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語：你以為你很自由，其實只是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是不自由。
簡介：本文從齊澤克「人感覺自由是因為缺乏表達不自由的語言」切入，探討意識形態如何塑造話語霸權，對不管接受還是不接受意識形態的人，構成精神枷鎖。本文重點討論案例有兩個：一個是以「蘇聯笑話」為代表的幽默諷刺藝術，另一個是中國的「語言改造工程」（linguistic engineering）。隨着探討深入下去，我們發現，話語霸權正在限制和剝奪「表達不自由的語言」，這就像構成了一道看不見的精神枷鎖。
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Žižek）講過一個東德笑話，說有個東德人找了份工作要去西伯利亞，因為知道蘇聯人會檢查所有往來信件，於是在出發之前，東德人就跟朋友說好：如果我給你寫信用藍墨水，就說明所寫內容是真的；如果用紅墨水就說明是假的。一個月以後，朋友收到了西伯利亞寄來的第一封信，上面用藍墨水寫着：這裏一切都很贊：商店貨物堆得滿滿當當，食品很豐富，住房很寬敞還有供暖，電影院裏能看西方電影，到處都有漂亮女孩等你搭訕——只是唯一缺乏的一件物品就是紅墨水。1
齊澤克的笑話是個典型的「自指悖論」（self-referential paradox），有時也稱為「說謊者悖論」（liar paradox）：既然約定說藍色墨水所寫都是真的，但是這種真實卻只是基於缺少紅色墨水的原因，也就是說，藍色墨水所寫既是真的、又是假的——但是卻違背了藍色墨水只說真話的約定。
齊澤克想藉此表達真相獨立於字面意義上的真實：人感覺自由是因為缺乏表達不自由的語言，這樣一來，自由本身又成了掩蓋和維繫不自由的手段。齊澤克借用英國作家 Gilbert Keith Chesterton 的話說，就是：讓奴隸解放思想，就是防止奴隸被解放的最佳手段——教奴隸為要不要自由發愁，奴隸就得不到自由。2
我們知道，極權政府通常傾向於以解放者姿態登場。以解放來實現奴役、以自由來禁錮自由，是所有極權主義統治的最終歸宿。這從一個角度說明，奴役是由兩種形式構成：其中一種我們可以稱之為「受難」，另一種則是更加隱蔽的看不見的奴役。對於前者我們感覺不自由，至於後者，我們處在禁錮中卻渾然不覺。
看不見的奴役，是一種精神枷鎖，本質上恰如齊澤克所說，是由語言匱乏所致。是什麼造成表達不自由的語言出現了匱乏？事實上這種匱乏是由剝奪造成的，極權政府倡導的意識形態是促成剝奪的首要原因。
柏林人看C-54運輸機降落 (1948) | Image: Wikipedia
1. 意識形態是怎樣操作的？
在《統治的模糊性》（The Ambiguities of Domination, 1999/2015）中，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家 Lisa Wedeen 發現，敘利亞專制政府旨在通過大肆推動對時任總統哈菲茲·阿薩德（Hafez al-Assad）的個人崇拜，製造服從（compliance）。也就是說，敘利亞政府的統治策略是基於服從而不是基於合法性（legitimacy）：專制政權用強迫民眾參與針對獨裁者的致敬儀式來製造服從，即便參與者和發起者同樣不相信政府的虛假宣傳，服從仍然產生了——服從的具體形式，就是官僚和平民行為舉止「好像」（「as if」這個概念對 Lisa Wedeen 很重要）表現出對領袖的敬拜。這種「好像」政治（a politics of 「as if」）看上去既不理性，又虛偽透頂，但是非常有效地製造了服從，因為只有言語和行為上表演服從，才能實現權力實體化（to substantiate rather than legitimate power）。3
在 Lisa Wedeen 看來，意識形態就構造了這種「好像」政治：就算明知道是假的，但是你也不得不去做。意識形態就是一套在日常生活實踐體現出來的、被情感左右的話語。4
捷克作家、捷克共和國首任總統 Václav Havel 曾以共產主義國家的蔬果店小商販為例，詳細分析了意識形態是怎麼操作的。一個蔬果店小老闆在自家店櫥窗上貼了一句標語：「全世界的工人團結起來！」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呢？這麼做要傳達什麼信息？他對於團結全世界的工人真的有莫大熱忱嗎？Václav Havel 認為，事實上店主根本就沒有想過這句口號什麼意思，也沒有打算用這句口號表達自身真實想法，但是他不得不這麼做，因為多年以來其他人一直都這樣做。如果不這樣做，他就要付出代價，甚至還可能被人舉報，政府會懷疑他是否仍然忠於共產主義，麻煩會不斷地纏着他。這句標語貼在櫥窗上就像在說：「我，本店店主，我知道我該做什麼。我依照要求行事，我值得信任並且行為無可指摘。我服從權力，因此我有權不受騷擾。」5
Václav Havel 將共產主義視為一種後極權主義（post-totalitarianism）——與古典極權主義不受法令限制地直接執行獨裁者意志不同，後極權主義完全沉迷於將一切都捆綁在統一的秩序中，生活在這種國家的人，被密集的規定、公示、指示、準則、命令和規章條例壓迫得喘不過氣來。個體淪為了巨大國家機器中一個微不足道的齒輪，其生存意義也就僅限於為這台機器服務，任何偏離國家機器預定方向的行為，都會被認定是錯誤、放肆和無政府主義，6 會被當成是對後極權主義制度間接構成政治挑戰，哪怕只是搖滾音樂也不例外。7
後極權主義制度要求服從、統一和紀律，這一點與生命自身尋求多義性、多樣性、自我建構和自我組織以實現自身自由完全違背。在後極權主義制度下，任何逾越行為都會被視為是完全否定整個制度。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在共產主義國家，任何微不足道的言行都可能被上綱上線地批鬥。Václav Havel 形象地說道：「後極權主義制度觸及到人們的一舉一動，但它這樣做的時候，戴着意識形態的手套。這就是為什麼生活在這個制度中到處都是虛偽和謊言……」8
意識形態就是以一套似是而非的（specious）手段，將個體與世界關聯起來。意識形態給人一種認同、尊嚴和道德上的錯覺，同時也讓人輕易就放棄認同、尊嚴和道德。意識形態往往作為一種超越個體、碾軋個體的宏大目標，承擔着一種特殊的功能：給人一種錯覺，以為該制度與人性秩序和宇宙秩序處於大和諧之中，這一點對後集權制度受害者和支持者完全一樣。9 這不但可以解釋共產主義社會中，人們往往本着最崇高的目的和道德追求來實施虐待、迫害和屠殺，還可以解釋從那個社會活過來的人，很多竟然開始懷念起那個時代的道德秩序——這一點對處於後共產主義時代的俄國和中國尤其明顯：遺民們不但選擇性遺忘了共產主義社會的混亂，反而將之視為失去的黃金時代。
為了實現意識形態的崇高目的，後極權主義政府肆無忌憚地製造假象和偽造數據，不但篡改過去，還偽造現實跟誘導未來。後極權主義政府不需要個體相信這些東西，它只要個體行為表現得好像（as though）他們真的相信這些——這一點與前面 Lisa Wedeen 提出的「好像」政治不謀而合。10
意識形態旨在對個體的人促成權力結構內化，並且還天然就有脫離現實以創造一個表象世界的傾向。因此可以說，意識形態是儀式性的：意識形態的儀式佔據了正常政治生活——正常地發表意見、正常地爭論——遭到全盤抹殺後騰出的空間。11 因此，教條式地重複傳達、執行和體現後極權主義政府意志就成了一種製造服從的致敬儀式，這一點與 Lisa Wedeen 的發現也完全吻合。蔬果店老闆在店鋪櫥窗張貼與意識形態相符的標語，就是其中一種致敬儀式。
單就針對個體的影響而言，意識形態製造服從的儀式，還包括自我審查。Lisa Wedeen 在敘利亞研究中提到的一個喜劇情景劇，在很大程度上就說明了這種自我審查：有一個小村子有天接到命令說不許村民給官員拍馬屁，但是這讓村民感到擔驚受怕，因為如果不給官員拍馬屁，後果難以想像；但是如果拍馬屁，又會受到懲罰——於是村民們想到一個絕妙的主意：主動去警察局投案自首，把自己關進監獄，這樣就不會承擔風險了。可見自我審查也是製造服從的一種形式。12
在後極權主義社會中，意識形態滲透得太深，以至於形成一種壓迫性的社會結構來製造潛規則。比如 Václav Havel 講了他在捷克斯洛伐克時代經歷的一件事情。有一個啤酒廠釀造專家向上級提意見，指出經營管理上的問題影響啤酒廠生產，建議對相關管理人員進行人事變動——但是這個建議立馬就被上升成政治問題，成了政治誹謗和蓄意破壞。領導層不但駁回了建議，反而嚴懲了釀造專家。在Václav Havel 看來，這種戳破真相的行為，就是破壞了後極權主義社會潛規則，導致釀造專家被剔除出局，變成二等公民，還被當成共產主義敵人對待。13
事實上，這種情況在現在的中國也很常見。除了合法上訪和上訴遭到打壓之外，講真話和揭露真相也被視為是顛覆活動。因為這類行為在後極權主義政府看來，是對意識形態及其遊戲規則的破壞：即便不違反法律，但是違反規則，因為表現出不服從就是對要求無條件服從的體制構成挑戰。當然，這也從一個側面暴露出，後極權主義社會缺乏自我升級、自我更新、自我修復的良性機制。
簡而言之，意識形態可以說是一套馴服機制，通過具體儀式和潛規則來製造服從和打壓不服從。但是意識形態還有一項隱秘功能：製造話語霸權。有時候，這種話語霸權還用公眾意想不到的方式來影響輿論和調節民情。也就是說，除了製造服從之外，話語霸權還有意識地引導公眾按照既定的模子思考和判斷。
第三次柏林危機 (1961) | Image: US Army War College
2. 蘇聯笑話和共產主義特色幽默諷刺
最近幾年，簡體中文互聯網社區開始流傳「蘇聯笑話」。參照這類「蘇聯笑話」，中國網民還製作出一系列「中國笑話」，用或隱或顯的手段，針砭時弊。事實上「蘇聯笑話」的源頭可能是蘇聯政府，尤其蘇聯政府內務部曾經有意識地編造和利用「蘇聯笑話」達到宣傳和調控民情之目的。齊澤克也說，前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的秘密警察部門也負責編造和流傳政治笑話，很多還要公開針對其政權及政要，因為政治笑話以一種更容易讓政府接受的方式，給平民發泄情緒和緩解沮喪的空間。14
共產主義政權對待幽默諷刺藝術的微妙態度，包藏着鮮明的政治企圖。確切地說，這些語言和圖像藝術被當成意識形態工具，用來塑造話語霸權。話語霸權不止是左右其國民如何思考和判斷，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導和限定反對者（dissidents）。這也是為什麼 Lisa Wedeen 等研究者發現，即便意識形態的反對者，也成了參與意識形態的一部分。
美國邁阿密大學人類學家 Neringa Klumbytė 於2022年出版的最新研究，進一步分析了蘇聯政府幽默諷刺項目的矛盾特質：雖然這些項目旨在為蘇聯共產黨意識形態服務並且成功吸引到眾多編輯、藝術家、作家、記者、讀者共同參與，但是也同樣可能削弱蘇聯政府。15
那麼蘇聯政府是怎麼操縱幽默諷刺藝術來達到意識形態宣傳目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