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女性地位正呈現出曖昧交錯的形態：一方面是職場女「白骨精」的大量出現；另一方面，是多數女性主體意識的日益弱化和喪失。今天的中國，婚姻已經成了許多女性改變命運的最主要途徑，工作好不如父母好，父母好不如嫁得好，「妻以夫貴」的內涵在當今社會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婚姻很多時候成為通過批發的方式出售自己的一個漂亮包裝而已，許多的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長期性的賣淫」
男人希望她們身上有三個按鈕：貴婦鍵，僕婦鍵，蕩婦健，可根據需要一一按下。樣板戲是中國當代文化史上對女性性徵一次相當徹底、相當殘酷的否定。《龍江頌》裏的江水英，《海港》裏的方海珍，都只是站在革命群眾前面指揮方向的領導者，從無緋聞，也不知是否結婚。而波浪般的捲髮，那是國民黨女特務的專利
父權制宗法制度下，婚姻作為性契約的第一目的就是生兒育女，實現這一目的的性制度；五四新文化運動：自由戀愛，自由結婚離婚；文化大革命：以階級鬥爭為綱，全國上下狠鬥私字一閃念，鬥得妻離子散，鬥得妻兒要和丈夫劃清界線，鬥得婚姻家庭搖搖欲墜；八九十年代：金錢左右。上至各地諸侯，下至小老百姓，開口下海閉口經商和賺錢。「男人有錢就變壞，女人變壞就有錢」
有一次和一洋女友聊天，她對中國女性的社會地位羨慕不已：男女同工同酬；掌握家中經濟大權；享受着男人的寵愛和關懷；在孩子的教育問題上有絕對的發言權。這一切，在事事講究男女平等、崇尚自己為自己負責的西方，是不可想像的。
但在另一方面，在今天的中國，婚姻已經成了許多女性改變命運的最主要途徑，工作好不如父母好，父母好不如嫁得好，「妻以夫貴」的內涵在當今社會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婚姻很多時候成為通過批發的方式出售自己的一個漂亮包裝而已，許多的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長期性的賣淫」。
新世紀中國的兩性關係，在經歷了恩格斯所謂的「人類歷史上最早的階級對立」的漫長階段和「婦女能頂半邊天」的短暫自豪之後，正呈現出「最好的時代」和「最壞的時代」並存的複雜面貌。在父權制宗法制度下，婚姻作為性契約的第一目的就是生兒育女，婚姻只是為了實現這一目的的性制度。
還好，歷史總是向前的，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批愛國學子和民族精英致力於對民族有毒文化的批判，他們強調婚姻應該自由，包括離婚和結婚都應該自由，經過努力，他們的一部分理想實現了。登報離婚、自由戀愛成為風靡一時的新事物。
到了1949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經被婚姻自由所取代，小老百姓是比較充分地享受到了婚姻自由的好處的。但還是出現了一些不和諧的音符，在那個年代，平民不能犯的錯誤之一，就是生活作風問題。
接下來的文化大革命以階級鬥爭為綱，全國上下狠鬥私字一閃念，鬥得妻離子散，鬥得妻兒要和丈夫劃清界線，鬥得婚姻家庭搖搖欲墜。這時的婚姻很多沒有愛情的基礎，要麼是一種生存的簡單聯合，要麼是一種政治的相互利用。比如下鄉的知青屈從於當地的當權者，返城後為了生存又勉強組成家庭，這些跟感情沒多大關係，都只是為了生計。所以這一批人的婚姻到了80年代中後期紛紛解體，就不足為怪了。
一些老右派平反後，過去的妻子想找他復婚，孩子也來套近乎，他堅決不理睬，說：不外乎看到我的補發工資嘛。政治運動對親情的泯滅和異化，由此可見一斑。
樣板戲是中國當代文化史上對女性性徵一次相當徹底、相當殘酷的否定。《龍江頌》裏的江水英，《海港》裏的方海珍，都只是站在革命群眾前面指揮方向的領導者，從無緋聞，也不知是否結婚。而波浪般的捲髮，那是國民黨女特務的專利。
此一時期的女性，開始享有「半邊天」的光榮，有了勞動和獲得同等報酬的權利，有了婦聯的保護，有了國家分配的政治上的固定代表權，有了「要武」的豪情。女性權利的此次躍升，更多的是當時政治文化環境總體改善的副產品，是意識形態上的政治正確，而不是女性能力上升的一個必然結果。婦女解放很重要的一塊----思想，並沒有真正得到解放。
如果說上個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婚姻被政治操控，八九十年代的婚姻則更多地受金錢左右。上至各地諸侯，下至小老百姓，開口下海閉口經商和賺錢。此時的婚姻也就很數碼化了，存款多少往往是決定愛情指數最重要的因素。「男人有錢就變壞，女人變壞就有錢」是這一年代的經典流行語，長盛不衰至今。
而在婚姻的攀附性方面，中國已經發展到了病態的程度，多金的所謂「鑽石王老五」，被畸形的婚姻市場嬌縱得不可一世。男人對女人的要求也開始水漲船高，希望她們掙錢自立；希望她們不要與自己爭飯碗，起碼不能比自己強；希望她們是母親是姐妹是情人是老婆是保姆是心理醫生；希望她們身上有三個按鈕：貴婦鍵，僕婦鍵，蕩婦健，可根據需要一一按下。
更糟糕的是，就在這女人走出家庭、踏足男權社會一展身手還不足100年的時候，忽然有人出來叫停了，要讓「女性回家」。方方面面的圍追堵截，讓中國女性地位面臨着五四以來最為嚴酷的考驗，呈現出曖昧交錯的形態：一方面，是職場女「白骨精（白領、骨幹、精英）」的大量出現，另一方面，是多數女性主體意識的日益弱化和喪失。
我見到的很多女性，包括很多事業有成、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壓根就沒有想追求真正的平等，她們只想享受「平等」帶來的權利，而拒絕一切義務。
另一方面，今天，很多女性在經濟上已經可以和男人平起平坐了，但她們的精神並沒有真正地自立起來。由於受到傳統觀念的強烈暗示和催眠，她們恨嫁、哀嘆命運的不公、為某人的一個眼神而徹夜難眠。符合她們要求的男人多半已經名花有主，「情人」於是成了某些女性苦澀又難以擺脫的身份。
與她相識的人如果達不到她的心靈高度，看她就只能仰視，仰望她的人自然很難在精神上讓她感到滿意。而事實上，即使她們願意，那些不如她們的男人也大抵不敢高攀。在這種困境中，許多女性開始懷疑自我奮鬥的價值，認為是條件太高制約了自己的選擇，造成「高不成低不就」的尷尬。
行文至此，想起了希拉里·克林頓，當她原諒了丈夫的風流韻事時，全世界都認為她是在政治野心驅使下的委曲求全。但站在希拉里的立場上，我卻似乎能理解這位偉大女性的別樣情懷：
作為才華卓越的女人，希拉里一定有「高處不勝寒」的苦澀。因為只有克林頓是真正懂得她、欣賞她的人，這樣的理解和欣賞，是別的男人不能給她的，與心靈上的心心相印相比，外遇顯然是一個次一等的問題。
這裏還要提一提另一個出色的男人：彭蒂•阿拉亞爾維，芬蘭總統哈洛寧的丈夫。這個男人當年和哈洛寧一樣是低等秘書，15年後，他的職位不變，同居女友卻已是國家元首。但從未聽過這個男人有什麼不安和自卑，也不見芬蘭人嘲笑他「吃軟飯」。想像一下，類似事情發生在中國會怎樣？
一段有尊嚴、有質量的男女關係，是要靠兩個能對自己負責的公民來維繫的。當我們指責女性在婚姻問題上世故時，男人們不妨想一想，如果在你的心裏還有或多或少的男尊女卑的觀念，還在把女人當成寵物來養而不是當作人來尊重時，女性的物化就是必然的。
寵而不愛，是對女性最大的蔑視。受傳統因素的影響，中國男人向下擇偶的傾向是確實存在的，但這並不能成為女性懷疑自己能力的前提。人是環境的動物，當自信獨立的女性越來越多時，轉變觀念就指日可待。
從1960年代開始，美國的女權運動如火如荼，婦女紛紛出來工作，要與男人平等。在這場運動中打先鋒的，是白人婦女。如今，白人婦女再開風氣之先，開始重新回到家庭婦女的位置上。與幾十年前不同的是，當時家庭婦女屬於文化不高的一族，如今的家庭婦女，則是文化優越的階層，文化低的反而當不起。
那麼，她們為什麼受了那麼好的教育後要回到家裏呢？她們回家，不是回到廚房，而是給自己的孩子當家庭教師，高學歷完全派得上用場。看來，家庭主婦和私立學校一樣，已經快成為上流社會的標誌了。
白人婦女這樣的做法是否合乎理性？我以為這不僅合乎理性，而且是一個長遠的經濟戰略。一般在這種家庭中，男人掙六位數的年薪，當妻子的出去工作掙那點錢，顯得意義不大。
更重要的是，目前美國中產階級下一代的教育競爭太激烈，即使一個受了良好教育的母親全職呆在家中，也得全力以赴地教子。而這最終會保證他們的下一代在競爭中先聲奪人，回報遠遠大於付出。
經濟學家鍾朋榮：男人留崗，女人回家；第一，在我國勞動力總量過剩兩三億，必然有兩三億勞動力回家待業的情況下，與其讓一部分家庭夫妻倆都上崗，而另一部分家庭夫妻倆都回家，還不如讓男人留崗，女人回家。這樣，有限的就業機會在不同家庭中進行比較均勻的分配。
第二，比較均勻的分配，也不是絕對的平均分配，不是說每個家庭都必須有一人上班，而上班的又必須是男人，每個家庭都必須有一個人回家，而回家的又必須是女人。一個企業、一個家庭，究竟誰留崗，誰回家，這是市場競爭的結果。競爭的結果可能是：一部分家庭女性留崗，男士回家；一部分家庭夫妻雙方都下崗；也有一部分家庭夫妻雙方都留崗。但是，通過政策引導，絕大部分家庭的情況應該是：男人留崗，女人回家。
學者李小江：為何「婦女回家」的論調依舊？在我們這片土地上，依照一些人的私下說法，婦女解放像是有些過頭，因此呼籲「婦女回家」，而且總是有些見地的男人在說話，他們認為：一則是為女人着想，雙重負擔太重，「回家」是緩解女性角色緊張的現成方式；二則出於為社會減輕就業負擔考慮，在「下崗」已成為社會問題的今天，「回家」本身就像是在為社會作貢獻。
不必多說，這樣思考的主體仍然是男人和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前者要女人重操侍奉男人的舊業；後者要女人騰出就業崗位，讓社會仍然是男人的一統天下。批判已經多餘，我只是想：怎麼改革開放20年，人們的觀念、生活方式和社會結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惟有「婦女回家」的論調依然如舊？
作家龍應台：真正的女性解放；真正的解放是女性知道自己的去向和潛能，而社會又允許她發揮她的去向和潛能。如果一個女人的志向在於養小孩，而且社會也允許她專心地做個全職母親，那就是解放了。如果一定要她去工作，反而不是解放。精力旺盛的女人，拼命工作，像熱愛丈夫一樣熱愛工作，當然值得尊敬；小鳥依人的女人，百依百順，渴望成為全職太太，不也令人羨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