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戰已經離開我們50多年了。許多史料正在逐步被開放和挖掘出來。王明寫的《中共50年》也出版了。在這本回憶錄中，有關朝鮮戰爭的部分，是鮮為人知的。儘管作者在記載這些事實時，充滿了對毛澤東的攻擊性評論，但卻為我們研究韓戰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公正的歷史學家沒有必要去糾纏王明的哪些評論。為了還歷史以本來面目，我們不妨把王明的記載抄錄如下：
1950年秋到1953年夏中國進行了抗美援朝。在此期間毛澤東一如既往，始終為保持同帝國主義者的友好關係而憂心忡忡。這一點劉少奇那時對我談及的事實可以證明。
1952年11月10日晚8時，劉少奇（他當時來參加蘇共19次代表大會，還在莫斯科）邀我談話（我在莫斯科治病）。當談及韓戰時，他說：「……當美、英部隊已在仁川登陸，北韓形勢危機，毛主席怎麼也不能決定派中國人民志願軍去抗美援朝。政治局兩個星期，白天黑夜地討論也未做出決定。毛主席說：『只要我們一出兵，中美傳統友誼就完了！誰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恢復友誼？此外，我們設想一下，出兵後，不能擊退美軍又怎麼辦？』一句話，他怎麼也不能做出決定。只是在美軍佔領新義州之後，美軍和中國僅有鴨綠江橋一橋之隔的情況下，毛主席才不得不做出決定。他說：『現在我們不能不出兵了！如果我們的部隊馬上出國，我們還能指望獲得光榮和有利條件。所謂光榮，就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光榮，而有利條件，就是戰鬥只在朝鮮領土上進行。如果等到美軍渡江過來，然後我們再參戰，那就會既丟掉光榮，又失去有利條件』。當毛主席知道杜魯門不許麥克阿塞集中轟炸瀋陽至滿洲里沿線全部地區，而我們的部隊已經開始出動時，毛澤東懊喪地說：『我們出兵對嗎？』後來，當麥克阿塞打算把戰火擴大到東北，投下最後賭注（要不就接受他的要求，要不他就拒絕擔任遠東司令）時，杜魯門撤掉了麥克阿塞，毛主席十分苦惱，並且說了：『假若我們事先知道事物如此多變，知道美國真不願意和我國打仗，那我們為什麼要出兵抗美援朝，破壞中美關係呢？唉，既然已經打起來了，那就考慮儘快地結束此事吧！只有結束戰爭，我們才能尋求逐步恢復中美友誼的途徑』……。」（摘錄自王明《中共50年》第3篇第3章）
這裏王明轉述的是劉少奇的話。基本事件的發生（如杜魯門撤換遠東司令，美軍攻佔新義州，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出兵時間）可以與李奇微寫的《韓戰》相吻合。另有一些事關國內的細節與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也吻合得很好。這樣的吻合不是偶然的。它證明，王明的這個記載，其基本事實是可信的，那就是，毛澤東在出兵朝鮮以後的確曾經表示過「懊喪」和「苦惱」。
既然毛澤東對出兵朝鮮表示懊喪和苦惱，打算儘快結束戰爭，為什麼又沒有實現這個目標呢？最有可能的解釋有3個方面的原因：
1、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在第一戰役的作戰中太順利了。這些順利的作戰，使毛澤東和金日成都想徹底戰勝對方再停戰。可是，
2、第2次戰役開始以後，中朝兩軍越打越艱難。從試圖整師、整團消滅敵軍，退到毛澤東說的「零敲牛皮糖」（力爭整營消滅敵軍）。結果，連這個「零敲牛皮糖」的目標也很少能夠實現。直到「第五次戰役」，雙方拉了兩次鋸，先是美韓奪了中朝600平方公里的地盤，後是中朝又從這600平方公里中奪回163平方公里。大概雙方都認為，這樣已經可以「體面地」結束戰爭了，這才停戰了。不過，據李奇微的回憶錄，聯合國軍司令克拉克還想打。所以他在簽字的時候說，他是服從政府的命令，第一次在美軍沒有打勝的戰爭中簽了停戰書。這句話，在我國被錯誤地理解了。克拉克的言下之意是，他可以把戰打到完全勝利的時候為止。可是，美國國會和政府都不同意打了，他只好簽字。
3、許多文獻表明，整個抗美援朝的決策是毛澤東在得到了彭德懷最關鍵性的支持之後做出的。而毛澤東的性格是知錯不改，將錯就錯，一錯到底，而且不允許人家批評。於是，儘管他對出兵朝鮮表示懊喪和苦惱，而他也必然要把這個錯誤固執到底，不許糾正。事實上，箭已射出，他也沒有辦法糾正。戰爭的發展使他想儘快結束也變得不可能了。
也許，中國捲入韓戰，而且延續時間那麼長，奧秘就在這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