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國家都洋溢在樂觀向上的氛圍中時，上海有些同志不讓人省心，整出了一波浦東機場不允許網約車接客的輿情。
我看到好幾個本地大V對此表達了疑惑：上海不應該做這種事情啊！這種疑惑包含多層意思：其他地方的政府這樣做不奇怪；上海是最市場化的地方，做出這樣反市場化的決策是超出平常認知；上海權力部門和利益部門即使有什麼勾兌，吃相也不會這麼難看。
這多層疑惑的背後是一個核心認知：在中國，上海是一個例外的城市，這裏遵守規則，信奉專業主義和市場作用，與國際接軌，吸收世界先進文化和思想，從而形成多元、開放和自由的氛圍。
如果想要感受什麼是現代文明，曾經，上海無疑是最好的選擇。
但是，就在這幾年，很多事情的發生讓這種認知開始動搖，並且益發確信，這是一個不可逆的趨勢。
上海官方把上海城市精神歸納為16個字：「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
其實我覺得上海人稱讚別人常說的「拎得清」是上海城市精神的最佳概括，很多事情都可以這句「拎得清」來作為圭臬，其中最重要的幾項是遵守規則，尊重物權，尊重專業，有邊界。
我有一位河南麻友對一位上海麻友很有意見，因為有一次他欠了上海麻友20塊，第二天上海麻友就微信問他要這筆賭資，從此他就說上海人小氣，不與之同台，對此我們笑了好久。前幾天另一位外地麻友的小孩來上海，請上海麻友夫婦一起吃日料，吃完後上海麻友給了小孩500元紅包。
這兩件事非常完美地體現了上海精神的一面：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我不會佔你便宜，你也不能占我便宜。
新冠剛開始的時候，口罩銷量上海最多，大家紛紛嘲笑上海人怕死。精準防控下，上海都不太戴口罩，又有人說上海麻痹大意。其實這也是一種拎得清。
在大事上上海拎得也清。鄧小平南方講話後，是上海的報紙首先做出響應。那時北京輿論還沉迷於「姓資還是姓社」這樣可笑的爭論中，上海輿論則提出「做改革開放的領頭羊」，中國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再次開啟。
好幾年前，在上海乘坐地鐵是不需要逢包必檢的，雖然安檢的機器在轉動，雖然有工作人員站在那，既然安檢沒有意義（此問題暫不在這裏討論），大家互相都拎得清，於是就以默契代替形式主義，以自由對抗繁瑣和無意義。
這曾是「上海例外」的一個象徵，自從有海康威視以來，沒有哪一個城市曾經歷過這樣的自由。
上海的拎得清，除了權力與個人生活之間保持着一定的距離外，更在於權力與經濟之間保持着距離。當然，在貪污腐敗上沒有孤島，但是，上海的公司，曾經可以在不與權力緊密勾連的情況下，也能發展下去。
但現在，這一信念也動搖了。
前不久和一個上海老闆聊，他說他們公司花很大力氣來做黨建，因為黨建做得好，街道書記就可能來考察，就會帶來資源。在上海聽到這種話，我有點恍惚。
不知道租車大佬鄭秀利是從哪裏接來的資源，讓她迅速把業務鋪到幾大城市，包括浦東機場。
可能是最近中央發的文件太多了，運管局的同志們還來不及看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下發的《浦東新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裏面有一句話說，「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也不知道這是要回歸過去，還是要展望未來。
現在的上海，正在變得無趣而沉悶。
高峰時段，人們拍着長隊進行無意義的安檢，正如前不久排着隊做核酸；之前很多小區有很多門，疫情期間被關閉的側門後來也沒有再打開；外灘也不搞跨年燈光秀了……
聖誕節和萬聖節活動還在堅持着上海例外，但我擔心有一天也終將不再。
媒體不再做監督報道，與其他地方的宣傳部門達成「互不做負面報道」的協議。學者不再針砭時事，最吃香的學者是以歌頌為生的張維為，其他人被禁言或者明哲保身。一些人更是在這兩年離開了這個地方，去了日本、新加坡、加拿大。
上海原本是很喜歡日系文化的，上海人出國的第一選擇會是日本，比如《繁花》裏玲子和凌紅。有一天我路過一個酒吧，看到一個年輕人在狂怒，因為他某些和日本有關的喜好，而被另一個年輕人罵為「日本狗」。
國際化曾是上海的一個標籤，現在我在上下班的路上，一天看不到幾個外國人。
一個城市的變化，可能是因為某個重大事件，比如封城，更多的時候，則是一個個細節的匯集。
現在的上海已經和其他城市，沒有什麼區別，它納的百川，不是從大海而來，而是從內陸而來。
並且，內陸化的趨勢肉眼可見的難以改變。
除非，和90年代初一樣，來那麼一次思想大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