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先生仔細察看剛出土的文物
李濟小檔案：李濟（1896—1979），考古學家。字濟之，湖北鍾祥人。1923年在美國哈佛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1926年任清華大學人類學講師期間，作為中國學者第一次主持在山西夏縣西陰村進行的考古發掘。1929年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考古組成立後，長期任該組主任，並曾親自主持安陽殷墟的最初幾次發掘，對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卓有貢獻。著有《西陰村史前遺存》、《中國文明的開始》、《安陽》等。今年是他逝世30周年。
李濟之先生的墓前，大理石上刻的碑文，是由他的四個學生恭請濟之師老友臺靜農先生撰寫的。這四個學生：宋文薰、張光直是濟之師考古學專業的入室弟子，李亦園是考古人類學系的學生，許倬雲則是台大歷史系的學生，修過濟之師的課，終身感激師恩。濟之師謝世，已經30年；我自己也已將近80歲；今日執筆，過去的所聞所見，還是歷歷如在目前。
1949年中研院史語所遷台，同時，有不少中大、北大、清華的名師在台灣大學任教。早期的台大文學院，因之擁有空前強大的師資陣容，我們這些學生，遂有幸獲得許多優秀學者的教誨。濟之師是當時台大名師中的翹楚，其學術地位之崇高，使學生們都從尊敬中衍生了興趣。
台大歷史系規定考古人類學導論是必修課，我在大二時，選了這門功課，第一學期是考古學，由濟之師主講，第二學期是人類學，由凌純聲師主講。第一堂課，濟之師就提出一個問題：「在一片草坪上，如何尋找一枚小球？」同學們誰也不敢出聲。他老人家慢條斯理地自己回答：「在草坪上，劃上一條一條的平行直線，沿線一條一條地走過，低頭仔細看，走完整個草坪，一定會找到這個小球。」他的這一段話，為學生指示了學術研究與處世治事的基本原則：最笨最累的辦法，卻最有把握找到癥結所在。我自己讀書做事，深受老師的影響，一步一腳印，寧可多費些氣力與時間，不敢天馬行空。李霖燦先生，曾是濟之師在中央博物院的部屬，後來在台北的「故宮博物院」工作，用了濟之師找小球的方法，真的在《溪山行旅圖》的繁枝密葉叢里，找到范寬的簽名，在中國藝術史上添了一段佳話！
濟之師才氣高，加上思慮縝密謹慎，遂能功力深，成就大。他在克拉克大學主修心理學，在哈佛大學獲得人類學的博士學位。然而他能觸類旁通，在中國開創了考古學。濟之師發掘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開創了中國田野考古學。後來他與梁思永先生共同主持安陽殷墟15次發掘工作，從實踐中規劃了田野工作的規矩，細密周詳，至今為中國考古學界奉為圭臬。這些成就都是在才高之上，加了心細。他老人家一輩子，在學術界的貢獻，除了自己的研究工作，還擔起領導的責任，規劃研究方向，搜集與整理研究數據，組織研究的隊伍。考古學這一學門，不能單打獨鬥，關着門一個人鑽研。中國考古學，由萌芽到茁壯，充分發揮了現代學術研究的特色。濟之師從考古學的肇始，即執其要領，施展其長才與功力，為這一學門，規劃了幾十年開展的方向。
抗戰期間，史語所移到內地，傅孟真先生為了不使文物失落，不使研究隊伍離散，在物質條件十分艱難時，盡心盡力，四處張羅，只求維持大家的基本生活，研究工作得以不被中輟。當時，濟之師不忍棄史語所而去，襄助傅先生撐過了艱困的8年。在這一時期，由於醫藥不足，濟之師的兩位稚女因病夭折。多少年後，我曾目睹李師母思念亡女，帶淚苛責濟之師為什麼不早早遠赴美國；濟之師惟有垂首沉默。只在師母情緒平靜後，長嘆一聲：「大難當頭時，只能一起挺過去，總不能棄大家而去，坐視孟真累死！可是，我這輩子對不住你師母！也對不住兩個女兒！」這一番話，聞之令人酸鼻！
傅先生去世後不久，濟之師從彥堂師手上接過了史語所的擔子，除了本所事務，還必須兼顧「中研院」、台大、「故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長科會（後來稱為「國科會」）各處有關人文社會學科範圍的發展，他與沈師剛伯攜手合作。濟之師狷介，剛伯師淡泊；卻都是才智過人。二人合作，如大梁巨柱，藉助內外公私的資源，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終於將台灣的人文社會學界，由衰敗殘餘，逐漸穩定，再一步一步開拓發展。有了這二十餘年的基礎，方可有後來30年的繼長增高。
濟之師在學術發展上的領導之功，一般旁觀者看去指揮若定，舉重若輕。我曾追隨濟之師，聽候差遣，有8年之久。通過近距離的體會，觀察到他老人家在才大之上，還有心細。他籌劃一事，無不獅子搏兔，盡其全力。我有幸從他的訓練與督責領會到他一生辦事的風格：慮事之初，必先有可以實現的目標。組織一個單位或集結一個團隊，心中必先有可籌的資源及可用的人才。計劃書必須周詳可行，又有調整適應的餘地。訂立工作的內容，必須留下揮灑空間，卻又須預防弊端。使用經費，必須夠用而不浪費；校對細賬，必須精算翔實；工作進度，必須步步追蹤；審查成果，必有客觀評審。這些細節，處處都須謹慎小心。預則立，多算則勝，功不唐捐。如有失誤，也是必須牢記的經驗。濟之師經常有涉外業務，國際學術界欽佩他的學術成就，也信任他的領導能力。在國際事務上，他折衝進退，都有分寸，以平等互惠為原則，不卑不亢，為中國的學術發展，爭取外援，卻絕對不失尊嚴。他老人家對我耳提面命，經常用實際工作訓練我，我終身受用不盡。後來我與李亦園兄數十年攜手合作，都是拜老師教誨之恩。
濟之師的事功，其實與他的研究成果一樣，都可借「草坪尋球」比喻說明。他的一生志業，都是創造條件，使學術界的個人，能發揮其可能，在「未知」的草坪上，尋找「知識」的小白球；同時又將許多可供研究的資料，儘量累積與保存，再經過整理，使學術資源能為研究者所用。庶幾知識的累積，將「已知」推向更廣闊深遠的「未知」之域。
濟之師是現代學術傳統中的人物，他堅持從尋求「知識」累積「知識」，參與人類「真理」的永續大事。「理性」是體，也是用，體用不能分割。因此，他堅持理論與學理必須取決於證據與論證的過程。尤其是論證過程，必須嚴謹紮實。我想，他從研究而內化為性格與習慣，前面所說的才大而心細，正是將習性融入做事的風格。
濟之師辦事一絲不苟，做人也是自律甚嚴。例如，他一生研究古代器物，但從來不收藏古董，以免公私界限，糾葛難分。（我們這些學生，也謹守老師的誡命，不收集古物）他不喜酒肉徵逐，不愛無謂亂聊，於是一般人敬畏之餘，不敢接近。其實，他老人家望之儼然，接近時，卻是溫和可親的君子。即使廝役有了過錯，我也從未見他疾言苛責。他對音樂與美術有頗為深邃的了解與欣賞。他能彈奏古琴，也欣賞西洋古典音樂；對於書畫，有自己的看法。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其瀟灑的一面。有一次，他老人家赴美國公幹，在紐約旅館中，他邀我共餐，乃是一瓶紅酒，一條法國硬麵包，一條乾酪。我不能飲，喝可樂代酒。他老人家一口酒，一口麵包，俯視街景，打發了一餐。飯後，師徒二人又去林肯中心觀賞了一個小劇團的實驗劇。這種隨興的生活，方能見其真性情。
濟之師的政治立場是從人道主義與理性主義建構的自由主義，堅持個人有自主性，因此有各種相踵而至的自由及權利。但是一切自由與權利，其前提是不因一己的利益，侵犯掠奪別人的自由與權利。從人類學而認識，人是合群的動物。在合群之中，群（例如國與族）不能不經個人的同意，侵奪個人的權利，群與群之間，必須尊重彼此的平等，尊重彼此的自主性。
濟之師憐惜我行走不便，每次去南港，總是邀我搭他的座車同去。在車上，他會將收聽的BBC新聞，挑一兩條談論（他有短波收音機，我家只有一般的長波）。他也會在閱讀新到的期刊雜誌（例如《星期六評論》、《紐約時報書評周刊》）中，針對一些文章，提出他的想法。我在恭聽之外，也會提出自己的意見。半小時的車程，其實不夠用。因此，下車後還會在他研究室繼續談論。除了討論大陸考古新發現之外，以上的「時事」，大約是我們師生之間最多的話題了。他平時演講，都以專業為題，很少涉及時事及自己的想法。因此，濟之師與我之間的談論，可能是我能享的特權了。在這一領域，我得益甚多，因為我們觀點思路比較接近，彼此對談，使我有從第一等智慧者印證與反思的機會。
濟之師只喜歡工作，除了工作外，不慕榮華，「中央研究院」院長多次出缺，他常常代理院務，卻始終拒絕出任院長。他以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始終不支持蔣介石的專制及國民黨的威權，只因為他無所求，他才能在蔣氏面前，不卑不亢，泰然自在。這是從智慧延伸的自尊，智者與勇者，本是一體。
他老人家的終生志業是鍥而不捨地追尋知識與真理，他的人生立業，是在工作的過程，一個開放的，而又時時面對挑戰的旅程，樂在其中，他也因此除了音樂與偶爾品嘗好酒之外，別無其他娛樂。如前文已提過，他性不隨俗，行不從眾，不喜歡無謂的酒肉徵逐，無聊的應酬交際。一般人對他的印象，望之儼然，因此也不敢親近。在人叢之中，他是寂寞的，也是孤獨的。這種形象使一般人以為濟之師十分傲岸。他的才氣高，功力深，成就大。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必是招致嫉忌。於是，一般人的傳言，李某眼高於頂，看不起人。別有用心者，更會故意傳言：「李某看不起某人某人。」濟之師一生，背了不少莫名其妙的仇視與怨懟。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這是千古以來才俊之士難逃的命運，也是世間常令人扼腕的憾事。
濟之師晚年，心情相當落寞。1960年代晚期，台灣氣氛極惡。威權體制的爪牙，四處摧殘他們所謂「分歧分子」。台大先受打擊，「中研院」是下一個目標。1970年我應邀來美擔任訪問教席，本是一年聘約，為此不能回去。在所內，又有一些風波。從那時起，濟之師不斷遭遇內外的困擾。濟之師為此厭倦，遂放下了職務。我在1974年以後，每年開始，幾乎年年返台，必去溫州街請安。他老人家有心血管病、糖尿病、青光眼，諸種疾病，起居飲食，頗多限制，視力已不勝閱讀，所有能做的，只是戴了耳機聽收音機。平時上門賓客本來不多，幾位老友，又均年邁，不常來往。他的研究工作，本來是他身心所寄，那時也已停頓。他老人家心情的落寞，可以想見。我每次告辭，他總是說「下次再多談談！」又說「不知還有沒有下一次了！」分手之時，常是一聲長嘆。
大約是在1978年的一次談話中，我提到他當年草坪尋球的譬喻。那次，我們的談話主題是大陸的許多考古發現。他列舉了良渚（還提到施昕更先生的發現）、湖熟、屈家嶺、大汶口（又提到梁思永先生與龍山文化）、紅山……那些文化的意義。他指出中國文化的多元性，且相當明顯。他老人家回到草坪尋球的譬喻：「真會找球的人，不是找答案，而是找問題，讓問題牽出問題。一大堆的問題出現，『草坪』也就不一樣了！」這一時刻，他半閉的眼睛，又有了攝人的精神。這是我長久記憶的場景：一位智者，將由知識升華為智能的瞬間！
我今年也將近80歲了。從大學二年級修濟之師的課至今，將近一個甲子；我有幸追隨他老人家八年之久，更是人生難得的緣分與幸運。這篇短文，是我向學術界提出的見證：一個終生獻身於學術工作的巨人，如何將生命與工作，融鑄為一體！
200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