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被叫做中國革命的「聖地」,以共產黨人「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著稱。真正使延安能夠生存發展,靠的是什麼呢? 延安有兩項重要外援。一是國民黨政府(在頭幾年)的接濟,二是莫斯科的大量秘密援助。一九四。年二月,斯大林親自把援助規格定在每月三十萬美金上。這相當於今天的四千五百萬至五千萬美金一年。 來自本地的主要收入是農業稅,有一個響亮的名字叫「救國公糧」。延安所在的陝甘寧邊區公糧數字年年直線上升。有記錄在案的頭五年的官方數字是這樣的(以石計算):一九三七年 一三,八五九一九三八年 一五,九七二一九三九年 五二,二五。 ;一九四。年 九七,三五四 ;一九四一年 二。。」。。。 一九三九年的急劇增長,是因為那年毛澤東開始大規模擴展軍隊和根據地,需要錢糧。徵糧常常靠強制與暴力,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謝覺戰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記提道,徵糧有「逼死人,的。謝覺哉地位既高,跟毛又是幾十年的老關係,所以膽敢一直記日記。一九四。年天災歉收鬧饑荒,公糧仍增加了近一倍。一九四一年,收成減少兩三成,可是公糧卻再次翻一番。 當地人怨聲載道,毛也知道這一點。他後來對高級幹部講了個故事,說一天雷雨中某縣長被雷電擊斃,一位農民就說: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毛聲稱他了解到農民的反感後,決定減徵公糧。事實恰恰相反。那個雷雨天和農民的詛咒發生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三日,而四個月之後的十月十五日,毛的政府宣佈了史無前例的高額公糧。也就是說,毛得知農民的怒氣後反而加倍向他們徵收,甚至還添上一項新的稅收:公草稅,即馬料。 另一次,毛提到一個「裝瘋的人」衝過來打他,「對我有義憤,原因即那年公糧負擔重。」他沒有提到其他悄悄流傳的故事,其中之一說一,個農民買了張毛的肖像,把像上的眼睛挖出來。審問他時,他說:「毛主席不長眼睛。」真實的公糧數字此後不再公開。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陝甘寧政府宣佈的公糧數字比實際上起碼少說了兩成。 中共宣傳說陝甘寧邊區的稅收比國民黨地區低得多。可是謝覺哉在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記裏寫道:邊區的農業稅跟國民黨地區比並不輕,有的人「交公糧後沒得吃,所交公糧之數幾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糧相等.」,「如白玉賓全家四口,收粗糧五大石,須出公糧四十六斗六升。」甚至有人「實際收的糧不夠交公糧」。 能為陝甘寧邊區帶來收入的還有鹽。鹽很容易生產。根據一九四一年邊區政府工作報告,邊區有七個大鹽池,「產鹽方法靠天,夏季太陽一曬,水面結晶,稍微下點雨,融去硝質,打下就是。過去只要鹽有銷路,產量是無窮的。」共產黨佔領頭四年,沒有產新鹽,把幾十年的存鹽都用光了,致使「西北各地都鬧鹽荒。」報告說這是因為「我們缺乏遠大計劃。 一九四一年,邊區政府終於看到了這個賺錢的寶貝,開始產鹽。鹽成了本地收入的第二大來源。對國民黨統治區的出口中,鹽佔了百分之九十。中共宣傳說延安處在蔣介石嚴密的經濟封鎖之下。事實上,它跟國統區之間貿易不斷。鹽產在邊區的東北邊,出口口岸在南邊,運輸全靠農民做義工,跋涉在七百公里的崎嶇山路上,稱之為「宮督民運」。謝覺哉等人向毛上書,反對這個「人民賠累,荒廢農時,強所不願」的嚴酷政策。但毛告訴他們:「官督民運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當的」。要農民,農暇必須去,非去不行」。他還在「農暇」二字下加了着重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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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地老百姓來說,鴉片的主要好處是不再受駐軍騷擾。在此以前,他們的房子被佔據,日用品和農具也被徵用。鴉片帶來財富以後,毛澤東採取措施要改善與當地人民的關係。部隊退還拿用的老百姓的東西,他們得填「賠償群眾損失統計表」等,還幫助農民種田。據毛說,迄今老百姓對共產黨都抱着「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外來共產黨人跟當地人之間的關係局限在工作需要,或是新年到村子裏去扭扭秧歌,象徵性地拜拜年。通婚,甚至一般來往,都是稀罕事。 鴉片帶來的財富並沒有用來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準-據謝覺哉記載,共產黨吃大灶的,每年也吃肉二十四斤,而老百姓平均每人吃肉僅五斤。毛一面儲備巨額財富,一面不放過機會搜括人民。一九四三年六月,他稱蔣介石軍隊要打延安(其實蔣並沒有要打),要陝甘寧邊區人民「自願捐獻」柴火、菜蔬、豬羊、存款,還有他們終生的積蓄:一點點金子。 貧困給陝甘寧邊區帶來高死亡率。這使中共高官也感到不安。謝覺哉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的日記寫道,延安市廠一年生一百八十三,死二百二十四」;志丹縣「今年上半年出生率百分之三,死亡率百分之十四」,死亡率是出生率的五倍。至於原因,謝說是:「衣食住均薄」r,咱豹吃牲口,人畜同居」。生了病又「沒醫生」。財政部長李富春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說邊區是「財旺,人不旺(疫病流行、人畜死亡率仍高)」。 有一個故事廣為人知:毛在延安搞廠精兵簡政」,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實際上,毛澤東要征服中國,需要更多的幹部,更多的兵,精兵簡政是不可能辦到的。但這是個有利於宣傳的口號,他便接了過來,利用它把老弱病殘和政治上不可靠的「落後分子創,清理出幹部隊伍,送去「參加生產」。為了防止他們尋機逃跑,有特別規定說,對這些人「須安置在較中心地區,一則能使他們安心生產,再則免遭邊境頑固分子之破壞挑撥與勾引。」 即使算上這些被精簡的人,從一九四三年三月的機密文件《各級政府及參議會整編辦法》可以看出,邊區政府工作人員總數是「較前增加」。增加的大多在基層,目的是加強控制。毛也以精兵簡政為名,合並最高層的部門,便於自己一手掌控。 人們熟知國民黨統治區的通貨膨脹,有所不知的是陝甘寧邊區毫不遜色。據謝覺哉日記,一九四四年跟中共初來的一九三七年比,鹽漲了二千一百三十一倍,清油二千二百五十倍,棉花六干七百五十倍,火柴二萬五千倍。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解放日報》一篇文章,標題是「娶不起老婆」。裏面說:過去娶老婆費錢是幾十元至一,二百元,現在花數萬元邊幣才能娶到個寡婦。 中共在抗戰中的政策是「減租減息」,但陝甘寧邊區高利貸盛行。原因是政府發放的貸款太少,要靠私人貸款來彌補,利率「聽任民間自行處理」。謝覺哉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六日記載:「一般放帳利率,去年月息為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更可十白的還有「每集(五天)每萬元出利一千五百至二千元」,即五天之後就漲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為了籌款而被迫賣青的農民,有時要價只相當於收穫時糧價的百分之五。毛統治中國多年後,延安像其他老根據地一樣,依舊窮困不堪。一個對紅色中國熱情澎湃的瑞典人米爾達(」.Myrdal)一九六二年跟毛有這麼一段對話: 米:我剛從延安地區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