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招弟的電動車不大，能擺得下外賣箱的位置只有座位下的踏板。外出跑單時，她必須用雙腳小心護住外賣箱，確保它不會掉下車，也不能劇烈晃動。否則，可能會面臨餐品灑漏、顧客投訴等諸多後果。對張招弟來說，這不是一份輕鬆的工作，但她需要這份工作。
張招弟跑外賣四五年了。上一段婚姻中，丈夫在工地幹活，早出晚歸，日常只有她和婆婆在家。但凡她待在家中，耳邊就儘是婆婆的嘮叨、挑剔和控制：「洗衣服要用手洗」「不要躺在床上」「什麼時候去上班」……每到此時，張招弟恨不得立刻「飛出去」。
成為騎手後，打開院門、跨上電動車的那一刻，她意識到，自己終於可以自由呼吸了。
穿梭於大街小巷的騎手中，鮮有女性。根據餓了麼的調研：九成以上外賣騎手為男性，八成來自農村。也因此，人們習慣性稱騎手為「外賣小哥」。
而就在諸多「外賣小哥」中，我們發現了一些名為「招弟」的女性騎手——她們大多成長於農村，大多有姐姐，大多也還有一個弟弟。
一個呱呱墜地的嬰兒被命名，映射的其實是他父母與周遭社會的價值觀。有人希望孩子聰慧美好，有人希望孩子飛黃騰達，有人希望孩子平安長大……而「招弟」的名字，從不屬於自己，而是屬於未出世的另一人。
在外賣騎手這樣一個男性主導的行業里，「招弟」經歷了怎樣的人生？她們如何尋找生活的出口？帶着這些問題，我們找到了兩位「招弟」，聽她們講述起自己的故事。
弟弟招來了，我被遺棄了
張招弟34歲，出生在浙江最南端的農村。她有兩對父母，結過兩次婚，生了兩個女兒。她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是誰取的——原生家庭里，她是第三胎，有兩個姐姐。在她之後，父母如願生下了男孩。至於這個名為「招弟」的女兒，則在幾個月時被棄到橋下，一對殘疾人父母把她抱了回去。而這對殘疾人夫婦，在幾年後也生了兒子。總之，在這裏，生男孩似乎是每個家庭的任務，是每個女人與生俱來的「使命」。
「女孩讀書也沒什麼用，還不如早點兒嫁人」，當年在老家，誰不這樣想呢？慢慢地，張招弟也不喜歡上學了，「一心想着玩」。初中沒畢業，她就「出了社會」，打工掙錢。她做過各種工作——保潔、服務員，也開過三輪車載客，一個月掙兩千來塊，勉強能養活自己。
第一任丈夫是她在網上認識的。對方比她大10歲，做搬運工，張招弟不顧身邊所有人的反對，跟這個自己覺得「成熟」的男人走在了一起，生養了兩個孩子。
婚姻中，矛盾始終不斷。張招弟和公婆住在一起，想抱孫子的公公對生了兩胎女兒的兒媳很是不滿；婆婆控制欲極強，想要干涉她生活的方方面面；至於那個大她10歲的「成熟」男人，對母親言聽計從，矛盾升級時，會掐着她的脖子不放。每到這時，張招弟就想要逃走，「飛出去」。
張招弟離了婚。她先是回了親生父母家，父母很客氣，「這裏不是你的家，以後不要再來了」——彼時，她剛和他們相認幾年。於是張招弟又回到養父母家，從此和親生父母再無聯繫。
小縣城裏，縱使婚姻再不幸福，那也比離了婚強。當初反對她嫁給前夫的那些親戚朋友，都勸她去復婚。張招弟不聽勸，「明知道他家是個陷阱，我怎麼可能再跳進去」。為了躲避那些複雜的目光，每到過年，她都獨自躲在娘家的房間裏。時間久了，她逐漸封閉自己，不大出門，也不和人打交道。
「招弟」們人生最初的版本都有些類似。作為家裏的老二，羅招弟打小就知道自己名字的含義——連着生了兩個女兒，家裏想要個兒子。這在農村並不少見，羅招弟記得，同村還有一個女孩叫「引弟」。這些西北山村裏的女孩，大多讀到中學便外出打工，接着結婚生子，羅招弟也循着同樣的路，從村子走到縣城，接着一頭扎進婚姻和育兒中，只剩眼前的瑣碎，再也不見遠方。
做騎手前，羅招弟當了十來年家庭主婦。她初中畢業後開始打工，20歲結婚。丈夫在工地勞作，她就留在家裏帶娃，雖然也想出去賺錢，但「實在走不開」。大兒子長到8歲時，小兒子又出生了，羅招弟也便重複着餵奶、帶娃、接送、做飯、打掃等傳統認為女性該承擔的家庭事務。
羅招弟所在的寧夏縣城，沒什麼工業產業，男人們多在本地打工或外出務工，而對羅招弟這樣已婚已育的女性來說，工作機會寥寥無幾。即便是她早年打過工的那家超市，工作時長也無法兼顧幼兒或接送學齡兒童上學。
2022年，羅招弟家出現了財務危機。大兒子沒考上高中，最終決定去外地上職校，每年3萬多學費成了壓在夫妻心口的一座山。丈夫日常在工地打工，穩定的時候一個月也只能掙到五六千。
羅招弟愁得睡不着，尋思着自己怎麼也得出去工作。
也是有工作的人了
一次點外賣的工夫，40歲的羅招弟找到了工作——騎手來送餐，滿腦子都是找工作的羅招弟攔着對方問招不招騎手，接着她找到最近的餓了麼站點的站長，問了下需求和要求，直接上崗了。
做騎手是羅招弟幾乎唯一的選擇，這份工作門檻不高，時間自由，「干別的耽誤照顧孩子嘛，小的還在上學，要做飯、接送孩子。」
她的跑單時間完全配合小兒子的時間表。早上7點多送孩子上學後，開始跑單；中午是外賣點單高峰期，通常羅招弟做好飯後，11點多先把孩子接回家，自己出門跑單，下午一點多送孩子上學，再把熱在鍋里的飯拿出來吃幾口。晚上，她通常會跑單到8點多，如果孩子作業太多，就索性不出門。
在羅招弟站點裏，還有一位像她一樣的寶媽騎手。考慮到女騎手的家庭情況，站長沒有給女騎手排班。她們無需像男騎手一樣有出勤時段要求，而是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安排上線和下線時間。
在成為外賣騎手之前，張招弟在一家飯店做服務員，老闆嫌她手慢，把她開了。對張招弟來說，跑外賣自在得多——沒有老闆，也沒有婆婆在旁盯着，只要勤快點兒，她一個月能掙上還算可以的收入。
對羅招弟來說，送外賣最難的是找路。縣城不大，平房很多，騎手們不分區，都是一個人跑整個縣城。有時地圖上無法顯示具體地址，就意味着無法導航，只能給顧客打電話問路。
剛開始不熟路的時候，她一天只能送出十幾單。逐漸摸清縣城道路後，羅招弟送餐速度快了起來，兼顧孩子上下學吃飯的同時，她一天能送三十多單，這筆收入她很滿足。
對比現在每天出門工作，過去做家庭主婦的日子在羅招弟看來「無聊極了」。那些年，她每天做完家務，就自己在家繡鞋墊。十多年裏，除了陪親戚去北京看病和到隔壁省探親，她幾乎沒出過遠門。
跑外賣可不一樣，見的人多，心也漸漸開闊了。在站點休息的時候，羅招弟認識了不少朋友。一個下雨天，羅招弟敲開顧客的門，對方看到門外是濕漉漉的女騎手，硬是把她請進屋，請她喝了杯熱水。羅招弟不擅表達，她只說「遇到過好人」，這件事讓她記了很久。
找前夫打官司，我不怕了
我們的身邊，究竟有多少「招弟」？
在公安部「互聯網+政務服務」網站上，我們以人數前五的姓氏王、李、張、劉、陳進行檢索，發現這幾個姓氏中共有超過2.2萬女性叫招娣或招弟。據此前澎湃新聞報道，國內某省叫「招弟」之類名字的女性超過1萬人，其中，60歲以上叫「招弟」「迎弟」的人數最多，20歲以下的偏少。
招弟，她們的命運緊緊和家庭綁定在一起。
羅招弟說，沒怎麼想過自己的期望或需求，因為「條件不允許」。更何況，在這個小縣城裏，原本沒那麼多為已婚已育的婦女提供的工作機會。
成年人的世界沒有詩和遠方，她只是想着，找一份工作，能讓家裏日子稍微寬鬆些。跑外賣的第一個月，拿到工資後，她特地接上孩子，去外面飯館吃了頓飯。
今年張招弟再婚了。現任丈夫比她大四歲，認識沒多久，父母就催着趕緊領證。張招弟覺得這樣也好，畢竟「一個人也挺苦」，「條件好的，沒找到合適的或者不願意，可以不結婚。像我們條件不好的，哪有人會這麼想啊？都是為了生存。」
外賣還是要繼續跑下去的，這是她早就有的「覺悟」。剛開始打工時，張招弟的工資都上交給父親，她沒錢吃飯，再餓都得回家吃。她說這給了自己一個教訓：不能沒有收入，要掌握經濟權。
丈夫對她不錯，雖然家裏會催着她趕緊生孩子，但丈夫覺得如果張招弟身體不允許，就不生了。婚後，她又回到了和婆家一大家子生活的日子。兩代人生活理念上難免有衝突，新婆婆也依然免不了嘮叨，但張招弟不怕了，那輛馱着外賣箱的電動車是她逃離煩悶生活的出口。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孫萍教授的調查，近年來，女性騎手的數量一直在持續增加。通過訪談孫萍發現，這些女騎手多為已婚狀態，並育有至少1個小孩。撫育子女、分擔家庭負擔成為她們進入外賣行業的重要原因。
在適應了外賣工作後，部分女性甚至開始「翻盤」，將性別優勢轉換為勞動優勢，在這個男性主導的行業中展示出了更強的競爭力。去年的全國網約配送員職業競賽中，來自杭州的二胎媽媽黃曉琴奪得冠軍；查閱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各地勞模騎手信息中不難發現，如廖澤萌、田丹等女騎手的身影。
這不單是一份餬口的工作、一份生活的底氣，更是一個可以實現個人價值的出口。對於「招弟」們來說，一輛電瓶車和一個外賣箱，在她們人生的系統里，提供了有限度的自由。
當「招弟」們走出家門，面對更大的世界，有了一些選項和期待。
羅招弟眼下最大的期盼，就是大兒子職校畢業後順利找到工作。日子更寬裕一點兒，甚至還可以計劃一次全家旅行。
張招弟則說，她想找前夫打官司，要回小女兒的撫養權。女兒是她親手帶大的，她捨不得。她想着，自己再婚了，也掙錢了，經濟獨立，至少有了打撫養權官司的底氣。
「早點要回女兒的撫養權」，最近，她把這句話寫在了自己的微信簽名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