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合影，謝家榮在第五排左一。（公有領域）
1966年8月13日，謝家榮安靜地走了。那天夜裏，他獨自穿戴好，服下大量安眠藥，躺下後蓋好白被單，就再也沒有醒來。
睡前，他在小桌上留下一張紙條，上面寫着：「儂妹，我先走了。望你保重。」儂妹是他的太太吳鏡儂。
1966年的8月，是文革爆發後最狂熱的一個月，又稱「紅八月」。積極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起來造反的紅衛兵，像脫韁的野馬，到處橫衝直撞，打、砸、搶、抄家、殺人，恣意妄為。
據1980年12月20日《北京日報》報道，1966年8-9月，北京有1,772人被紅衛兵打死，33,695戶被抄家，85,196個家庭被逐出北京。
為中國地質學辛勤耕耘50年的一代地質學大師謝家榮，就是在這瘋狂的「紅八月」，不忍屈辱，決絕離世的。
謝家榮為什麼自殺？縱觀謝家榮一生經歷的得失、榮辱、甘苦及其心路歷程，或許可以找到真相。
謝家榮的學問有多大？
謝家榮被稱為「當代中國屈指可數的幾位地質學大師和地質學啟蒙者之一，是百年中國第一號礦床學巨匠」。
1897年，謝家榮出生在上海一個清寒的職員之家；1913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北洋政府農商部地質研究所，成為中國第一批學習地質學的學子。
1917年，他被北洋政府選派到美國留學深造。先入史丹福大學學習，後到威斯康星大學讀研究生，獲理學碩士學位。
1920年回國後，他曾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央大學、東南大學、中山大學任教。期間，到德國和法國做過訪問學者。
地質學是「地球科學」的一級學科，其基本內容是「基礎地質學」或「自然地質學」,可分為三大部分，即靜力地質學、動力地質學和歷史地質學。謝家榮在這三大領域都卓有建樹，被稱為「全方位地質學家」。
民國時期，他不僅是中央研究院的首批院士，而且是負責甄選院士的「院士選舉籌備委員會」的15名成員之一。
中國科學院地質門的老一代院士，如李春昱、黃汲清、程裕淇、王鴻禎、郭文魁、楊遵儀、董申保、趙金科、張文佑、孫殿卿、盧衍豪、葉連俊、袁見齊，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阮維周等，都是他的學生。
中科院院士李廷棟說：地質部系統中，全國一半省地質局，吉林、遼寧、河北、山東、山西、江蘇、江西、湖北、貴州、廣東、陝西、青海的省地質局總工程師，各自治區測量局的總工程師，或技術負責人，都是謝先生的學生，或謝先生測勘處的人。當時，中國石油、冶金、煤炭、核工業等系統的骨幹地質力量也大都是謝先生的學生。
謝家榮的貢獻有多大？
2007年，為了紀念謝家榮誕生110周年，30位中科院地質門的老院士，組成《謝家榮文集》編委會顧問組，對謝家榮過去發表的地質學方面的文章進行收集、匯編，然後由中國地質出版社出版。
謝家榮對中國地質學的貢獻，集中體現在這套八卷本的《謝家榮文集》中。其中，第1卷第2卷是地質學，第3卷專講煤地質學，第4卷專講石油地質學，第5卷第6卷是礦床學。文集中收錄的文章有400多篇，700萬字。
編委們儘可能搜集了能找到的文章，但據總編說，有許多文章，甚至很重要的文章，都遺失了。
謝家榮被稱為中國「迄今為止發現礦床最多的礦床學家」。
1949年中共建政前，他是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礦產測勘處處長，專門負責找礦。
1949年中共建政後，他是政務院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計劃處處長，主要職責也是找礦。
他親自發現和指導發現了淮南煤田、福建漳浦鋁土礦、安徽鳳台磷礦、南京棲霞山鉛鋅銀礦、甘肅白銀廠銅礦等一批重要的礦床和煤田。他對銅官山銅礦、江華錫礦等的研究與開發，對中國第一、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完成做出了重要貢獻。
他是注意到在華北和東北平原下可能存在石油的第一個中國科學家，他的石油地質理論和科學預測，直接導致了中國第一個油田——玉門油田和中國第一大油田——大慶油田的發現。
謝家榮被打成右派
1957年春，毛澤東一再鼓動高級知識分子給黨提意見，幫黨整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但是，毛的真實意圖是「引蛇出洞」，然後將蛇「一網打盡」。
謝家榮不知有詐，信以為真。
以前，他一直做着領導找礦的事，也找到了很多礦。他很想繼續發揮他的專長，繼續指揮找礦，找更多的礦。但是，在他找了一段時間的礦、並取得顯着成效後，中央不要他指揮找礦了。為此，他對中央的人事安排有意見，對地質部領導的安排有意見。黨號召提意見，他就把心裏話都說出來了。
1957年春夏之交，風雲突變。「幫黨整風」迅速變成「反擊右派分子向黨猖狂進攻」的反右運動後，他提的意見被認為是反黨。
中共建政後，對蘇聯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蘇聯派了不少專家到中國，對中國的經濟、科技、文教等進行指導。就地質學上的一些問題，謝家榮與幾個蘇聯專家發生過爭論。這本是正常的學術之爭。但是，反右運動開始後，他被扣上「反對蘇聯專家」的罪名。
「反黨」加「反蘇」，謝家榮被打成右派，受到大會批、小會鬥。他被迫一遍又一遍檢討。他的職務也一降再降，從地質部總工程師，降到地科院，再降到研究所。
他的長子謝學錦也被打成右派。原因是，整風期間，他對研究所的工作提了兩點意見，一是研究工作的計劃性不能太強，二是出國參加學術會議的人選，最好是寫過論文的人。
一位參加過國際學術會議卻沒有寫過論文的同事從此對他懷恨在心。反右時，這位同事批判他和他的父親謝家榮唱的是一個調。繼而有人揭發，他曾說「不要層層領導都要黨員來當」，跟「大右派」儲安平觀點一致，他還說「儲安平是黨外人才」。此為「反黨」。他在業務上也與蘇聯專家辯論過，此為「反蘇」。
父子雙雙被扣上「反黨」、「反蘇」的罪名，被打成右派，對謝家榮身心打擊是非常大的。從此，他變得沉默寡言，與人無爭，於事無爭。
謝家榮文革再遭難
1966年5月文革爆發後，地質科學院的造反派立即把他揪出來，對他進行猛烈批鬥。他被說成地質界的「反動鼻祖人物」，地科院的「黑色壇台人物」。
地科院到處是批判他的大字報。「謝家榮」三個字被歪着寫、倒着寫，圈了紅圈，打了紅叉。他的姓名前面標的是「資產階級大右派」、「人民的敵人」、「反動學術權威」，「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壞分子」等。
一張大字報給他扣上「國民黨政府偽地質部部長」的「罪惡頭銜」。之後，這個「罪惡頭銜」被刷得到處都是。但是，國民政府壓根兒就沒有設立地質部。
還有大字報揭發他「發現淮南煤田是個大陰謀」。1946年，正是蔣家王朝搖搖欲墜之時，他卻選擇在這個時候在淮南找到大煤田，目的是給風雨飄搖的蔣家王朝輸血。
1966年8月8日，驕陽似火，地質科學院爆發了一個叫「八八暴動」的事件。地科院的造反派傾巢出動，將地科院的所有「反動學術權威」一鍋端，全部趕到院子裏，強迫他們跪下，謝家榮跪在最前面。
那時謝家榮已是68歲的老人，身體一直不太好，行動不便，下跪時動作慢了一點，被造反派按住頭，大聲呵叱、辱罵。
8月12日，地質部召開批斗大會，造反派再次把謝家榮、程裕淇、陳毓川3位科學家揪去批鬥。他們被打罵、被戴高紙帽、胸前掛個大牌子。
這一次比一次更激烈、兇猛、惡毒的批鬥、誣陷、辱罵、下跪、毆打，身心的折磨，使謝家榮的心理承受到了極限。
8月13日晚，謝家榮藉故自己晚上睡不好，總翻身，跟太太說，今晚不在房間睡，到門廳去睡，以免打擾她。
8月14日一大早，吳鏡儂在門廳里發現，丈夫已沒有氣息，渾身冰涼。
謝家榮太太隨他而去
謝家榮死後，女兒謝恆把母親吳鏡儂接到自家居住，很快又被地科院的造反派糾纏。他們聲稱吳鏡儂有東西轉移過來，多次抄謝恆的家。失去丈夫的吳鏡儂，如驚弓之鳥，更為連累女兒、女婿難過。
一天，趁女兒不在家，吳鏡儂留下一張字條：「我回百萬莊（謝家榮家）了，今天晚上你不要來，你們明天早晨有空的話，可以來看看我。」
等到謝恆趕到父母家時，為時已晚。母親吳鏡儂穿着一套乾淨衣裳，用一條白布單罩在身上，蓋住頭和腳。她身旁，也有一個裝安眠藥的空瓶子、一張字條，還有一筒阿膠補品。字條上寫着：「女兒：我走了，去追趕你的父親，他得有人照顧……。」
結語
1949年4月中共佔領南京前，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到南京召集院士開會，動員他們去台灣，說飛機已經準備好了。但謝家榮不為所動，沒有去台灣。
幾乎同時，太平洋國際科學會議在新西蘭召開，組委會給謝家榮寄來邀請信，但他也不為所動，沒有去新西蘭。
當時，他相信中共，擁護中共，以為中共建政後會一心一意建設新中國，堅持留在中國。他對中共從來沒有二心，只想老老實實地在地質學研究和應用方面做些事情。
1957年被打成右派後，他還不死心，還在默默地對以往的科研進行歸納和總結，編撰具有總結性的《中國礦床學》，內容包括總論、礦種各論和各省找礦指南。這本書還沒有寫到一半，文革就爆發了。
毛澤東發動文革，就是革文化的命，革深愛祖國一心想為祖國的富強奉獻的高級知識分子的命。
這場瘋狂的文革，最終，把中國地質學界頂尖的學者謝家榮逼上了絕路。
中共為何對謝家榮這樣的知識精英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2004年大紀元發表的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揭開了謎底：中共是一個以「假、惡、鬥」為本質特徵的邪黨。
大紀元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