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說民國史，會給人以「兩多」的印象：戰爭多和慘案多。而慘案最為人們所熟悉，經常提到的，便是北洋政府時期的三.一八慘案和國民政府時期的李聞慘案。這兩個慘案，衍生出了兩篇名文：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與聞一多的《最後的演講》，都是大陸中學語文課本里重要的學習內容。從那時候就打上的烙印，恐怕終生也難以抹去。
不過，在三.一八慘案發生80周年和李聞慘案發生60年後的這篇文章，筆者想把一直關注於遇害者的眼光暫時收回，投向施暴者－－段祺瑞和蔣介石。兩起慘案發生相差20年，都是悲劇，是中國國運的悲劇，是中國民主運動的悲劇，但，又何嘗不是段祺瑞政府和蔣介石政府的悲劇？三一八慘案發生後一個月，段祺瑞政府倒台，李聞慘案發生三年後，蔣介石政府退出大陸。若說在這兩起慘案發生之前，人們對於這兩個政府還有幻想，那麼之後，便是「失盡民心」了。
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典守者難辭其咎。兩起慘案的始作俑者，自然是段、蔣二人，而人們在重溫那段歷史的時候，卻發現這兩位在慘案發生後都表現的極為無辜。
三一八慘案發生後，段祺瑞頓足長嘆：「一世清名，毀於一旦！」隨即趕到現場，向死者長跪不起並即刻命令嚴懲兇手。之後，他又宣佈自己決定終身食素，以示對這場殺戮的懺悔。慘案發生後十年中，段都不吃葷腥，至死不改。36年其身體虛弱，病痛不斷，醫生建議開葷以增強體質，他則以「人可死，葷絕不能開」回答，食素如故，乃至不治而死。
而蔣介石在李聞慘案發生後，暴跳如雷，下令緝拿兇手，調查真相。
沈醉所著《軍統內幕》記載：「蔣介石從廬山打長途電話到南京責問毛人鳳的時候，毛人風也回答不出是什麼人幹的，只能說是他沒有叫人幹這件事。」
唐縱日記中也說：「五時半赴主席官邸，報告此行經過，主席憤怒猶未已，大罵霍揆彰是瘋子。」
據後來的考證，對於兩起慘案，段蔣二人都確實有點冤。三一八慘案究竟是誰下令開的搶，雖大多指認是段祺瑞，但無實際證據。反而還有其他說法，按傅斯年的說法是鹿鍾麟，有人指出是總理賈德耀，還有人說是當場指揮官傳令失誤。而李聞慘案則已有了定論，乃是雲南警備總司令霍揆彰為了向蔣介石邀功，希望讓他兼雲南省政府主席而擅自派手下特務行兇。
段祺瑞在長跪不起後，嚴懲了兇手，執政府的國務院總辭職，作為執政的段頒佈了「撫恤令」。蔣介石在暴跳如雷後，撤了霍揆彰的職，下令槍斃直接行兇者－－在雲南警備司令部特務營當連長的湯時亮和當排長的李文山。
但是，輿論並沒有因為他們的態度而對他們稍有寬恕。
三.一八慘案發生後，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蔣夢麟、王世傑、聞一多、梁啓超、許士廉、高一涵、楊振聲、凌叔華等著名知識份子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劉半農作詞、趙元任譜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魯迅就此慘案連續寫了《紀念劉和珍君》在內的七篇檄文。著名報刊《語絲》、《國民新報》、《世界日報》、《清華周刊》、《晨報》、《現代評論》等，特別是邵飄萍主持的《京報》，大篇幅地連續地發表消息和評論，廣泛而深入地報導慘案真相。《「三.一八」慘案資料匯編》記載，僅僅從３月19日以後的十二天裏，《京報》就發表了一百一十三篇有關「三.一八」的消息、評論、通電、文章，平均每天十多篇，最多的一天達十八篇。《京報.副刊》也發表了魯迅等撰寫的有關文章一百零三篇。中國的知識界和媒體幾乎異口同聲的要「喚醒各黨各派，一致起而討賊」。
李聞慘案後，更是在中國知識分子當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就如魯迅在三一八慘案發生後認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這時的知識分子們也普遍認為這是國民黨統治到了最黑暗的時候，更多的知識分子對國民黨政權喪失了最後的一點信心。《大公報》用「聞一多之死，各方震動」來總結知識界對於這一暴行的震驚和憤怒。主持西南聯大工作的梅貽琦在日記中寫道：「……一多近年來之行動最有招致之可能，一旦果竟實現，而查其當日之情形，以多人圍擊，必欲置之於死，此何等仇恨，何等陰謀，殊使人痛惜而更為來日懼爾。」朱自清在給聞一多家屬的信中表示：「這種卑鄙兇狠的手段，這世界還成什麼世界！」，楊振聲也在《大公報》上表示「我難過得說不出話來，並相信其他友人亦系如此。」，胡適、薩本棟、李濟、梁思成、傅斯年在唁電中表示「無任痛悼」，沈從文發表《憶北平》，表示「實在象徵國家明日更大得不幸！」。7月18日，《時事新報》、《世界日報》、《新民報》、《新華日報》、《民主報》、《國民公報》、《西南日報》、《大公報》同日刊載聞一多之子聞立鵬、聞立雕的《是誰殺死了我的爸爸？》。舉國上下，「輿論界以及社會無不同情聞一多氏之不幸遇害。」連美國哈佛、哥倫比亞、紐約等大學的53名教授也聯名致電美國總統杜魯門，指出「美國學術界莫不為之震撼」，要求「在中國尚未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之前，美國必須停止其一切軍事及財政援助。」８月間，民盟中央委派梁漱溟、周新民單獨去昆明調查。９月底，民盟在上海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李聞案調查報告》，以大量事實，揭露這一法西斯暴行。
在慘案發生之前，段祺瑞在國民心目中印象頗佳，以不抽不喝不嫖不賭不貪不佔的「六不總理」名聞於世。更有逼迫清帝退位、反對袁世凱稱帝、反對張勳復辟的「三造共和」之功。在1924的3月紀念北大25周年的民意測驗中，大學生們選出的「國內大人物」中，段祺瑞排名竟在胡適、梁啓超等人之前。得票情況依次是：孫中山（473票）、陳獨秀（173票）、蔡元培（153票）、段祺瑞（45票）、胡適（45票）、梁啓超（29票）、吳佩孚（27票）、李大釗（25票）、章太炎（10票）。大學生對於其評價之高，可見其人望。
而蔣介石在當時，更是獲得了從他執政以來最為崇高的地位。隨着日本戰敗投降，中國與蘇、美、英並肩成為「四大強國」。其當仁不讓的與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等人並立於世。43年１月11日，中美《關於取消美國在華治外法權及處理有關問題之條約》在華盛頓簽字，中英同名條約同日在重慶簽字，完成了美英放棄在華特權的法律手續。國內民眾歡欣鼓舞，稱為一舉解決了國人力圖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百年之痛。國內對於蔣介石本人的歌頌與崇拜，可說無以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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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八慘案
反對八國最後通牒的國民大會
三·一八慘案，發生在1926年，是北洋軍閥段祺瑞以武力鎮壓群眾運動的一場慘案，此後北京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背景
1926年3月12日，馮玉祥國民軍與奉軍作戰期間，兩艘日本軍艦護衛奉系軍艦進入大沽口，並炮擊國民軍，守軍死傷十餘名。國民軍開炮自衛還擊，將日本軍艦逐出大沽口。事後，日本認為國民軍破壞了《辛丑條約》，與英、美、法、意、荷、比、西等8國公使，於16日向北洋軍閥段祺瑞執政府發出最後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國防設施的要求，並限令48小時內答覆，否則以武力解決。同時各國派軍艦雲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脅北洋政府。
經過
1926年3月16、17日，在北京的國共兩黨開會，徐謙以國民黨執行委員會代表的身份同李大釗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北方區委決定組織各學校和群眾團體在天安門集會。3月18日，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北京市黨部，中共北方區委、北京市委，北京總工會，學生聯合會等團體於80多所學校共約5000多人在天安門舉行「反對八國最後通牒的國民大會」，廣場北面臨時搭建的主席台上懸掛着孫中山先生的遺像和他撰寫的對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台前橫幅上寫着「北京各界堅決反對八國最後通牒示威大會」。
中共北方區委的領導李大釗、趙世炎、陳喬年參加了大會，大會主席、中俄大學校長徐謙發表了慷慨激昂的講話，大會決議：「通電全國一致反對八國通牒，驅逐八國公使，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撤退外國軍艦，電告國民軍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而戰。」最後大會一共通過了八條決議。
大會結束後，遊行隊伍由李大釗率領，按預定路線，從天安門出發，經東長安街、東單牌樓、米市大街、東四牌樓，最後進入鐵獅子胡同（今張自忠路）東口，在段祺瑞執政府（今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門前廣場請願。示威群眾公推代表去向衛士長交涉，要求開門放隊伍進去，並請段祺瑞和國務總理出來見面。段祺瑞擔心局勢失控，命令執政府內的預伏軍警以武力驅散遊行隊伍，結果造成當場死亡47人，傷200多人的慘劇。死者中為人們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劉和珍，李大釗和陳喬年也負傷。後來軍警在清理現場時，竟然將死者財物盡行掠去，甚至連衣服也全部剝光。
示威群眾在段祺瑞執政府門前廣場請願時與軍隊對峙
結果
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衛隊打死徒手請願的學生之後，隨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並從此終生食素，以示懺悔。同時執政府通緝徐謙等人假借「共產學說」謀亂，下令通緝徐謙、李大釗、李煜瀛、顧兆雄、易培基等5人。朱家驊、蔣夢麟等幾十人也上了黑名單。李大釗、徐謙、魯迅等人被迫轉移，國共兩黨的領導機關則遷入蘇聯使館。張作霖查封《京報》館和一批報刊，邵飄萍於4月26日清晨被秘密處決。張學良逮捕了共產黨員劉清揚，然後派奉軍闖進北大、女師大、中俄大學等，大肆禁書，搜捕。
3月20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段祺瑞屠殺人民告全國民眾書》，號召「全國商人、學生、工人、農民、兵士，應急起聯合起來，不分黨派，一致奮鬥，發動一個比『五卅』運動更偉大的運動，以雪最後通牒之恥」。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亡靈們舉行「三·一八死難烈士追悼大會」。魯迅題寫輓聯：「死了倒也罷了，活着又怎麼做。」後又就此慘案連續寫了七篇檄文。由劉半農作詞、趙元任譜曲的哀歌唱遍京城。
強大的民意壓力迫使國會召集非常會議，通過了屠殺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京師地方檢察廳對慘案進行了調查取證並正式認定：「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之行為，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斃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311條之重大嫌疑。」迫使段祺瑞頒佈對死難者家屬「撫恤令」，國務院「閣員總辭職」。但段祺瑞軍閥政權的合法性資源已喪失殆盡，1926年4月，段祺瑞執政府倒台。
軍警正在毆打學生
影響
《泰晤士報》稱這次事件是「獸性」的「驚人慘案」。魯迅稱這一天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中國知識分子和媒體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社會良知，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蔣夢麟、王世傑、聞一多、梁啓超、許士廉、高一涵、楊振聲、凌叔華等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語絲》、《國民新報》、《世界日報》、《清華周刊》、《晨報》、《現代評論》等加入譴責暴行的行列。邵飄萍主持的《京報》，大篇幅地連續發表消息和評論，廣泛而深入地報導慘案真相，《京報副刊》也發表了有關文章。
紀念
在北京圓明園西南面「九洲清宴」遺址，有一座「三·一八」烈士墓，這座墓園佔地約100平方米，正中修築一米多高的石砌圓形台基，台基上豎起通高九米六面體大理石墓碑。墓碑正南面鐫刻着「三·一八烈士紀念碑」幾個大字。從正南面開始，自右而左，鐫刻北平市長何其鞏所寫的《三·一八烈士墓表》和39位烈士的姓名、年齡、籍貫、所在單位和職業等。墓碑四周有28位烈士的墳塋，其餘烈士葬於別處。這處烈士墓是在「三·一八」慘案3周年時建成的，當時北平市近萬人參加了隆重的烈士公葬典禮。
在「三·一八烈士公墓」的東北角，有一座三公尺高的三棱形石質墓碑。這就是「三·一八慘案江禹烈、劉葆彝、陳燮烈士紀念碑」。這三位烈士生前都是北京工業大學的學生。北京工業大學師生在1926年3月21日舉行了祭奠儀式，28日舉行了追悼大會和紀念碑奠基禮。這座紀念碑建立在西城區端王府夾道的工業大學校園。三棱形的紀念碑上，三面分別刻有「三·一八慘案江禹烈／劉葆彝／陳燮烈士紀念碑」。六角形的碑座上刻有烈士的生平。1970年代，工業大學早已遷走，當地因施工建設而將紀念碑遷到現址。
劉和珍的遺體 楊德群 魏士毅
在西城區新文化街45號的魯迅中學校園內，有一座高約2米的石碑，這是1931年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師生為紀念在慘案中犧牲的本校學生劉和珍與楊德群烈士而建立的「三·一八遇難烈士劉和珍、楊德群紀念碑」。這裏曾是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校園。在校園的西跨院內，矗立着一座漢白玉紀念碑，兩層方形碑座上是方錐形的碑身，上刻「三·一八遇難烈士劉和珍楊德群紀念碑」，碑座上刻着兩位烈士的生平傳略。碑身陰面鐫刻着文天祥《正氣歌》中的名句：「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楊德群曾在國立武昌高師肄業，後轉入北京女師大，武昌高師當時也為她舉行了追悼會。
在北京西北郊北京師範大學宿舍區的樓群中，建有「三·一八殉難烈士范士融、劉和珍、楊德群紀念碑」。這是一座1985年3月建成的漢白玉方錐形紀念碑，碑座正面鐫刻着著名書法家啟功先生寫的「碧血丹心」四個字，還刻有三位烈士的生平。碑文敘述了建碑緣起。和平門外師大院內曾建有范士融紀念碑。
在北京大學西部化學南樓後面的柏林中，建有「魏士毅烈士紀念碑」。烈士犧牲一年後，燕京大學學生會建立了這座方錐形的漢白玉碑，碑身正面鐫刻着「魏士毅女士紀念碑」八個大字。碑下的三層基座上，刻有「魏士毅女士紀念碑銘」。與「魏士毅烈士紀念碑」並列而立的是「三·一八遇難烈士黃克仁、李家珍、張仲超紀念碑」。1982年3月，北大團委從原北大三院（在東城區北河沿）遷移來的。碑座高三尺，碑腰高一尺，碑身高八尺，暗喻「三·一八」慘案。紀念碑為方錐形，四面分別用篆書刻寫着：「三一八遇難烈士黃君克仁／李君家珍／張君仲超紀念碑」，「中華民國十有八年五月卅日立石」。與此相對應的碑腰四面，分別刻着三位烈士的簡歷和銘文。
在清華大學內「水木清華」北面土山之陰，建有「三·一八烈士韋傑三紀念碑」。這是清華學生在1926年從圓明園遺址運來的一根大理石斷柱，人們稱之為「三·一八斷碑」。碑座上刻「韋傑三君死難紀念碑」，「本校學生會同人立」。清華同學曾將烈士遺骨安葬於清華園內，三周後移至圓明園與三·一八諸烈士合葬，於是在原墓址豎起斷碑。
在崇文區幸福大街匯文中學校園內，建有「唐耀昆、謝戡烈士紀念碑」。是從匯文中學原校址建國門船板胡同遷來的。碑身正面鐫刻着「為國死義唐謝君紀念之碑」，碑銘全文是：「舉幡伏闕，自古有之。惟義與此，匪黨匪私。何瀆於天，市朝陳屍？！捨生報國，千古同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