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每每讓我想到余秋雨，作為那個時代的文棍之一，新時期的余要文化苦旅了，並公然宣稱替利益集團代言很正常。他們這種毫無文人操守、氣節可言的無恥小人，似乎在任何時代都能如魚得水。
1928年郭沫若通過《文化批判》、《太陽月刊》攻擊魯迅「終究不是這個時代的表現者」，「阿Q時代已經過去，我們再不要專事骸骨的迷戀，而應該把阿Q的形骸與精神一同埋葬掉」，說魯迅「蒙蔽一切社會惡」、「麻醉青年」，是「反動的煽動家」，比「貪污豪紳還要卑劣」。還在署名「杜荃」的《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裏寫道：「魯迅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和)命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諦」。
郭沫若1937年回國後，「恭恭敬敬地向蔣委員長懺悔過去的罪過，要求蔣委員長饒恕他，他要獻身黨國，將功折罪，回去馬上寫了《蔣委員長會見記》」，說蔣的「眼睛分外的亮」，「眼睛分外有神」，「眼神表示了抗戰的決心」。
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一次國際會議上當眾朗誦：
親愛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你奮不顧身地在文藝戰線上陷陣衝鋒，
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我們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滿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1976年他寫《水調歌頭》批鄧，四人幫被逮捕，馬上又寫《水調歌頭》，把四人幫罵得狗血淋頭。
然而，這一切都比不上他的這篇奇文----人民日報1949年8月14日頭版發表了郭沫若寫於1949年8月12日的文章《中蘇同盟四周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四周年紀念日在北平新華廣播電台對全國的廣播詞》（節選）：
「這些歪曲中的另一個例子是關於外蒙古的獨立的。在這一點上我想多說幾句。反動分子企圖煽動某些中國人的大漢族主義的感情，反對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國家。但是請問。外蒙古附屬於中國的時候，中國人對於外蒙古人民究竟給了些什麼福利呢？難道不是某些中國的侵略主義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經濟方面壓迫外蒙古人民，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脫離中國而獨立的要求嗎？我們自己在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雙重壓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難道一定要強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們殉葬嗎？我們在雙重壓迫之下，稍微有點覺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難道外蒙古人民就不應該有點覺悟，不應該有解放的要求嗎？
認真說，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們爭氣些，比我們覺悟的早，比我們更清醒地能和社會主義地蘇聯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幫助，而比我們早解放了。我們假如是站在大公無私地立場，我們倒應該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學習地。更那裏有什麼理由跟在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地後面，來對蘇聯「憤慨」呢？再請問，由於外蒙古的獨立，在蘇聯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麼呢？豈不是和我們一樣，僅僅得到了一個鄰邦？
問題應該是——外蒙古脫離了我們之後，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實告訴我們，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幾年國民黨政府派到庫侖去監視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畢回重慶，曾經在報上發過談話。「庫侖街頭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無線電。」這是國民黨說的話，而且是有報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後，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產不是都已經充分地提高了嗎？
人民中國和人民蒙古今後應該是親密的兄弟，我們不能夠固執着那種宗主和藩屬的落後觀念了。那是絲毫也不足引為光榮的！
今年四月，我們中國代表團到歐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參加擁護世界和平大會的時候，外蒙古代表團的團長齊登巴而先生，曾經為我們革命戰爭的輝煌勝利向我們致敬。他說：「日本帝國主義在遠東稱霸的時候，蒙古人民是寢息不安的，今天民×中國做了東方的盟主，我們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請看看蒙古朋友們的這種坦白的風度吧。難道我們不應該有同樣坦白的氣概嗎？」
不知道一些用心險惡、喪心病狂的台獨分子看了他的大作會作何感想。
1949毛澤東、周揚、茅盾、郭沫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