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條立法讓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環境雪上加霜，中共放棄競爭了嗎？時評作家長平認為，香港在經濟輸給新加坡，就是中共在政治上的勝利。
「打着打着，突然發現對手都自殺了，沒辦法啊。」一位知乎網民在回答問題《怎麼看2023年新加坡經濟破5000億美元？》時說。還有網民拼貼了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各種笑臉，稱其坐收漁利，夢中都要笑醒。2020年中國在香港實施《國安法》之後，在多種權威的經濟自由度排名之中，曾經數十年蟬聯第一的香港已經讓位於新加坡。中共當局和香港政府對這樣的「成就」顯然還不滿足。上周，香港立法會全票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完成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
這項立法加大所謂「叛國」、「叛亂」、「勾結境外勢力作出煽動」、「境外干預」、「非法披露國家機密」和「間諜活動」的量刑，擴大所謂「國家秘密」的定義，更設有「域外效力」條款用以全球執法。儘管已有心理準備，國際社會仍然深感震驚。法治與自由環境的進一步惡化，將讓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遺址」更加荒涼。在經濟發展方面，中共拱手認輸的競爭夥伴不只是新加坡，而是價值領域的整個西方世界。
那麼中共放棄競爭了嗎？這與它近年來打造的「戰狼外交」形象顯然不符。如果沒有放棄，甚至更加「戰狼」了，它在與誰競爭，競爭什麼呢？
有中國網民拼貼了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各種笑臉，稱香港正將亞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讓位給新加坡，新加坡坐收漁利
「西方價值觀」與「民主價值觀」
柏林圍牆倒塌幾周之後的1989年12月初，時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和美國總統布殊在馬耳他舉行會晤，確定了冷戰的和平結束，被譽為1945年雅爾塔會議之後最重要的會議。根據美國前駐蘇聯大使小傑克·馬特洛克（Jack F. Matlock Jr.）的回憶，在這次會談中，戈爾巴喬夫表達了他的一個重要不滿：反對布殊認為「西方價值觀」已經勝利的觀點。一開始，布殊感到不解：西方價值觀體現的不正是戈爾巴喬夫倡導的同一原則（比如透明度和公開性，在各領域刺激增長的措施及自由市場）嗎？蘇聯方面解釋說，這個詞暗指西方價值與東方價值，或北方或南方價值不同，因此對許多蘇聯人來說將意味着是西方意識形態帝國主義。最後，雙方達成的意見是，使用「民主價值觀」作為共同宣言的基礎。
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2024年3月22日簽署了《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即「第23條」，第23條在3月23日刊憲生效
跟戈爾巴喬夫不同，中共更喜歡用「西方價值觀」來替代「民主價值觀」，把制度衝突裝扮成文明衝突，甚至把現代醫學稱為「西醫」，把傳統醫學稱為「中醫」。在這個意義上，我也非常贊同近年來很多政界、學界和新聞界人士的努力，那就是沿襲「馬耳他會晤」的精神，消除「中西方」對立的話術迷霧：所謂中西方之爭，不是中國與西方的競爭，而是專制與民主的競爭。
然而，我們仍然要面臨這樣的一個現實：民主自由價值觀就是政治意義上的西方價值觀。之所以要強調這一點，是因為很多西方人總是很犬儒地認為，民主自由固然在香港失敗了，但是那是中國的失敗，而不是西方的失敗。西方人失去了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只需要轉移到新加坡就可以延續春夢。
適合專制的世界新秩序
眾所周知，東西方不只是一個地理概念；人類社會也不只是用主權來歸類。在地理位置和主權上，和北京、上海和廣州一樣，香港屬於中國；但是，在社會制度和文化上，它屬於西方——實行市場經濟、言論自由和司法獨立——「一國兩制」的本質，就是中共承諾保持這種社會制度和文化上的劃分。香港人之所以需要這樣的承諾，不是因為他們習慣了西化的生活方式，而是因為那樣的社會制度保障了基本人權，是更加公平正義的生活方式。
1989年12月初，時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和美國總統布殊在馬耳他舉行會晤（圖）。時評人長平非常贊同沿襲「馬耳他會晤」的精神，消除「中西方」對立的話術迷霧：所謂中西方之爭，不是中國與西方的競爭，而是專制與民主的競爭
冷戰結束之後，「對抗」成為一個負面的詞語，「包容」、「接觸」和「對話」風行三十年，直到近年來西方社會開始反思，政界人士改稱與中國是「競爭性夥伴關係」。中共宣傳反對「競爭」，強調「互利共贏的夥伴關係」。
「互利共贏」是中共宣傳對中國與西方關係的迷幻描繪。曾幾何時，這個意義上的西方也包括了香港。香港人也的確感覺到自身國際金融中心與中國內地巨大市場結合的美妙瞬間。一直感覺到巨大壓力的香港民運人士並沒有這麼天真，但是他們中的很多人以另外一種天真期待另外一種「互利共贏」，那就是由本土派大聲說出來的願景——「井水不犯河水」。聽上去這是「一國兩制」的另外一種說法，但它更強調與中國內地的民主抗爭保持距離，從而換得自己安居一隅。
無論從水文地理上說，還是從意識形態上講，「井水不犯河水」是不可能存在的現象。遺憾的是，它不只是當年高壓之下求生存的部分香港人的想法，也是當今很多西方人的奢望。為什麼說它是一種奢望呢？蘇聯問題專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斯蒂芬·考特金（Stephen Kotkin）在最近的一次訪談中說：我們尊重中國五千年文明和當代成就，應該與之共存，問題是在什麼條件下共存？西方人崇尚自由開放的社會，認為法治才能帶來和平與繁榮，不願意生活在新疆和香港。但是，中共並不想要這樣共存。為了自身政權的安穩，中共需要建立一種新的世界秩序，這種秩序應該更加適合專制政治，而不是西方人珍視的價值觀。
我認為考特金教授解釋了中國和西方競爭的本質。在這個意義上，中共並不需要一個自由的國際金融中心，甚至不需要任何自由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在經濟輸給新加坡，就是中共在政治上的勝利。香港的失敗，不只是中國的失敗，也是西方的失敗，是人類文明中民主自由價值觀的失敗。而且，中共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努力不會因為改造了香港而止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