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康良： 從抗戰勝利到撤退來台

 徐康良

卅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我國經八年苦戰終獲勝利，國際地位提高，成為五強之一，亦是聯合國之成員國。但是連年戰亂，民生凋敝，抗戰期間中共之勢力坐大，有與我政府分庭抗禮之勢，國家之隱憂很大。戰後雖有國共談判及政治協商會議之召開，美國又派馬歇爾特使來華調停，而內戰終不可避免。實際上的軍事衝突在卅四年下半年即開始，到了卅五年秋冬在華北及東北各省，政府軍與中共已經針鋒相對，中國的政治前途仍將取決於戰場。

    我於日本投降之前一日到成都接空軍第三路司令之任，當時副司令是胡國賓，參謀長是賴名湯。第三路司令部轄區範圍是川西、川北、陝西、山西一帶，因為公務需要，我常出差到西安，與西北長官公署之高級官員經常聚面。當時的長官是綽號「西北王」的胡宗南，不但是我的舊識，而且是小同鄉及我的小學先生。胡之隨從參謀程開椿及機要秘書王微亦是孝豐同鄉，與我熟識。記得在西安時曾乘B-25機到延安一帶偵察地形，覺得山巒起伏．不利於陸軍大部隊的運用。以後我方大舉進攻延安，取得一空城，實在不值得。

    在三路司令部任內約九個月，當時最大的一件事是辦理接收美軍遺留物資、器材。二次大戰既已結束，美軍人員復員回國，在華儲積軍用物資器材甚多，決定以半賣半送的低廉價格轉讓我國。成都附近因是美空軍B-29的基地，物資堆積如山，由美空軍駐華參謀長Gen.McConnell主持移交(McConnell繼續留華一個時期，回國以後逐漸升至美國空軍參謀長─空軍最高職位)。

    我航委會主任周至柔親臨主持接收的儀式，實際主辦此事為航委會機械處副處長潘學彰，由我三路司令部助辦。此類物資器材移交，以成都區辦得最好。當時美國的政策是將物資器材移交，剩下的飛機均予以破壞，當作零件交予我國。富有的國家之作風如此，我們看來很覺得可借。

    勝利以後另一件重要大事是接收日本佔領區及政府機關人員的復員。陸軍所派的接收人員，很多紀律敗壞，貪污枉法，接收被人譏為「劫收」，對政府之威信大有損害。尤其失策之事是政府強行規定以法幣一對三收回淪陷區使用之儲備券。當時儲備券價值本高於法幣許多，不似法幣貶值得厲害，這一政策完全是政治上要懲戒淪陷區人民，使儲備券價值大跌，幾成廢紙，人民怨聲載道，政府在淪陷區民心大失。

    我空軍為接收日本遺留之物資、器材、飛機、營房、倉庫等，成立了二十多個「地區司令部」，派出大批中校階軍官為地區司令官，實行接收。至於接收成績亦有好有壞，從中自飽者當亦不在少數。其實此種接收方式並不很妥當，無必要派出如此多的地區司令官。

    約於卅四年底卅五年初，我空軍曾發生一件頗為震撼的事件，即時任第八大隊作戰組組長的劉善本，飛了一架B-24重轟炸機投向延安。當時國共內戰尚未大規模發生，政治協商會議仍在進行，劉是我空軍最早投往中共的軍官。劉善本是山東人，官校第八期畢業，曾隨我為第一批留美人員到美國受訓。他的飛行技術很好，因此回國後即升任八大隊作戰組長。當日他的任務是由上海飛成都，但他折而向北，直飛延安，降落於面積小而設備簡陋的延安機場。我方一時不知他的下落，隨後中共將全部隨機人員，包括副駕駛張受益在內，送回西安我方。事後據說劉善本早在學生時代即參加中共外圍組織活動，成為共青團團員，以後脫離組織很久。大概勝利以後，八大隊駐防上海時，中共地下工作人員與他重新建立聯繫，要他歸黨，受了這一壓力，劉才有此舉。隨後劉在中共方面曾受重用，升遷很快，在一九五○年代已出任空軍師長，後任副司令，但文革發生以後，據說被批鬥而死亡。

劉善本駕駛的B-24重型轟炸機

劉善本與機組人員合影

    民卅五年五月軍事機構大改組，成立四個總司令部：陸軍、海軍、空軍、及聯勤。空軍總司令仍派周至柔，副總司令為毛邦初(仍常駐美國)及王叔銘(兼參謀長，後成立指揮所於北平，自任指揮官)。全國分為五個軍區司令部，將以前的路司令部與地區司令部取消。第一軍區設瀋陽，轄東北九省，司令是張廷孟；我是第二軍區司令，駐北平，轄河北、察、綏、山東及河南之大部；第三軍區設西安，轄西北諸省，司令是劉國運；第四軍區駐漢口，轄華中、華南各省，司令是羅機；第五軍區設重慶，轄西南各省,司令是晏玉琮。此外空總之下尚有訓練司令部設南京(司令是劉牧群)，供應司令部設上海(司令是王衛民)。當時的編制是以駐防地區而定，空軍部隊駐防在某軍區轄區時，即由該軍區指揮。

    我任第二軍區司令前後歷時兩年半(卅五年五月王卅七年十月)，最後的八個月而且兼任東北第一軍區司令，常往返北平與瀋陽之間。在二軍區任內，政治協商會議已失敗，政府與中共之間武力相對，內戰激烈，我司令部轄區範圍內的幾次主要戰役依時間先後分別為集寧、張家口、石家莊、山東，及東北，其中除了開頭的集寧、張家口二戰役我軍得勝以外，其餘均因指揮無方而遭遇嚴重失敗。到了我於卅七年十月奉調之時，軍事情勢已至難以收拾的局面，爾後的一年真是兵敗如山倒，中共軍席捲大陸，我政府撤退至台灣、海南島及一些大陸的離島，大片河山終至變色。就我記憶所及，那幾次戰役大致情況如下：

一、民卅五年秋攻取集寧戰役

    抗戰勝利以後，我政府在華北有兩個戰區：第十一戰區司令部設於北平，轄河北、察哈爾、熱河等省，長官為孫連仲、參謀長宋肯堂。十一戰區指揮之陸軍單位不少，約有五至六個軍，駐紮在平、津、保三角地帶。孫氏為舊西北軍將領，戰後已無自己的部隊，所指揮者為中央各軍。孫氏忠厚有餘，但指揮非嫡系軍隊顧慮很多，不能應付裕如。其上又有北平行營發號施令，多所掣肘。第十二戰區司令部設于歸綏，轄綏遠、晉北及察哈爾一部分，長官是早年百_R抗日一戰成名之傅作義，晉軍出身，其得力部下為董其武。兩個戰區以外又有北平警備司令部，司令為陳繼承。而華北之最高指揮機構是「委員長北平行營」，主任是李宗仁、副主任吳奇偉，參謀長王鴻韶，三軍的調派均由行營發命令。我空軍軍區司令部與陸軍指揮機構相配合，常應陸軍指揮機構之要求，派機偵察或出轟炸任務；因為中共等於沒有空軍，我方在空中沒有對手，出任務時亦無遭攻擊之虞。第二軍區司令部本來應該是華北空軍的最高指揮機構，但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不願在南京屈居次席，又因得委員長寵信，願做委員長的耳目，於是成立空軍指揮所於北平，常常直接指揮華北空軍，與我司令部職責衝突，如易一脾氣剛強者為司令必定會發生當面衝突，我的個性近於忍，大致尚能相安無事。

    民卅五年秋，十二戰區的部隊向中共晉綏邊區發動攻勢，大獲勝利，九月十五日攻佔集寧城，我曾飛往歸綏親向傅作義祝賀。後不久傳聞中共晉綏邊區司令員賀龍曾派密使向政府接洽，有意投向中央，希能出任北平行營副主任，後不知何故未能實現。此事我親聞自許朗軒，彼自稱為中央所派的秘密接頭人。賀氏雖為共軍重要軍頭之一，彼出身草莽，如今逢晉綏邊區在軍事上之大挫折，觀之於當時的軍事形勢，及中共上級之可能歸罪於他，動了輸誠中央之念，亦不是沒有可能。如果當時此事能成，不但對中共是一心理上大打擊，賀氏本人亦不至於會在文革期間遭受迫害致死的悲慘局面。

二、張家口戰役

    我政府原計畫由十一戰區的軍隊主攻，動用一個軍的兵力，但實際採取攻勢時僅派一師，卅五年九月六日攻佔古北口後，即因兵力不足，攻勢受挫。然後再由十二戰區的董其武部由綏遠東進，攻勢迅捷，十月十一曰玫取張家口，又得勝利一次。於是董其武被任命為察哈爾省主席。後來我曾遇見傅作義將軍，依我所知，傅軍長驅直人王張家口，並無戰鬥也無損失，傅答只死一匹馬而已，於此可見軍略之成功與失敗！

三、石家莊戰役

    卅五年我政府軍與中共之軍事衝突尚迭有收穫，至卅六年情勢漸改變，以河北省的局勢而言，石家莊之役實在是勢力消長有關鍵性的一次戰役，亦是我方重要失誤之開端。石家莊之守軍為第三軍，軍長羅歷戎原為胡宗南下屬，其部隊多為雲南軍隊。先在卅六年夏秋，石家莊守軍已感到周圍共軍之壓力，曾要求增派援軍，我空軍曾奉令空運一保安團以增強防守力量。十月九日蔣主席到北平召見高級軍事將領時，曾申斥羅軍長大驚小怪，說明共軍行動純為搶割小麥而已。過了數日我接到行營命令，雲第三軍主力奉命轉進保定，以增強平、津、保三角地帶之軍力與防務，要我空軍掩護協同行動。我在驚訝之餘脫口說出：「完了，完了!」在旁之王叔銘副總司令質問何事，我答說石家莊之守軍本已感到兵力單薄，如今主力轉進，又無周詳計劃，情況極不樂觀。王當時指責我為何如此悲觀，但事實發展果如我料，第三軍轉進保定的主力在途中受截擊而被消滅，共軍立刻以地壕戰圍攻石家莊，空軍奉急命轟炸助防，已回天乏術，石家莊於十月底已形同失陷，華北的整個軍事形勢受影響。我方軍事行動不夠機密，受到中共情報人員滲透，能洞悉我方一舉一動。此役以後，第十一戰區長官部的一位作戰處長趙某即因通敵嫌疑而遭槍決。但照我看來，石家莊的失敗主要是我方判斷錯誤而輕舉妄動所造成，等於是自己送禮，並不一定是對方的優越。此役且是最高當局親自指揮，也不能怪部下將領。

    石家莊棄守後，華北陸軍指揮系統改組，北平行營及十一、十二戰區長官部均撤消，成立華北剿匪總部，總司令為傅作義，常駐北平。孫連仲調為南京首都衛戍司令，舊西北軍將領歸中央者，以孫氏比較最受重用及信任，此則一因其為人忠厚，再因早年在江西剿匪時期他與陳誠已建立了相當好的關系所致。從卅六年十一月開始，傅作義成為華北軍事最高負責人，常為派用飛機事與我接頭，他為了保持個人行動秘密，常獨自一人來我家要派飛機。傅氏治軍有方，亦名重一時，但到卅七年底華北局勢緊張之時猶疑不決，軍隊調動匆東忽西，終為共軍所困。我國陸軍雖經歷八年抗戰，畛域之見未消，實際上仍然派系分明。李宗仁以行營主任在北平高居首位，坐鎮兩年，雖有才能而無能為用。當時彼眼界甚高，對於華北戰場的實際情況似乎不經心，於是在軍事會議時無人敢拂逆蔣主席之意，當亦是我方失敗因素之一。

四、山東省諸戰役

    抗戰勝利以後，我政府軍接收山東即遭遇很大困難。共軍在戰時發展的根據地已根深蒂固，很難應付，我軍僅佔領青島、濟南及膠濟、津浦鐵路沿線一些城市。山東的綏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為王耀武，隸屬的軍隊由李仙洲、張靈甫等統率。山東因為是我空軍二軍區的轄區，我也常因公務赴濟南。民卅五年底濟南曾發生一件內部糾紛，涉及我空軍。緣因我駐濟南空軍人員因細故與憲兵發生衝突，空軍飛行員一人被擊斃，一機械官受傷，憲兵亦有一人死亡。當時雙方相持不下，事態嚴重。我聞報以後帶同司令部第二處處長傅瑞瑗親赴濟南交涉，因為傅是山東人，且與一些陸軍將領有舊，易於從中緩衝。當時王耀武態度不錯，因為感到作戰時空軍的支援要遠比憲兵重要，故此次事端以充分的撫恤及將憲兵單位調離為準則而解決。為了此事我曾被召赴南京親見蔣主席，終因圓滿解決而無事。
  卅六年間山東戰事轉劇，但是兩次主要的戰役，我方的失敗其實都咎由自取。先是我方於春季發動攻勢，到了五月中旬張靈甫軍以機動部隊輕易進入共軍的老巢沂蒙山區，終於遇伏而遭全軍覆沒。然後到了卅七年春，王耀武的主力兩個軍由李仙洲統率，在博山、萊蕪之間因調度無方，僅於數日之內即被共軍陳毅指揮的部隊擊滅。在此戰役之後，蔣主席曾帶同參謀次長劉斐親臨濟南，召集軍事會議，我亦參加。得知此戰役之決策佈置乃由最高當局厘定，不能怪罪部下。我方經此兩次敗仗以後，實力大損，省府濟南實成一孤城，情勢惡劣。半年以後共軍對濟南發動攻勢，吳化文(整編第八十四師師長)投共，濟南城於九月廿七日失陷，我空軍人員幸於事先派有傅瑞瑗與吳化文聯繫，吳氏念舊而未立即佔領機場(傅原在西北軍與吳有金蘭之交)，故得於情況緊急之中安然撤出。

五、東北之軍事發展

    蘇聯於日本投降前夕對日宣戰，揮軍進入東北，佔領重要城市、海港，及交通線。中共在抗日後期已在東北建立發展游擊根據地，日本投降後，中共黨政軍人員兼程進入東北，得到蘇佔領軍幫助，取得日軍裝備，已在東北建立相當可觀的軍事力量。我方接收的部隊遭到蘇聯軍隊多方刁難，進展遲緩。東北之整個局勢實在已是困難重重，但我政府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不得不設法收回東北，在軍事形勢上實在已是「知其不可而為之」。

    自卅五年至卅七年初，我方與共軍在東北激戰多次，在軍事上已呈頹勢。卅七年三月一日我奉命兼任空軍東北第一軍區司令，到任時東北實際上已剩下瀋陽、長春、錦州三孤點，陸上交通已斷絕。東北我方雖有二十萬人軍，但早已失去主動，在被包圍的情勢之下，互相難以支援。當時守錦州是九十六軍(雲南部隊，軍長是盧浚泉)及部分中央部隊，最高指揮宮是警備司令范漢傑。守長春的最高指揮官是鄭洞國兼吉林省主席，其下有兩個不完整的軍：新七軍(原孫立人部隊，軍長李鴻)及六十八軍(雲南軍隊，軍長曾澤生)。守瀋陽的部隊較多，總指揮官是東北剿匪總司令衛立煌，下有兵團司令廖耀湘、周福成。部隊包括：新五軍(軍長龍天武)，新六軍(軍長李濤)，新三軍(軍長潘裕昆)，五十二軍(軍長劉玉章)及鄭勇笈軍等。

    卅七年秋東北情勢危急時，蔣總統偕夫人率重要軍事人員飛抵瀋陽(隨行者有戰區長官杜聿明，空軍總司令周至柔，聯勒總司令郭懺等) ，於十月二日親自召集軍事會議，軍長以上階級者均出席，我亦在內。會中由國防部第三廳說明厘定了一個欲救錦州的方案，但陸軍在東北的高級將領均不同意，認為力量不夠，無法進行。紛紛陳說理由，蔣仍堅持應照原方案進行，由瀋陽派軍西進，求解錦州之圍，陸軍將領們均甚沮喪，但不得不奉行。

    次日晨蔣總統同時召見五位將領：杜聿明、廖耀湘、剿總參謀長趙家驤、陸軍東北補給司令劉耀漢及我。杜聿明與我先抵達會客室等候，兩人略作交談，當時因蘇北一帶密雲緊布，大戰將至，我很關心情勢，故問杜長官我方大軍集中徐州，而徐州為四戰之地，對人員的補給重要，如何維持徐州對外交通線。杜答曰已命令部隊從揚州北上，打通至徐州之交通線。我心中覺得不對，就說蘇北地區是中共新四軍的老巢，對地區人民控制嚴密，我軍即使可以打通一條線，亦有隨時交通會被切斷之虞，這一條蘇北的路線實在無補於徐州的形勢，因為沒有補給運輸的價值，如何確保蚌埠至徐州的鐵路運輸才最重要，杜亦表同意。但不及兩個月，徐蚌會戰展開，我方果然交通路線遭切斷，徐州的大軍被困。黃維、胡璉兵團(胡為兵團副司令)即在蚌埠至徐州的中途被共軍吃掉，胡僅得身免，而徐州突圍的大軍亦遭全軍覆沒，我方的軍事乃一敗塗地。

    在東北於十月間即按總統決定的方案行使，由瀋陽西進之軍未及半途，錦州已陷(十月十九日) ，四日後長春亦失，西進軍陷於進退維谷，僅五十二軍劉玉章部之兩師人經遼陽倉促撤至營口，得由海上運至上海以後輾轉抵台灣，其他在東北之二十萬大軍盡喪，瀋陽亦於十一月二日棄守。我空軍人員除少數自願留下以外，大部均及時撤出，我則先於十月下旬奉命調差，先回北平辦理移交手續。在兼任東北第一軍區司令的八個月正好逢上東北丟失的最後一幕，再一次見到由最高當局親自指揮之下的軍事失敗。

    東北徹底失敗以後，華北的局勢已不可為，傅作義不願將軍隊撤到南方，緊接而來的是徐蚌會戰(中共稱為淮海戰役)的再次大敗，傅氏與中共已暗中進行和談。卅八年一月蔣總統在各方壓力之下宣佈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職務，是月底共軍進入北平，傅作義全軍解甲。我方政治混亂、軍事潰敗，在一年內盡失大陸，政府退保台灣、海南，及部分離島，距離抗日戰爭勝利的日期僅只四年余，可說是歷史上少有的巨變。

    民卅八年年底政府在大陸節節失敗撤退之過程中，我國的兩個民航公司發生異動。中國航空公司總經理劉敬宜，中央航空公司總經理陳卓林均為我空軍舊人，在情勢惡化的情況下，於十一月九日率領兩航人員駕駛十二架客運機飛往北平投向中共新政權，而兩航在香港之資產亦為香港政府凍結。此事發生後，民航局長左紀彰(我航空班同學)無法向政府交代，滯留香港一段時間後轉往美國居住，始終未曾來台灣。

    卅七年十月下旬東北情勢極度緊張之時，我奉調南京空軍參謀學校校長，以十一月一日為到職日期。到了南京參加空軍會報以後，僅五天即開始辦理參校遷台灣的事宜。我空軍的遷台計劃辦得早，大致各單位遷台後都很完整。參校分派到台灣南部的東港鎮，接受了一部分以前日本海軍航空基地的宿舍，與空軍預備學校在同一位址。遷台以後參校與其他空軍單位一樣，奉命要加強政治教育，故常邀請名流、學者來校作專題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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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善本

劉善本(1915-1968)昌樂縣泊莊人。1932年考入北京大學附中。1935年，在「航空救國」思想的影響下，考入了杭州筧橋航空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到中華民國空軍第八大隊任作戰參謀。1943年，被中華民國政府送往美國學習。1945年春，取道印度，繞道卡拉奇，「就地待命」。日本投降後回國。其間，他閱讀了英文版的《紅星照耀着中國》(即《西行漫記》)，後來，又讀了《新民主主義論》，對革命聖地延安產生嚮往之情。

　　1946年6月26日，他利用由昆明往成都運送軍火的機會，飛抵延安，受到毛澤東、朱德親臨歡迎大會，朱德還把他請到自己窯洞裏作客。

　　他是國民黨軍隊中第一個駕機叛逃的。在他的影響下，國民黨先後有100餘人駕駛42架飛機叛逃。周恩來多次稱「劉善本同志是國民黨空軍起義的帶頭人」。一位1948年駕機起義的原國民黨空軍飛行員說：「劉善本是我們這些從國民黨空軍中起義過來的人所景仰的先驅。」

　　1946年9月22日，毛澤東在其辦公室接見了劉善本，讓他到東北籌建第一所航空學校。談話結束時，毛澤東與他合影留念。

　　1946年9月，他從延安赴東北參加創辦全國第一所航空學校(老航校)的工作，被任命為副校長。為共軍的初建培養了大批骨幹。1949年2月，經中共中央批准，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49年9月24日，毛澤東在宴請劉善本等一批原國民黨起義人員時，指出：由於國民黨軍中有一部分愛國軍人舉行起義，不但加速了國民黨殘餘軍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們有了迅速增強的空軍和海軍。

　　劉善本後歷任延安總部航空教員、東北老航校副校長、第一航校校長、華東空軍混成四旅副旅長、航空某師師長、空軍軍訓部副部長、空軍學院副教育長等職。

　　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開國大典時，他和第一代飛行員駕機，飛過天安門廣場上空，接受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檢閱。

劉善本駕機參加開國大典

　　在韓戰中，他作為志願軍航空兵某師師長率部參戰，曾經組織過人民空軍的首例夜襲作戰，並首次使用了電子對抗和照明轟炸的作戰法。一些外國軍事專家不肯相信這是年輕的中國空軍所為。

　　他先後當選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國防委員會委員，獲一級解放勳章。1955年授大校軍銜。1964年2月，經毛澤東親自提名，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下令，授予他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少將軍銜。

「文化大革命」中，他通過鄧穎超向周恩來反映有關林彪、吳法憲一夥在空軍學院及空軍的作為。這些信件落入林彪、吳法憲一夥手中，致遭受殘酷迫害。於1968年3月10日去世。1975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為他平反昭雪，其骨灰盒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他的妻子周叔璜被選為政協六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資料摘自《濰坊市志·人物誌》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