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80後女孩丁燕，寫給中共當局的公開信說：「疫情短短三年，把我們打回舊社會。」（網路圖片／大紀元合成）
現在是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成功的組織管理者，包括企業和政府的領導人，都知道制定政策不能僅憑個人好惡和有限的見解，而要充分搜集事實與數據，並在對其分析的基礎上做出決策。這也就是管理學中常說的事實驅動型決策（facts driven decision making）或數據驅動型決策（data driven decision making）。數據分析中常常涉及建模和擬合，為了讓擬合結果更加準確，需要獲取儘可能多的樣本特性（feature）數據。若是僅僅憑藉有限的特性那就很難獲得理想的擬合精確度，會導致誤差過大甚至錯誤的判斷。
舉個例子，大家都想擁有自己的房屋，那麼怎樣的房屋在市場上更受青睞呢？大家可能很容易想到面積大，價格低，即所謂性價比高。面積和單位面積價格當然是很關鍵的因素，但如果我們僅僅憑藉這兩個因素去判斷房屋的受歡迎程度那是遠遠不夠的，地段、房齡、樓層、採光、學區、電梯、車位、物業、交通、公共設施等等眾多因素都必須充分考慮。單單考慮面積和價格，那我們就會得出諸如雄安的房屋比北京五環內房屋更受歡迎的錯誤結論。從數據分析的角度講，沒有充分考慮樣本的所有相關特性會導致模型欠擬合（under fitting），依此做結論的話就會產生對特性的偏見（bias）。在採樣和建模時避免偏見是數據分析師的基本素養和職業道德。
對於房屋等商品在市場中表現的錯誤判斷會導致投資失敗損失金錢，而在其它領域產生偏見可能會導致嚴重得多的後果。比如說某個政府要對社區中人群的犯罪可能性做預測，哪些特性可能導致個人的犯罪傾向更高呢？如果觀察美國社會，可能大家立刻就會想到膚色和種族的差異。尤其是黑人族群的犯罪率高於白人和亞裔人群，這確實是一個事實。那麼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做出膚色與犯罪率之間有因果關係的判斷呢？不行！因為膚色只是人與人之間差異的一個特性而已，而且很難從科學上提出膚色與犯罪率有關的理論解釋。要對犯罪率建立正確的模型，那就必須考慮更多相關的特性，包括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失業率、負債率、家庭結構、社區環境、吸毒史、酗酒史、父母是否離婚、宗教信仰等眾多因素。也許對所有這些特性建模擬合後，你會發現膚色與犯罪率並沒有顯著的相關性。換句話說，其他膚色種族的人如果處在同樣的環境中其犯罪率可能是一樣的。然而太多人僅僅憑藉有限的數據就得出膚色與犯罪率有關的結論，這種偏見導致了種族歧視，引發社會矛盾。偏見引發的歧視也是社會不公的一個重要原因，試想僅僅因為膚色就成為了工作、學習和融入社會的障礙，這公平嗎？
看問題要全面，討論問題要就事論事，不能因為參與者的背景而預設立場。大道理好像人人都懂，但現實生活中人們很容易陷入偏見的誤區。這也不能完全怪大家，因為人類從小學習的原始本能就不是以全面客觀分析為基礎的。從對嬰兒學習認識外界事物的觀察，學者常常驚嘆人類天性中強大的學習能力，特別通過有限的樣本就能夠提取特性進行歸類的強大天賦。比如給嬰兒看一本卡通書上的貓，之後當他看到現實中真實的貓後他也能準確地辨認，儘管在大人看來真實的貓的形象和卡通圖畫還是有不小差異的。通過有限特性做出歸類的能力有其優點，但也有缺點。有一個兩歲的孩子從圖畫書中學到了馬的樣子，但之後他會把一切四腳站立吃草的動物（包括牛、羊等）都叫成馬，而且很難糾正，真正是指鹿為馬了。這種缺點就完全符合數據擬合中特性不足帶來的缺陷，也就是產生偏見的根源。
因為人類認識事物的本能容易產生偏見，這個缺陷常常被別有用心的人惡意利用。特別是給人貼標籤就成為了一種卑鄙但有效的引導輿論方式。比如說中文網絡環境中就有很多人特別喜歡給人貼「川粉」的標籤。所謂「川粉」就是指美國前總統川普的支持者吧。由於在上次美國大選中發生了舞弊嫌疑和對國會的衝擊，似乎有些人已經把對川普的支持上升到了政治不正確的程度，因此用「川粉」這一蔑稱來嘲弄其支持者。政見不同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問題是不能因此而妨礙理性的討論，特別是當話題與黨派支持不相干的時候。常常有人在某人對話題發表見解後，直接給對方貼上「川粉」的標籤進行人身攻擊，目的是要變相影響其他讀者的判斷。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就像在愛因斯坦教授相對論的課堂上大叫「愛因斯坦是猶太人！」一樣荒謬，但卻也同樣有效。
人類天性中的邏輯缺陷需要在後天的教育中進行彌補和完善。正確的是非觀與邏輯思維理應是學校教育的重點，但恰恰在中共的教育體系中被故意忽視，甚至標籤化與偏見直接就是中共教育中史政類科目的基本邏輯。正常的教育賦予孩子們獨立思考的能力，而中共教育的目的則恰恰相反：你不要獨立思考，而要接受黨的理論和認識事物的方式。然而這些「理論」又難以經受邏輯的推敲，所以用貼標籤的方法讓被教育者頭腦中邏輯短路就是最好的方法。
比如「舊社會」就是中共理論中發明的一個標籤。「舊社會」一詞從字面上本來就有貶義，再加上幾個半夜雞叫、包身工之類以偏概全的故事，很容易在小朋友的頭腦中刻下「舊社會黑暗、邪惡」這樣的刻板印象。當這些孩子進入社會後，每當接觸到關於中共建政（所謂「新中國」）前的信息，他們的頭腦中就會自動打上「舊社會」的標籤，從而引入負面的預設立場，就很難客觀理性地認識和分析了。這正是中共所要達到的目的。
中共十分善於利用標籤引導輿論，實現對普通人思想和行為的控制。它們甚至公開標榜這些標籤，只是換了個名詞叫做「口號」。來自中國的朋友聽到「口號」一詞有什麼感受？是不是明知其虛偽但不由自主地產生不敢反對的順從感和無力感？這就是「口號」一詞作為標籤留下的烙印。
當一個詞彙被中共作為標籤使用後，其涵義就發生了變化。儘管絕大多數人對此難以察覺，但行為已經深受其影響。這裏舉幾個例子加以分析。
革命
英文中叫做revolution，其本意是巨大的本質上的變化，其實翻譯成「變革」更為準確。「革命」一詞字面上的意思是殺生，因此就帶上了暴力的內涵，儘管變革常常可以通過和平的方式實現。在中共的語境中，「革命」只能是黨發起和領導的（一切反對黨的都是反革命），是絕對正確的，是必須擁護和參加的（參加就是同志，否則就是敵人，沒有中間選項）。事實上「革命」成了中共招募打手的集結號，「革命」的旗幟打出來時所有人都要主動貼上「革命」或「反革命」的標籤。這也是文化大革命造成如此大破壞的原因：毛澤東要求的「革命」，就算是欺師滅祖殺人放火，你「革」還是「不革」？
階級
英文中class一詞，其本意是分類，翻譯成「階級」並不準確。「階」為台階，台階有從下往上的「級」別。「階級」一詞就給原本中性的分類強行安上了上下的差別。在中共的語境中，「階級」是對個人在社會中依照財產和權力地位劃分的類別，有上下好壞的區別。「階級」這個大類下有許許多多的子類標籤：工人、農民、地主、資本家等等。隨着時代發展又隨時發明新的標籤：貧下中農、革干、左派、右派、走資派……中共對「階級」標籤享有壟斷權力，甚至把個人成分寫入檔案永世不得翻身。其實中共在「階級」標籤上翻各種花樣，說白了就三類：體制內，例如革干，是既得利益者；普通人，例如工人農民，必須時刻對黨表忠心，換取不受直接打擊的優待；「敵人」，如右派、走資派等，就是打擊對象。在中共統治下大家想方設法讓自己貼上前兩類階級標籤，但即使貼上了也不是絕對的護身符。黨內隨時可能冒出「右派」、「走資派」、「資產階級司令部」，普通群眾中也可能隱藏「間諜」、「壞分子」、「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走狗」。反正只要中共想要打擊你，總有一款標籤適合你，下至赤腳貧民，上至中共自己的總書記，概莫能外。
一小撮、境外勢力
隨着文革結束，平反右派，經濟改革事實上走回資本主義道路，中共悄咪咪地報廢了一大批諸如「右派」、「走資派」之類的標籤，新時代資本家們也貼上「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這一紅彤彤的新標籤從新閃亮登場。雖然不再在紙面上記錄成分，但對「階級敵人」的劃分仍然存在，只不過現在改成了「一小撮」、「境外勢力」等充滿現代化氣息的標籤。其實這是更加蠻橫無理的。以前說「地主階級」之類的還要編排以剝削為理由將其劃分為「敵人」的邏輯性，如今連這點遮羞布都不要了。「一小撮」就是壞人？不是說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麼？「境外勢力」是壞人？那中共的老朋友哪個不是境外勢力？其實這兩個詞恰恰是中共精挑細選的，目的是分化和瓦解反對者群體。很多人為了維權或其它原因組織起來反抗政府時內心是恐懼的，生怕被中共打擊報復。這種心理被中共利用，拋出壞人是「一小撮」，是受「境外勢力」操縱的論調，再配合威脅恐嚇，似乎就給了想要屈服又盼着全身而退的人一個希望：我肯定屬於大多數、不是帶頭的「一小撮」，也完全沒有和境外聯繫，所以只要悄悄退場就不會成為打擊對象，甚至接受中共收買，出賣其他抗爭者還可以立功！可是當浪潮退卻，中共開始秋後算賬時，真的會因為你不是「一小撮」和「境外勢力」而放過你嗎？
如今隨着中共內憂外患的加劇，「間諜」一詞在宣傳中出現得愈發頻繁，明顯要被打造為最新的標籤。大家要注意，「間諜」可是比「境外勢力」要危險得多的標籤。「境外勢力」類似虛空打靶轉移矛盾，而「間諜」可是要實實在在貼在國內具體個人身上的，相當於把「境外勢力」具體化，目的當然是為了給抓捕和迫害任意個人提供便利！
中共把標籤化的語言和偏見思維方式融入其教育體制之中，雖然目的是御民，最終卻民己皆愚，黨文化侵蝕全國，直接導致了中國人思維方式的變異。甚至不少人認清中共的邪惡後也很難擺脫過去教育和環境的影響，也喜歡用標籤式的語言與人爭辯。比如說「小粉紅」一詞就有被濫用的趨勢。我們可以用這個詞語描述一類言行，但切忌給具體個人貼上「小粉紅」的標籤。例如前段時間遭遇爛尾樓傷害的亮亮麗君夫婦，在疑似被招安後，很多人就基於他們以前的言行直接稱他們為「小粉紅」。但人是會變的，過去和現在的言行並不決定其將來。本着治病救人的態度，可以指出他們過去言行的不當之處，但貼上「小粉紅」的標籤就直接是人身侮辱了，非但不能說服對方，還可能導致對方破罐子破摔關閉溝通的渠道，這就有悖對話的初衷了。
電影《芙蓉鎮》的結尾一個瘋子敲着破鑼喊着：「運動了！」沒人知道他說的「運動」指的是什麼，但人人都能感受到沁入骨髓的恐懼，那股沒有邏輯的惡寒。這就是黨文化標籤詞彙和口號語言所帶來的效果：沒有邏輯的情緒操縱和言行支配。中共國內的官民們下意識中使用這些詞彙語言的時候，他們的精神狀態和電影中的瘋子又有多少區別呢？
正常的邏輯，無偏見的思維，普世價值與道德準則——願中國社會早日恢復正常的人類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