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迫害人權是一系列的，它是個連續劇，你不知道是哪一段，就被搞上（迫害）了。」在德國尋求政治庇護的應紅冠女士，通過電話預約在遣返營接受了大紀元記者的採訪。
德國遣返營裏面的條件不錯，但是面臨着要遣返，她的心中別有一番滋味，只能祈求神的看顧。目前法官已經暫停遣返，律師提交了第二次庇護申請，但需要等待移民局確認。
圖為2019年10月，應紅冠（左）在香港街頭參加遊行。（應紅冠拍攝）
應紅冠告訴記者，自己的家族，上一代是非常慘烈的，所以不知道中共什麼時候迫害到自己頭上。應紅冠的外公在浙江一帶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才貌雙全，被中共指派當地下黨。1950年，由於他此前公開的身份是國民黨，被地方上的人拉出去要槍斃他。
「我外公是個傳奇人物。我外公不想讓他們槍斃，他的武功非常好，掙脫了鐵鏈以後，他是跳河自殺的。我媽媽那個時候才不到四歲，外婆日子過得不好，就改嫁了。」
應紅冠的父親早年在浙江杭州的部隊裏，因為有文化，就被挑到中國科學院工作去了。後來也是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右派」發配到浙江原籍，整天挨批鬥。
對於共產黨搞的歷次政治運動，應紅冠表示，小時候還是像故事一樣聽，等她長大以後，真正地感受到這個體制之惡，有了切膚之痛以後，「哎喲我的天哪，我的外公那時候怎麼會去給他們（中共）做事呢？！」
上世紀八十年代起，中共開始實施計劃生育。因為超生的孩子是報不了戶口的，為了要二胎，應紅冠通過當地政府的途徑買了一個身份證。
「我的父母親只有我一個孩子，有個妹妹夭折了，我長大以後就感覺很孤單，我說我一定起碼要兩個孩子。」應紅冠介紹，中共地方政府一邊搞計劃生育打擊你，一邊又在那裏賣戶口。那時候沒有互聯網，戶口信息全部是用手抄寫的。直到2004年第二代身份證出現，身份證信息全國聯網，全國至少有一百多萬身份證重號。
據陸媒2007年報導，全國大約有150萬人的身份證重號，與重號身份證號碼掛鈎的業務和證件都受到影響。在換發二代證的前期準備過程中，貴州、寧夏、廣東3省區分別糾正身份證重號16.8萬餘個、7萬餘個和14.8萬個。十年後的2017年4月，中共公安部又宣佈，全國公民身份證號碼重號人數由171萬人減至8人。
「其實這一百多萬個重號，都是他們（政府）賣錢賣出去的。有些人買身份是為了做生意，像我們很多人是因為計劃生育的打擊。從八十年代就開始了，已經過了20年了，很多人買社保、辦銀行卡、辦保險，都是用另外一個身份證號碼。當時中國政府說要用三年、四年把它更改回來。」
「就是在更改的過程當中，我的農業銀行的儲蓄卡已經更改過來，但信用卡沒有更改過來，在跟客戶交易時，信用卡超額了以後被鎖住了，他就說你是信用卡詐騙。我只刷了兩萬塊錢，家人在外面走動（送禮）花了差不多十萬塊錢。」
在被定罪的九個月時間裏，應紅冠思考了很多，這明明是政府發行的身份證，辦案人卻說，「你想告政府嗎？你不找死嘛！」在看守所，她也看到很多冤案，包括強拆的。「我老家浙江，很多人做老闆，十個有九個在經營過程當中，它就是讓你踩『紅線』，罰款是家常便飯，如果想抓你的話，也有很多啊。」
此後，在外婆和母親的影響下，應紅冠信了基督。「我們是家庭教會的，我不去政府的三自教堂，因為我已經在腦海里形成了一些理論上的東西了，共產黨領導下的那種教會我不去。」
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後，逐漸開始打擊家庭教會。「比方說我們到一個小區去聚會的時候，就不能去很多人。如果有幾個人，我們還會擺一場像打麻將一樣的麻將桌，跟他們像貓捉老鼠一樣的，躲躲閃閃地聚會。
「同一時期，微信也興起了。有老師、朋友傳播一些政治理念，民主自由，中國的現狀啊，還有一些法制的內容。那時候聽一些音頻比較多，進了一些法制群，還有個『女人國』，就是女性熱愛民主自由的群，關注人權方面，民主思想就成型了。
「後面我們又開始翻牆，2016年我在YouTube上面關注新唐人電視、大紀元，有幾個比較有名的自媒體人，像唐靖遠、章天亮啊，還有兩位基督徒也是講時政評論這一塊，我都會關注他們。」
應紅冠女士早年在深圳的外企工作，懵懂感覺人家過得很好，不像中國人總是覺得苦兮兮的。她經常去香港，體會香港的文明和繁榮。2008年她帶兒子去香港，兒子也說，「真不一樣，跟大陸不一樣！」
「但是2015年以後，香港變化很大，很多大陸人在那裏了。我感覺香港的文明程度，有些內涵的東西就少了很多。我認識的好幾個香港人，2010年前後也移民了，在加拿大的比較多。香港最可惜了，我是很心痛香港（被中共毀掉）。」
2019年6月9日，香港爆發了反送中大遊行。「那個時候我在德國，看到香港大遊行以後，我就很震撼了。香港人的民主意識、法治意識很強啊，我很羨慕他們，天哪，他們這個遊行真是太震撼了。」
當時應紅冠的兒子已經在德國留學，應紅冠辦理了兩年多次來往的申根簽證，多次去德國探親，往返大陸。「我前面確實還是安全的，因為我沒暴露。」應紅冠當年7月份回中國，到了10月初，三個月的探親間隔期滿，再次回德國之前，她於9月30日進入香港，準備要參加遊行了。
2019年10月，應紅冠在香港街頭拍攝的照片。（應紅冠拍攝）
她回憶說，「2019年是中共建政70周年，香港醞釀在10月1號這一天組織一個最大規模的遊行，因為已經有過百萬人遊行，他們要在10月1號遊行對抗中共的建政。香港的朋友說，他們都已經準備好了。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的時候，全港的地鐵全部停運，一大早五點多鐘就關門了，這一停運以後，九龍的人去不了港島，合不了流，就等於分散遊行，我就在九龍這邊分散遊行。」
應紅冠在香港停留了7天時間，參加了大大小小的遊行，拍攝了很多視頻和照片。應紅冠印象最深刻的，是人們在香港九龍的警署外面圍了很長時間。
2019年10月，應紅冠在香港街頭拍攝的照片。（應紅冠拍攝）
「香港人就說中共破壞法治，破壞規則，《中英聯合聲明》就成了歷史文件了，有些人說說就哭起來了，那個真的是感情。有個老年人說，我們看到大陸改革開放了，總以為會改良……很多人都流眼淚。」
「遊行時年輕人走在前面，很多人戴着口罩蒙着面，但是年紀大的人都不蒙面，他們身上掛着標語，胸前就是『保護孩子』，背後的標語是『保護自由』。還有在香港工作的台灣人，呼籲不要讓台灣成為香港。」
應紅冠注意到，為了「十一」到來，在警察署外圍，還有最繁華的九龍商業街，有些大樓安裝了新的監控攝像頭。6、7、8月份，有些到香港參加遊行的大陸人還是安全的。9月份去香港的，就有人回到大陸被抓了。
當年11月份，中共政府推出了新的《宗教管理法》，將於2020年3月正式實施。「這個打擊宗教也都是為了中共70周年，我的教友失聯也是那個時間。」應紅冠感到了恐懼，決定在應急下申請難民庇護。
沒想到這個案子一拖兩年，直到2022年的3月上訴失敗。由於跟律師的溝通誤會，應紅冠沒能及時遞交二次庇護的申請，導致沒有有效證件被抓，險被遣返。「因為疫情，2021年全在封控，我們也提供不了新的證據。」她說。
德國疫情封控放開後，2022年12月，應紅冠先後參加了世界人權日抗議遊行、「白紙革命」活動，2023年參加了紀念89六四天安門民主運動紀念活動。
圖為2022年11月29日，應紅冠在德國杜塞爾多夫參加白紙運動。（受訪者提供）
應紅冠表示，德國這邊比較單薄，異議人士人數不多。但正因為人少，也就感覺很珍貴。在德國的德語區，中國人也不是很多，以留學生為主，這些留學生很有才華，還有人從意大利維也納那邊飛過來，參加德國的抗議活動。
應紅冠認為，中共的倒台只有它自己內部出問題才行，但是我們能做的就是讓更多人去覺醒。覺醒後人們就不會去配合它，就會去反抗它。讓更多的人知道，這個基數越來越龐大。
「因為中共的圍牆（防火牆）在那裏，人們看不到任何的東西。有些人很痛恨中共，但是他們沒有思想體系，只是在某個點上痛恨它。在國內有些人也罵共產黨，罵共產黨的人很多的。」她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