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39年以後，抗戰進入相持狀態，雖然也打，但時戰時停，不像開始那一兩年大打特打。國民黨在抗戰一開頭也是真打，犧牲也大，及至進入相持狀態後就開始變化了。抗戰以前，左派、右派界限鮮明，抗戰爆發便團結起來一致對外，可是自從1939年以後，國內矛盾又逐漸上升了。那年我剛入大學，學校里有很多壁報，寫的文章大都帶有政治性，左右兩派又開始爭起來，而且爭得很厲害。那時候我們絕大部分人都是同情左派，雖然不甚了解，但總以為左派是真正要求民主的，至於突出無產階級專政，則是解放後歷次運動的事了。
1940年在歐洲戰場是個大轉折，法國被德國佔領了，那是法西斯氣焰最高漲的時候。中國當時所有對外的出海口都被日本人佔領，只能靠從越南的海防進廣西或雲南。日本一看法國戰敗，立即出兵越南，結果越南這條路也斷了，只剩下昆明通緬甸那一條路。可那時候英國自顧不暇，無力保護緬甸、印度等屬地，日本隨即封鎖了滇緬路。
1939年我剛入學時，日本飛機只偶爾來一兩次，但因為昆明是主要的中轉站，所以從1940年夏天到1941年秋天，在這一年零一個季度的時間裏，日本幾乎天天來飛機轟炸，而且很準時，早晨九、十點鐘肯定拉警報。據說重慶一拉警報大家就躲進山洞裏，可是昆明沒有山洞，幸虧聯大就在城邊，一拉警報我們就往郊外跑，十來分鐘就能翻兩個山頭，跑到山溝里就安全了。不過因為日本飛機到處丟炸彈，山溝里也有不安全的時候。有一次，華羅庚先生和教我們西洋史的皮名舉先生躲在一起，不知怎麼日本人在那山溝里（記得叫黃土坡）撂下兩顆炸彈，石頭土塊把他們埋了起來。皮先生爬出來，暈頭轉向地往外走，沒走幾步忽然想起華羅庚還在裏邊，趕緊又找人回去，把華先生拉了出來。在艱難危險的時刻，人的反應是不一樣的，有時會讓你感到人性中更深層的心態。比如有個叫楊南生的同學，後來是火箭專家了，他就從來都不跑。有一次人家把他拉走躲起來，彈片正好落在他身旁，把一個茶碗給砸了，有人問他：「這回你該跑警報了吧？」他說：「這回就是跑壞了，不跑留在屋裏還炸不到。」
日本飛機來轟炸都是排成「品」字形，三架排一個小「品」字，九架排一個中「品」，有時候是27架排一個大「品」，有時候是36架，前面一個大「品」，後邊九架再組成一個中「品」，看得非常清楚。飛機來得挺有規律，每天差不多都是十點鐘準時來，炸到十二點、一點鐘又走了，所以後來我們上課的時間都改了，早上七點到十點鐘上課，下午三點鐘再上，中間那段就是等它來轟炸的。昆明天氣非常好，陽光燦爛，飛機飛過去的時候炸彈極其耀眼，就像一群水銀球掉下來，亮得晃人眼，就聽見「嗞嗞嗞嗞」的一陣響，然後是「嘣——」的一聲，如果離得近，就會感到地動山搖。據報紙上說，日本當時有兩派爭持，一派主張從東北北進打蘇聯，一派主張南進，進攻南洋，打英美，兩派爭執得很厲害。1941年日本飛機天天轟炸的時候，有一次我在報紙上看見一篇文章，大概作者懂點軍事，據他的觀察日本是要南進，因為他們炸昆明的時候有一部分所用的戰術是練習俯衝轟炸，那是轟炸海軍軍艦的戰術，所以他預言日本是要南進，後來果然日本發動了太平洋戰爭。
我們當時畢竟年輕，跑上十幾分鐘躲起來就沒事了，可我也看見一些悲慘的景象。有一次飛機大肆轟炸之後，我看見一堆亂墳後邊有位老人，他有氣無力地慢慢站起來，滿臉灰色的塵土，然後非常緩慢地長嘆一口氣，我看了以後心裏非常難過。聯大被炸過兩次，1940年秋開學不久，那一次炸得很兇，宿舍、圖書館都被炸了。我還記得那天回來以後校園裏到處都是灰塵，就看見蔣夢麟校長——平時他很少露面的——坐在圖書館門前的地上，一副無奈的樣子。不過總的來說，並沒有士氣不振，也沒有任何失敗主義的氣氛，加上年輕，每天都覺得好玩兒一樣。記得街上有一家牛肉麵館，被炸之後換了個招牌「不怕炸」，大家都覺得有趣。教師們為了躲避轟炸，很多都搬到鄉下去了，沒有別的交通工具，所以住得近的、遠的都得走着來，只有周培源特殊，他買了一匹馬，上課就騎着馬來。
1941年秋天，美國空軍志願隊來了，不算正式參戰，所以是「志願」的，也叫「飛虎隊」。那天下午空氣依然清新如常，我想也許是高原上空氣稀薄的緣故，看得清楚極了，就見一些飛機在天上來回盤旋，速度非常之快，聲音也非常好聽。我們雖是外行，可是一看就知道那是一種新型的飛機，非常先進。第二天又有警報，日本飛機又來了，可是那天很有意思，大概它們也知道美國的志願隊來了，所以不像以前那樣排着大隊伍，只是試探性地來了十架，而且也沒能到達昆明上空。第二天我們看報紙才知道，那十架飛機全軍覆沒，都給打下來了。自從那天起，以後就再沒警報了。後來徵調聯大學生給美軍做翻譯，我聽他們回來講，那種飛機叫P40，是戰鬥機，頭上還畫一個鯊魚。P40的每個翅膀上都有三架重機槍，子彈交叉打過去，火力非常猛。經過一年多天天挨炸之後，我們終於又恢復了正常的生活。
1941年年底，世界形勢大變，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正式參戰，「飛虎隊」也不叫「志願隊」了，改稱「美國空軍第14航空隊」，屬於正式編制。1942年春天，美國空軍少將Doolittle（杜立德）率領B24中型轟炸機第一次轟炸東京，倒不是為了取得多少物質的效果，主要還是心理上的，就是說美國飛機現在也能打過來，日本本土也不安全了。當時日本陸軍跟海軍也鬧矛盾，陸軍推諉海軍防禦不力——因為當時的飛機還沒那麼先進，不能從美國本土直接飛到日本，所以有一種判斷認為飛機是從航空母艦上飛來的，這就意味着日本海軍未能把美國航母阻止在外。可是日本海軍則說美機是從陸地起飛的，一定是陸軍有哪一個島沒守住，被美國佔領了，建了飛機場飛過來。兩方面爭論不休，不久有一部電影叫《東京上空三十秒》，專門講這段故事。
「飛虎隊」來了以後日本不敢來轟炸，昆明就相對安全了。當時美軍的若干總部設在昆明，很快我們就發現滿街都是美國兵，不過美國兵胡作非為的很少，關係處得還不錯。政府先後調了很多聯大的學生給美軍做翻譯官，掛上少尉的牌子就算是參軍了，如果是四年級的同學，去了就算畢業，低年級的學生，學校還允許他們可以回來復學，梅貽琦校長的公子梅祖彥大概就是二年級的時候參軍去的。美國給軍人的待遇遠較中國為好，包括他們軍隊的服裝、吃、用等等供給都是美國運來的。比如到美軍做翻譯官，去了以後先發一身美軍的衣服、美軍的皮靴，而且每人發一塊手錶，那時候我們誰有手錶？如果所在部隊就在昆明附近的話，這些同學還時常回學校看一看，腰上挎一支手槍，挺神氣的，而且可以很快學會開車，沒事就弄輛吉普車，順便帶我們出去玩兒。我在歷史系有個熟同學董振球做了翻譯官，周末我常去看他，第一，可以在他那裏吃一頓，有麵包，還可以抹黃油，那就非常了不起，感覺好極了。第二，可以在那裏洗個熱水澡，而聯大是沒有洗澡設備的。到了晚上我就在招待所里睡一覺，睡前翻翻他拿來的時代、生活之類的雜誌，第二天還可以托他買兩件美軍的衣服。當時美軍的軍服大量湧入市場，當然是沒有徽章的，質量又好還便宜，所以昆明城裏有好多人都穿美軍的衣服。
我沒有上過前線，所以真正怎麼作戰我不知道，聽一些做翻譯官的同學回來講，美國兵作戰的時候也挺勇敢的，不像以前我們以為的那樣不能吃苦耐勞。雲南西部的高麗貢山、野人山，那些地方根本沒有人，穿越的時候都是風餐露宿，晚上沒有地方睡，他們就窩在吉普車裏過夜。同學譚申祿中學和我就是同學，運動員，身體很好，而且是機械系的，到美軍做了副駕駛。空軍死亡率非常之高，不過做飛行員也頂神氣的，能飛到天上去那是最高的榮譽了。譚申祿專飛印度的加爾各答，後來大概也發點財——相對於我們來說。當時緬甸被日本人佔領了，所以不能直接從緬甸上空飛，都得繞西藏沿着駝峰那條路，挺危險的，據說1500多架飛機中約有半數失事，現在還有人在找遺骸。譚申祿給我講過一個小故事，有一次他們坐的是運輸機，毫無作戰能力的，飛行途中，忽然發現前面有日本飛機，指揮官下令讓他們立刻準備。按照規定，第一信號給出的時候應該把降落傘都穿好，第二個信號一出就得跳傘。後來果然給了第一個信號，大家馬上穿降落傘，結果有一個人非常害怕，當時就暈倒了。幸好沒有給第二個信號，不然他們真的就要跳下去了。
當時中國主要對外的運輸就靠從昆明飛加爾各答這一條路，沒有別的選擇，而且那時候中國非常落後，沒有汽車，沒有汽油，沒有飛機，也沒有各種武器，所有物資都得靠外援，所以必須再有一條對外的交通線來支持，這也是美國參謀長史迪威拼命要打通緬甸的主要原因。美國海船一直開到仰光，把物資卸下來，然後通過滇緬公路不斷地運送到內地。1944－45年，我們在昆明依然可以看到公路上運輸車隊不斷地往來，非常繁忙。有一個人叫梁敬錞，做過台灣近代史所的所長，寫了一本《史迪威事件》。蔣介石在昆明成立了中國遠征司令部，把中國的一些軍隊逐步換上美式的裝備，可是史迪威把這些當時中國最精銳的部隊都放在了中緬戰場。史蔣之間在戰略上有很大的矛盾，終於鬧翻了，蔣要求羅斯福一定要換人，否則的話，中國寧可回到抗日戰爭以前的狀態，不打了，所以後來羅斯福就把史迪威調回了美國。
二戰的轉折點是1942年秋天。1942年以前，日本在中國佔據優勢，德國把法國打敗了，英國岌岌可危，蘇聯一直被打到莫斯科城下，所以1941年是法西斯國家最盛的時期，整個太平洋東部都成了日本的內海。到了1942年的秋天，盟軍方面連打了三個大勝仗，戰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歐洲戰場上，斯大林格勒打得最激烈，紅軍打敗了德軍，自此轉入反攻；北非戰場上，英國陸軍第八軍團司令蒙哥馬利打敗了隆美爾的非洲軍團，在地中海轉入攻勢；東方戰場形勢的轉變是太平洋的中途島海戰。中途島正在太平洋的中間，所以叫Midway，本來那一戰日本的軍力比美國還強一些，美國只有三艘航空母艦，日本有八艘，可是它的情報密碼被美國破獲了，總司令山本五十六坐的飛機被美國打了下來，從此，太平洋的局勢扭轉過來，日本節節敗退。山本五十六是太平洋戰爭的日本海軍司令，偷襲珍珠港就是他指揮的，其實他不贊成打美國，可是日本當局決定要打，他得服從命令，所以這個人也很悲劇性。這就是1942年的轉局，之後，盟軍進入反攻階段，日本德國從此一蹶不能復振而終於垮台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記得那天傍晚王浩來找我，尚未進屋就在外面大喊我的名字，我還挺奇怪的，仔細一聽才知道，他喊：「The war is over！（戰爭結束了）」當晚，我們幾個人湊錢買了食物和酒一起慶祝，意想不到的是，當場就有兩個犯了神經病，大哭大笑、又吵又鬧。大概是多年戰爭引發的苦難和流亡生活的壓抑突然之間爆發出來了，不禁使我想起莫泊桑的一句結論：「人生是那麼脆弱！」
抗戰勝利了，大家當然都很高興，不過也伴隨很大的憂鬱：外敵不存在了，內部的矛盾更加上升。抗戰末期（1944－45年），民主運動已經再次高漲起來，主要目的就是爭民主、反內戰，尤其在昆明，跟國民黨政府鬧得非常厲害。1945年底到46年初，重慶召開了一個政治協商會議，本來是請各方面的代表，包括國民黨的、共產黨的、其他黨派的、無黨無派的各方代表來協商，會議也做出了一些決議。文革期間還揭發劉少奇當時提出要準備迎接和平民主的新階段，共產黨準備把總部搬到淮陰，準備在中國也實行政黨政治，也搞競選。可是最後也沒有實行，還是打了。那時候我們都認為是國民黨一黨專政，挑起了內戰，後來一直到文革，才爆出一點新情況。文革時打倒劉少奇，做了副統帥的林彪號稱早在舊政協時就說劉少奇：「什麼和平民主新階段，就一個字：打！」以前國民黨罵共產黨，共產黨也罵國民黨，都說對方是假和談，可是我們一直認為是國民黨沒有誠意，是國民黨想打內戰，結果讓林彪這麼一說豈不泄了底？「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是共產黨一貫的主張，究竟哪些人願意打，哪些人是真正希望和平的，恐怕永遠也說不清了。
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寫，《上學記》，三聯書店，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