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金瑜出事後,各方都撇得一乾二淨:丈夫說沒家暴;地方通報說沒接到過求助(確實沒報過),表明自己沒失職;當地人則說對她的事不知情;各方都做出了有利於己方的陳述,仿佛從頭到尾,就只有她一個人全錯了。這樣,她的處境就像是半年多前山東替考案中的苟晶,在輿論漩渦中被人抓住各種小辮子窮追猛打,人們關注的重心從社會的結構性問題轉向了個人道德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