│１９12 │ │日本│重慶大學 │五十四 │割腕│ １９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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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朔 │１９１３│ │ │ 新華社 │五十五 │不詳│１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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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盼遂│１８９６│山西大學│ │北師大 │七十 │不詳│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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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羽翔│１９００│北京大學│ │山西大學 │五十七 │自縊│１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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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重民│１９０３│ │ │北京圖書館 │七十三 │自縊│１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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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而已│１９１５│ │ │上影 │五十五 │自縊│１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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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綬松│１９１２│西南聯大│ │武漢大學 │五十七 │自縊│１９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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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璉 │１９１９│西南聯大│ │華東局宣傳部│四十八 │跳樓│１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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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若名│１９０２│天津女 │法國│雲南大學 │五十六 │投河│１９５８┃
┃ │ │子師範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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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書春│１９１６│中山大學│美國│北京大學 │四十三 │自縊│１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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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廣斌│１９２４│西南聯大│ │四川文聯 │四十三 │跳樓│１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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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 │１９０７│ │ │中央黨校 │四十五 │不詳│１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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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瘦鵑│１８９４│ │ │蘇州博物館 │六十七 │跳井│１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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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大海│１９２７│北京大學│ │中國作協 │四十 │跳河│１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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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秋江│１９１０│ │ │天津統戰部 │五十七 │不詳│１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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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米爾·杜爾凱姆(Emile Durkheim)曾對自殺現象做過系統的研究，他從對宗教活動、婚姻家庭以及政治、民族群體的研究中，將自殺的類型分為三種，即利己型(egoistic)，這種類型自殺的根源在於個人沒有同社會融為一體。第二種為利他型自殺(altruistic)，即自殺者出於高尚的信念，如為宗教信仰或義無反顧的政治忠誠而貢獻自己的生命；第三種為動亂型自殺(anomic)，它的產生是由於個人缺乏社會約束的調節，個人需求和欲望的實現受到了社會的制約。杜爾凱姆將自殺的原因歸結為社會因素的思路，給人們很大的啟發，他認為自殺與社會環境有關，正是從自殺的社會環境中，我們才能找到某個人自殺的根源和背景。
1949-1976年間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殺狀況，恰好能從它們發生的社會環境中找出根源。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時期知識分子自殺現象和杜爾凱姆的研究是不相吻合的，或者說杜爾凱姆作為社會學家，他所描述的是常態社會中自殺現象的一般規律，而我在本文中所考察的是一個非常態社會中知識分子自殺的奇異現象，在這種現象面前，杜爾凱姆有關自殺的理論，常常難以說明整體狀況，而只在具體到某一自殺個體時，才顯示出它的意義。比如在1949-1976年間集中自殺的大批著名知識分子，和他們所處的社會之間的關係，並不是一般的緊張和衝突，而是這個環境從根本上出現了有意識地強加給知識分子的壓力，這種壓力在1952年、1957年1966年達到了高峰，知識分子自殺情況和這兩個年頭發生的政治運動完全成正比例。這就是說，這期間出現的知識分子自殺現象完全帶有突發性和傳染性，個別自殺者的結局能在極短的時間內顯示某種暗示性，使許多面臨同樣壓力的知識分子能在恐懼中感到那種結局也是適宜於自己的。比如 1966年9月3日傅雷夫婦自殺後，僅過了三天，上海音樂學院指揮系主任楊嘉仁教授和夫人程卓如副教授於9月6日也自殺死去，又隔了三天，9月9日音樂學院鋼琴系主任李翠貞教授也自殺身亡，李翠貞與傅雷生前是好友。85上海音樂學院的音樂理論家沈知白、管弦系主任陳又新都是前後自殺的。
從1949-1976年間知識分子自殺的人數上看，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有這麼多知識分子選擇自殺的道路是令人吃驚的。它至少說明了幾種情況：
A、這個時代的整個氣氛，對於知識分子已構成極大的威脅，這個時代的政治和文化制度沒有給知識分子留下緩衝的機會。從以上的統計中可以發現，在自殺的知識分子中以早年信奉自由主義理想，並有留學和在外國生活背景的知識分子為多。因為這些知識分子曾經感受過自由社會的生活，突然改變生存環境，特別是兩者之間的巨大差別，是導致他們精神崩潰的重要原因之一。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是，當年從香港回到中國的三個著名乒乓球運動員姜永寧、容國團和傅其芳，最後全部選擇了自殺的道路。還有就是那些在1949年之際，本來可以選擇在外生活，由於對新政權抱有幻想，而留下來的知識分子，對於自己的選擇有一種追悔莫及之感，多數也走上了自殺之路。那些五十年代初期，受到不同程度欺騙而從美國和歐洲返回中國的留學生、華僑學生當中，自殺的人數也占相當比例。個人對自己早年選擇的反悔性和受騙後的複雜感情無法找到尋宿。
B、五十年代初期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已成為一種政治文化，而且因為持續時間特別長，形成整個社會心理的普遍厭世之感，也是這一時期自殺現象大量出現的重要原因。
C、政治運動超越日常生活的一個重要後果是，這個社會當中充滿階級對立，而極少人情，個人在這樣的環境中生存，身心都極其脆弱。當時正常的社會人際關係已經受到很大破壞，個人與社會的緊張關係沒有任何渠道可以釋放。人際關係的普遍惡化，使正常的家庭、親戚、朋友甚至長幼之間的關係都發生了變化，個人道德和人格無法對抗整個社會的無道德化，人人都有孤立無援之感。
D、五十年代以降，因為政治生活已取代了日常生活，特別是人為地製造階級對立，使整個社會普遍缺少人道主義精神，由於取消了教會，使一切與教會相關的博愛觀念都淡化了，人在這樣的社會中充滿了對未來的恐懼，人人都自顧不暇。社會普遍失去了人類應有的同情。從已看到的自殺案例，可以發現，在一個人自殺以後，他們所在的單位並沒有放棄了對他們的批判，他們多數是在「畏罪自殺的」名義下，而被罪加一等的。巴金曾說過：「當時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判，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詞功擊死者。」86高層對自殺現象缺少起碼的人道關懷，也是加劇自殺現象激增的原因。毛澤東曾對李志綏說過這樣輕鬆的話：「這次恐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殺」。
在已知的自殺案例中，幾個相對集中的自殺群體是：大學教授（學者）；作家；大學生；名演員。
西方和亞洲的日本作家自殺的情況比較為人熟知，有研究表明，西方和日本作家有自殺的傳統，而中國作家自殺的傳統是不常見的。陳丹晨在一篇比較中西作家自殺現象的文章中認為：「在古代歷史上，這種社會動亂，政治黑暗，專制迫害等等情況是經常發生的。詩人作家處境十分艱難，一般卻並不選擇自盡方法，而尋找了另一出路。」87
陳丹晨認為，這與中國文人的生死觀有關。「中國傳統文人中，包括儒、佛、道各家在生死問題上有一點絕對相似的是重生輕死。」88可見中國作家本無自殺的傳統，但為什麼到了某一歷史時期卻集中出現一個自殺的高峰呢？這個原因只能從那一時代的政治文化中去尋找。
這一時期除了政治上的高壓之外，對知識分子而言，生存的空間是極其狹窄的，在這時期，受到政治迫害的知識分子，他們的處境既不同於帝俄時代的流放，也不同於中國古代的謫貶。在那樣的時代里，在皇權之外還有民間社會，被正統貶斥，並不意味着在民間無法生存。而1949-1976年間，民間社會的根本消失，使一個知識分子在受到政治迫害之後，根本沒有任何迴旋的餘地。
知識分子是以傳播思想文化為職業的，但1949年後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權利完全消失了，這些權利的消失，使知識分子只能依賴體制生存，而一旦被體制排斥，他們只能去從事體力勞動，而對知識分子來說，失去了以上兩種自由，他們的生存能力是很低的，多數知識分子受迫害後的絕望也是由此而生的。這種嚴酷的生存環境，是導致這一期間知識分子自殺現象急劇上升的根本原因。
另外，當時對知識分子的處理方式通常是兩種，一種是將其下放到最為貧困的地區，另一種是將其遣返回鄉。改變生存條件是在肉體和物質上折磨知識分子，因為常年在一種環境下生活的人，突然改變生存環境，並不是精神上能否承受的問題，而是生活習慣就無法忍受，當年大批出生在江南的知識分子被下放到北中國的新疆、青海、山西、北大荒最偏僻的鄉間，使多數知識分子在身體上受到極大摧殘。
遣返故鄉的打擊則是雙重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特點是：成名的知識分子，多從中國鄉間來，中國傳統文化講的是榮歸故里，衣錦還鄉，但當時對知識分子的遣返，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卻選擇了趕回老家去的辦法，讓一個好不容易才從鄉間掙扎出去的讀書人，(他們多數出生在富有家庭，回到農村，回到貧下中農面前)戴上右派、歷史反革命、特嫌、階級異己分子等帽子，回到從小生長的環境裏，讓故鄉的前輩、親戚、孩提時代的朋友，都知道自己的罪行，這對一向愛面子的中國知識分子精神上的打擊是很嚴酷的。在1949年後的很長時間中，這種對知識分子的打擊方式，已經成為一種文化，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裏，無形中對知識分子受到迫害時的最終出路產生了影響。
從上表所統計的情況可以看出，在已知的自殺時間中，以1952年，1957年和1966年為三次高峰，知識分子自殺高峰的出現，和1952年的幾次政治運動以及1957年的「反右」和1966年的「文革」完全重合，恰好揭示了這些政治運動的實質。
我曾按如下的思路對自殺者情況進行過調查：
1.自殺的具體時間、地點。
2.自殺的方式(跳河、樓、煙囪、海、井、糞坑；自縊；打開煤氣；服過量安眠藥；觸電；切斷動脈；臥軌等等)。
3.自殺的直接動機。
4.自殺時所在的具體單位。
5.自殺時的經濟狀況(主要指收入)。
6.自殺前的身體狀況(是否患有疾病)。
7.自殺時的婚姻狀況(主要指是否與配偶不和)。
8.自殺時與子女的關係。
9.自殺時的具體年齡。
10.自殺後單位的結論。
11.自殺者家族有無自殺病歷。
12.其它特殊情況。
分析以後我們會發現如下特徵：
A、自殺方式中，以最簡單，但自殺率較高的方式如跳樓、上吊為基本方式，這也表明國知識分子在選擇自殺時的絕望程度。從一般自殺方式看，知識分子選擇的方式受制於物質條件的制約，如在已知的大量自殺者中，少數人選擇打開煤氣的方式，以上海為多。當年自殺的高級官員，以服安眠藥的方式為多。其它自殺者多選擇自縊和跳樓，這要忍受更大的痛苦，這種自殺方式的單一化，正反映了自殺者唯有一死的心理。季羨林曾說「我用不着把歷史上和當前的自殺案例一一都搜集齊全，然後再從中抽繹出理論來。僅就我上面提到的一些案例，就能抽繹出不少的理論來。使用歷史唯物主義階級分析的方法，我能夠把歷史上出現的自殺方式按社會發展的程序分成不同的類型。懸樑、跳井，大概是最古老的方式，也是生命力最強的方式，從原始社會，經過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能使用。今天也還沒有絕跡。可謂數千年一貫制了。氰化鉀是科學發達國家法西斯頭子的專用品。剖腹或跳入火山口恐怕只限於日本，別國人是學不來的。這方式在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同樣可以使用。至於切開動脈僅限於懂點生理學的知識分子，一般老百姓是不懂得的。不過，我想，這也恐怕僅限於由於腦力勞動過度而患神經衰弱的知識分子，終日鋤地的農民是不懂得服安眠藥的。我為什麼說它是資本主義方式呢？中藥也有鎮靜濟；但藥力微弱，催眠則可，自殺不行。現在世紀上流行的安眠藥多半出自資本主義國家。所以說它是資本主義方式。服安眠藥自殺最保險，最無痛苦。這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優越性之一吧。」89
B、自殺者的年齡中，除老舍六十七歲，饒毓泰七十七歲，盧作孚六十九歲，王重民七十三歲，周瘦鵑六十七歲外，其餘三十五人，年齡約在四十五、五十五歲之間，尤以五十歲左右為高峰。這個自殺者的年齡告訴說明，在1949－1976年間自殺的知識分子中，以年富力強，正在事業高峰期的中年人為主，這個年齡通常是一個社會成員生活是否正常的主要判斷指針，所以此年齡段自殺者集中，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是巨大的，因為這個年齡段的人一般都是上有父母，下有兒女。
C、從表中可以看出，這些自殺者分佈的單位也很集中，以高等院校、作協文聯、藝術團體為主，這個職業特點，符合「思想改造運動」、「反右」和「文革」的直接指向。
D、在這些自殺者中，有張宗燧、饒毓泰，謝家榮、湯非凡四位學部委員，其中饒、謝還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還有熊十力、周予同等國學大師。
E、自殺者中，還有一個特徵是，夫妻雙方自殺現象，計有翦伯贊夫婦、傅雷夫婦、吳晗夫婦、聞捷夫婦、劉盼遂夫婦、劉綬松夫婦、楊嘉仁夫婦、田保生夫婦、李紱夫婦，「文革」開始後，張宗穎也是和妻子呂乃朴一起自殺的。婚姻狀況是觀察自殺現象的一個重要指針，一般都認為，婚姻狀況的惡化是導致自殺現象增多的重要原因。但我們特別注意到，中國知識分子中，夫婦同時自殺的現象恰好表明，這一時期夫婦自殺人數者中，多數是婚姻狀況良好的。
F、從已知的情況分析，絕大多數自殺者都沒自殺遺傳病史，自殺者的性格、年齡、經濟、婚姻的良好狀態，都不足以緩解自殺者的壓力，從反面證明當時社會的恐怖程度。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殺問題，與1952年、1957年和1966年間政治運動對個人人格侮辱有關。這一點，有時甚至超過了政治迫害，比如當年武漢大學教授劉綬松夫婦就是在被人當面扇了耳光之後自殺的，其它諸如老舍、傅雷、翦伯贊等都有類似情況，由此可見，由政治迫害而導致的人格侮辱，是許多知識分子自殺的直接原因。
三、最後的結論
1949－1976年間，中國出現大批知識分子自殺現像是人類的恥辱，對這一現象的深入研究，有助於人們了解這一時期其它階層的生活狀況，同時也有助於深入分析，毛澤東時代給一個民族帶來的災難。知識分子大量自殺現象，作為個體，可能有其特殊原因，但就整體看，大量知識分子自殺現象的發生，是這一時期政治文化必然帶來的結果。在一個沒有自殺傳統的國家裏，突然出現奇異的自殺高峰，從反面證明，這一時期的政治文化確實具有改變傳統的能力，這一事實也提醒我們，在研究1949後以後的中國文化時，對新政權破壞中國傳統文化的能力要給予特別注意；知識分子自殺現象的集中出現，說明民間社會的徹底消失，對一個社會的正常發展影響巨大。
自殺現象對整個社會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不會在很短時間內消失，特別對那些與自殺現象有直接關係的人來說，他們對社會的信任程度會有所保留。因為1949年――1976年間自殺的知識分子多數是這個社會的精英，他們在相關領域中已積累的知識和經驗突然中斷，這在很當大的程度上影響了相關知識領域進展，由於精英自殺造成的空白，自然會由二三流人才來添充，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許多知識領域後來的發展水平。如著名化學家高崇熙自殺以後，無機化學這一門學科學沒有帶頭人了。這樣的情況，在其它學科也不同程度存在。
注釋：
1、2、3華明《三反五反的剖析》頁66、68、70（友聯出版社，1952年11月，香港）
4 何濟翔《滬上法治夢》頁3（北京出版社，2001年2月，北京） 岳騫在《我親見的土改鎮反殺人》中也說過：所謂反對偷稅漏稅是從光緒年間上海開阜算起，誰也無力還債，於是紛紛跳樓自殺。當時上海馬路上無人敢行走，擔心突然自空中飛下一人將自己壓死。當時上海市長陳毅每天晚上聽完匯報悠閒的問：「今天又有多少降落傘部隊？」即是指跳樓商人。（金鐘主編《共產中國五十年》17頁，開放雜誌社，1999年10月；香港）
5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頁90，（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8月，北京）
6 周鯨文《風暴十年――中國紅色政權的真面貌》頁224、225、235、258，259（時代批評社出版，中華民國五51年6月，香港） 周鯨文在書中曾提到，在「三反」「五反」時期，北京東四一個區，在運動高潮時，就有二十六個老闆自殺。天津中國實業銀行副經理就是自己吃安眠藥自殺的。當時自殺者不下二三十萬人，在北京什剎海解凍之後，一個冰孔處就撈起十幾具屍體。天津礦業學院的一位教授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受不了人格污辱，在自己的臥室里懸樑自殺了。北京大學1952年「五月上旬，工學院兩名職員自殺身亡。被解除隔離的工程科一名職員和其妻子（總辦事處職員）投什剎海自殺身亡。校醫室一名醫生在家中自殺身亡。（《北京大學紀事》上冊頁450，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4月，北京）巫寧坤《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提到：因為一位資深的教授受不了運動的壓力，在圖書館前的水塘中自沉。（《共產中國五十年》頁72）1949年以後，對各種政治運動中發生的自殺事件，通常是不報道的，這也是延安的傳統。1942年4月以後，延安《解放日報》在整風運動的高潮中，分別報道了中央黨校一男學員自殺和延安大學一女學員自殺的消息，此事受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他說：「有些消息如黨校學生自殺是不應該登的」。（轉引自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頁376，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香港）
7 李真真《中國科學院學部的籌備與建立》，（《自然辯證法通訊》1992年4期頁46，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北京）
8、10、11、12、13、14 轉引自丁抒《陽謀——「反右」前後》頁350——353，（九十年代雜誌社，1995年4月，香港）
9《內部參考》頁16，（新華社編，1957年2372期，北京）
15 朱正《新湖南報社的反右鬥爭》（《二十一世紀》1997年4月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香港）
16 從維熙《走向混沌》頁6，（作家出版社，1989年5月，北京）
17 黃秋耘《風雨年華》頁162，（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5月，北京）
18 塗光群《中國三代作家紀實》頁399，（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5年6月，北京）
19 黃成勇《訪冀汸》（《博覽群書》1997年2期，光明日報社，北京）
20 《內部參考》頁24，（1957年2212期）
21 《內部參考》頁58，（1957年2225期）
22 《瘋狂歲月——「文革」酷刑實錄》，（轉引自《大時代文摘》 1997年7月10日8版，廣州）丁抒認為，「文革」初期自殺者約有二十萬人。他提供了幾個具體的數字：湖南大學在「文革」中的清隊中，自殺的有十八人。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有四人自殺，包括從美國回來的女科學家雷宏淑。另有九人自殺獲救未死。國防科委第九研究院自殺的達五十九人。上海南匯縣在清查「五一六分子」和「一打三反」中有四十一人自殺。青海貴德縣「一打三反」中有十四人自殺。陝西安康縣「一打三反」中的二十人自殺。（金鐘主編《共產中國五十年》頁216、222、223、225，開放雜誌社，1999年10月，香港）。1968年當時北農大在很短的時間內，前後共有３６個人自殺。（點滴《1968年北京農業大學的自殺風》《華夏文摘》242期，美國）目前關於「文革」中自殺人數的估計，都是不準確的，因為官方不開放相關的擋案。
23 1998年12月12日8版《文匯讀書周報》（上海文匯報社，上海）
24 趙淮青《「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風骨》，（2000年第1期《炎黃春秋》12頁，炎
黃文化研究會主辦，北京）
25、89 季羨林《牛棚雜憶》頁74、78，（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4月，北京）
26 凌其翰《我的外交官生涯》頁202、203，（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4月，北京）
27 張中行《流年碎影》頁401、523，（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5月，北京）
28 金克木《徐盈的未刊小說》，（《文匯讀書周報》 1997年3月22日3版，文匯報社，上海）
29 艾曉明《血統》頁351，（花城出版社，1994年4月，廣州）
30 程念 著、蘇帆 譯《上海生死劫》，（中國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10月，北京）
31 章廷樺《同窗錢瑗》，（《文匯讀書周報》1997年9月6日，文匯報社，上海）
32 、33、34、35、36來源於王友琴主編「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頁。
37 孔令朋《今生今世》頁245，（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9月，北京）
38 《吳宓日記》第9冊頁464，（三聯書店，1998年，北京）
39 藍翎《龍捲風》頁121、124，（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上海）
40 《徐鑄成回憶錄》頁303，（三聯書店，1999年，）
41、42、43、44、45、46、《北京大學紀事》下冊頁652、658、675、676）。
47 顧訓中《想起了顧聖嬰》）（ 1998年3月23日《文匯報·筆會》第8版，上海）
48 《良卿法師自殺之謎》），（1997年4月18日《作家文摘》15版，北京）
49 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袁進先生提供。
50 劉自立《父親——「堂堂之鼓，正正之旗」：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幻滅》，（《北京文學》1999年6期，北京文學雜誌社，北京）
51 黃世瑜《記憶中的施濟美先生》，（1998年4月13日《文匯報·筆會》12版，上海）
52 者永年主編《那個年代中的我們》，（遠方出版社 1998年，轉引自1998年11月14日《文匯讀書周報》6版，上海）
39 藍翎《龍捲風》頁121、124，（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上海）
40 《徐鑄成回憶錄》頁303，（三聯書店，1999年，）
41、42、43、44、45、46、《北京大學紀事》下冊頁652、658、675、676）。
47 顧訓中《想起了顧聖嬰》）（ 1998年3月23日《文匯報·筆會》第8版，上海）
48 《良卿法師自殺之謎》），（1997年4月18日《作家文摘》15版，北京）
49 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袁進先生提供。
50 劉自立《父親——「堂堂之鼓，正正之旗」：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幻滅》，（《北京文學》1999年6期，北京文學雜誌社，北京）
51 黃世瑜《記憶中的施濟美先生》，（1998年4月13日《文匯報·筆會》12版，上海）
52 者永年主編《那個年代中的我們》，（遠方出版社 1998年，轉引自1998年11月14日《文匯讀書周報》6版，上海）
53 向繼東《歷史是不能欺騙的——讀楊第甫先生的兩本書》，（1998年12期《博覽群書》，光明日報社，北京）
陳四益《傳綱之死》，（1999年2期《隨筆》雜誌頁80，花城出版社，廣州）
55 唐振常《舊稿舊事——憶往事之二》）（ 1999年4月24日《文匯讀書周報》3版，上海）
56、57、58 趙儷生《籬槿堂自敘》頁157、24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上海）
59、60 高建國《顧准全傳》頁588，724（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1月，上海）
61、62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頁193，247（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8月，北京）
63 趙園《另類》，（《天涯》雜誌2000年1期頁80，海南作家協會，海口）
64、65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劉納女士提供。
66、67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基驤後傳》頁17、19，（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2月，上海）
68 彭小蓮《他們的歲月》頁11，（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3月，上海）
69 盧叔寧《劫灰殘編》頁6，（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年2月，北京）
70 《楊兆龍法學文選》頁502，（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2月，北京）
71 楊團《我的父親母親與〈思痛錄〉》，（《老照片》第14輯頁44，山東畫報出版社，濟南）
72 散木《丁則良先生》），（《博覽群書》2000年7期頁52，光明日報社，北京）
73、74、75、76 南開大學教授張漢如先生提供。
77、78、79 來源於「文革受難者紀念園」。
79 胡山源《文壇管窺——和我有過來往的文人》頁127，17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上海）
80 謝蔚明《早期的〈文匯月刊〉和他的作者們》，（《山西文學》2001年2期頁52，山西省作家協會，太原）
81 陳勁松《魏京生傳》頁63，（太平洋國際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5月，香港）
82 華民《中國大逆轉――「反右運動史」》頁31、32，（明鏡出版社，1996年12月，香港）
83 南開大學東方藝術系寧宗一先生、中國作協陳丹晨先生提供。
84、愛米爾·杜爾凱姆《自殺論》（中譯本）頁128、174、200，（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杭州）
85、87、88 陳丹晨《在歷史的邊緣》頁23、27、29（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8月，北京）
86 轉自《共產中國五十年》頁216，丁抒文章。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日於香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