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由治及興原來還有一個看點，就是口號治港的降臨。
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近日提出香港由治及興的「五項需要」，包括需要緊守國家安全的底線、發揮「一國兩制」的繁榮穩定的作用、提升香港的國際競爭力及獨特地位、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新思維創造香港的新天地等等。
「五項需要」勢將成為特區今後施政的綱領，本身無可厚非。不過，綱領若不基於審時度勢，加上欠缺具體辦法，結果既不能認清矛盾對準焦點，也無制訂有效措施，施政綱領流於口號，並不能對症下藥。例如夏寶龍主張由治及興的關鍵是，鞏固及發揮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並指出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等。問題是過去四年，隨着股市長期低迷、公司市值下滑、集資金額驟降，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日漸退色。同時，香港對中國經濟倚賴與日俱增，但中美關係吃緊，中國外貿放緩，亦削弱貿易及航運對香港的經濟貢獻。因此香港的問題不是鞏固更不是發揮優勢，而是儘量挽回已經失去的優勢。
再如香港需要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疫情過後，由於兩地價格差距大，再加人民幣兌美元貶值，大量香港人選擇到深圳消費，但大陸到港旅客卻減少，令本港內部消費市場疲弱不振。可見，問題出於香港人太過融入大灣區生活，以至有損本港經濟，但當局卻束手無策，只因兩地融合的宏大目標，大得掩蓋兩地的競爭關係，也不容計較加強融合對香港帶來的不利影響。
這五大需要都是一些觀念，除上述的不能切中時弊的，也有些難以令人信服。例如夏寶龍說：「實現由治及興，需要守牢國家安全的底線，才能護航香港高質量發展。」不過，2020年之前，香港一條《國安法》也沒有，經濟大致上繁榮向上，比五年後的今天還要好，難道那些年的繁榮是假象嗎？北京可以辯說，當年香港雖然繁榮，但不算「高質量發展」。但眼下香港，國安法一條變兩條，經濟不景氣揮之不去，難道這就是高質量發展？
再者，五項需要所樹立的目標，陳義甚高，但如何達標卻顯得不知所措。例如「需要把香港的獨特優勢鞏固好、發揮好」，就要「進一步提升國際競爭力」，因此需要「引進全球高端創新人才」、「大力發展金融科技」、「打造高增值海運服務業」、「建設智慧港口」等等項目。不錯，每個項目活動都達成，當然能夠鞏固及發揮到香港的獨特優勢了。但如何才可以做到？試問一個自己的人才也留不住的地方，可以向全球招引人才過來嗎？一個地方實施一套歐美社會十分戒懼的國家安全系統，可以通過發展金融科技挽回歐美資本的信心嗎？一個港口經營成本比鄰近地方高，但貨物來源或目的地大多是大陸各地，究竟要增值多少，才能勝過大陸的對手？
除了高舉目標，中央還有的是不會錯的原則。例如夏寶龍要求香港要根據「本地的資源稟賦、產業基礎、科研條件、市場等等，有選擇地推動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構築香港競爭新優勢。」相信大家不能同意更多，但怎樣「選擇」，又如何取捨什麼產業、模式，才能取得什麼的新優勢？
夏寶龍又勸勉大家，要以香港作為橋樑，「連接祖國內地同世界各地」、「跟上時代發展步伐」、「應變、求變」，以解決問題。問題是，當歐美國家大多強烈反對《國安法》，香港在制度上與大陸進一步拉近，又如何取信歐美，與他們「連接」？《國安法》對「外部勢力」加強戒備，香港又可以有什麼「創新」「求變」的「新思維」？
中央大員為香港設定目標，但明確措施欠奉，只是千叮萬囑，「五項需要」再加「四個堅信」*，最後更講明「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作為當家人、第一責任人」。意思清楚不過，連串口號之後，香港的發展目標既定，中央任務完成，最後能否達標，責任全在特區首長和政府。
「五需四信」之下，特區已進入口號政治的年代。一輪口號之後，其他不說，特區當局面對獨力承擔的責任，或者明知中央對「五需四信」煞有介事，又怎會自把自為，因此任何重大施政措施出台之前，甚至之後，又怎會不積極探聽以至主動請教上方，而香港特區的自治權和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轄權，到此也就得到完美的統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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