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波普爾說：要努力消除具體的惡，而不是去實現抽象的善。
可在當下的輿論場，不少患了選擇性視障的人，習慣了將抽象的善劃為重點，對具體的惡卻避而不談。
這反映在了方方面面，包括這幾天引發社會熱議的保安刺死外賣員事件上。
留學生，出身打工家庭，就業不理想、創業未成功，跑外賣的第6天被刺死……這起無法被簡單概括為「一個海歸外賣員之死」的悲劇，因個體的命與運跌落在那道名叫「不幸」的深坑裏，看得很多人百爪撓心、心堵得慌。
艾略特的那句「世界就這樣告終，不是嘭的一響，而是噓的一聲」，儼然成了受害者李越凱命運的尾注。
回到該案上，毫無疑問，這是一起惡性刑事案件，其核心事實就是「一個人將另一個人殘忍殺害」。聯想起加害者對受害者胸前、腰部、背部、臉部連刺數刀，在其倒地後再刺數刀的駭人情節，許多人腦海中不免勾陳起某些犯罪片中的畫面，不敢看，不忍看。
哀受害者之不幸、怒加害者之不仁，本該是人們自然而然的情感反應。
可在網上，有些聲音卻是用二次傷害的方式對受害者李越凱進行「補刀」——他們或是在「反向聲討」中將鞭撻箭頭對準受害者，或是在抽象反思中迂迴地完成了「歸因轉移」。特別是嘲諷「海歸回來依舊送外賣」，最是乖謬荒唐。
這裏面很多對於受害者李越凱的嘲諷、很多「迂遠而闊於事情」的歸因，都是假反思之名。但現在看，有些所謂的「反思」恰恰是更值得反思的。
行兇的保安就算有一萬個理由去守緊小區大門，也沒一個理由支撐他去殘忍殺人
01
每當「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的事情發生，很多人都會想起「底層互害」四個字。這起悲劇也不例外。
但細究起來，此事中並不存在什麼「底層互害」：「互」並不存在，從現場畫面可知，受害者被刺時連手都沒還一下；說行兇者是「底層」也不盡恰當，「微權力」的自我膨脹，讓部分保安在自我角色認知上褪去了「底層」底色，這點在他們面對外賣或快遞小哥時體現得尤為明顯。
友人鄒思聰說得挺對，那位行兇的保安不該有被籠統稱作底層繼而獲得道德上保護，他的保安身份是寄附在「暴力外包服務」基礎上的。
面對手無寸鐵之人持刀相向，反映的正是暴力的脫韁與越界——當保安身懷利刃時，他就不是在「保」誰的安了，他自己就是安全隱患。
無論是外賣員還是保安，他們首先都是「人」。剝離涉事雙方的職業身份，從「人」的視角去看這事，我們很難不驚愕於行兇者的極端——從發生爭執到持刀殺人之間，本隔着人性的廣闊跨度，但凡有點人性，都不至於做出這麼殘忍的舉動來。
很顯然，行兇者掏出兇器的那刻，就已泯滅了基本人性。
跟他的殘忍形成對照的，是受害者李越凱的心性善良。報道中提到，他很努力，做木工活時一干就是一整天，跑外賣一天能跑100單；他很善良，會照顧殘障人士，過斑馬線時會等到綠燈亮起再過，並勸阻親戚闖紅綠燈；他還很有教養，性格內向，很少流露情緒……正是這種鮮明對照，讓人愈發惋惜。
越是這樣，加害者的惡越不能被原諒。
02
善與惡在此事上並沒有呈現出複雜難辨的面目，可將其歸為極端個案，似乎很難滿足部分網民的「深刻癖」。
哲學家悉尼·胡克曾在著作《含糊的歷史遺產》中講了個「段子」：警察在街上碰到了個酗酒肇事的司機，但深刻的他沒有去抓司機本人，而是去抓店鋪老闆、抓釀酒廠家，還要抓1000多年前第一個發明釀酒的人。
在保安刺死外賣員事件上，很多網民也不是抓住行兇者，而是抓住真正的受害者和所謂的深層原因不放，隨之而來的，是輿論失焦。
最淺層次的輿論失焦，是嘲諷受害者留錯了學、較錯了真。
不少人拿李越凱的家境狀況（父母打工，借債供其讀書）、留學成本（留學花了上百萬）、職業成就（此前工作不順）說事，嘲笑他沒那個條件就別留那個學，嘲諷他留了學還是得干苦力活。
《三聯生活周刊》報道中的這處細節，成了某些網民嘲笑受害者李越凱的理由
平心而論，在輿論慣於簡單地用「投入產出比」衡量出國留學好與壞的當下，李越凱的留學經歷與生活遭遇很難不引人置喙。為他的不幸遭際唏噓很正常，將其置於社會結構中審視也很正常，即便是討論該不該舉債百萬去留學也是人之常情。
不正常的是嘲笑他及其家庭的選擇，是該聚焦的不聚焦、不該聚焦的過分聚焦的關注點跑偏。
更深層次的輿論失焦，是從建設性方案探討中逆推出「行兇者也是受害者」的意思。
按某些人的邏輯，涉事保安行兇固然有問題，但更大的問題在於規則，殺死外賣員的與其說是保安，不如說是規則與規則的衝突。
03
不得不說，這類「向內深挖一層」的歸因思路頗為流行。
你光說保安殘忍殺人是戾氣，那我問你：這戾氣是怎麼來的？
你只說保安舉刀相向很殘忍，那我問你：要不是「私放騎手進入一次罰50元」的規則，他又至於去為難那個外賣員？
這是很多人「土壤決定論」的生成邏輯。
這些反問，確實連着某些真問題。
比如，到底該不該讓外賣員快遞員進小區，說白了，就是本地生活服務「最後一公里」難題該如何解決。
這是這起悲劇發生的直接由頭，也是關乎多方權益的現實議題：它既關乎居民獲取民生服務的便利度，也關乎物業管理成本的增減。
報道中提到，事發地很多小區都不讓騎手騎車進入，只不過，涉事小區管得格外嚴，外賣員遞煙、遞水、遞檳榔給保安都不管用。
小區該不該讓騎手騎進來，居民、物業、騎手可能各有各的想法，這需要居民、物業、平台等多方共商，儘可能求公約數、取最優解。
之前有些社區就跟平台探索出了部分解決辦法，如讓騎手實名認證「進門」或在合適地點放置取餐櫃。
事實上，呼籲小區物業對保安、騎手實行更柔性的管理，呼籲外賣平台在送餐時限設置上充分考慮「最後一公里」的行進難度，呼籲多方探討既能保障小區秩序又能增加取餐便利的解決方案，都不無討論價值。
但若是在規則仍待完善跟保安「無奈行兇」之間畫等號，無疑是對極端暴力的姑息。
沒有什麼可以成為他殘忍殺害一個無辜外賣員的「正當理由」，我們要警惕對極端暴力背景和動機的解釋無形中充當「豁免牌」的效果。
行兇者就算有一萬個理由去守緊小區大門，也沒一個理由支撐他去殘忍殺人。
04
別林斯基說：偶然性在悲劇中是沒有一席之地的。
但這不意味着，我們在對悲劇歸因時，非得跳出「就事論事」原則，向上走找出萬物一源的「本源」，以此佐證具體個案發生的必然性。
按照時下有些人的形而上思維和歸因思路，被殺的外賣員跟行兇的保安都是規則的「受害者」。
循此邏輯，保安這次殘忍刺殺無辜的外賣小哥，根子在規則衝突，下次他向晚歸的業主揮刀，根子是不是就在城鄉二元結構帶來的不公？
忽略極端暴力中「具體的惡」，卻過多地聚焦受害者毫不相關的「過錯」，過度地渲染泛化的因素，很容易把具體問題變成概念堆疊。最終結果就是尼采說的「沒有事實，只有闡釋」，或布羅茨基說的「人們為自己的思維習慣與分析習慣所累」。
套用學者朱學勤的話說：追究一個事物的原因、如果不適可而止，那就會開啟該事物原因的稀釋過程。原因挖得越深，距離該事就越遠……當你好不容易摸到「原因鏈的終結一環」時，特定事件的原因分子可能已經稀釋殆盡、你手裏的那一節「最終原因」可能已經越過臨界點，正在將你導入另一事物的原因域。這種病態的深刻癖，是生活在觀念世界裏的人經常容易犯的毛病。
悉尼·胡克說得更簡潔：「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
小區不讓騎手騎進去，是保安阻止騎手進入的原因，但不是保安實施極端暴力的原因。他殘忍殺害外賣員，首先是自己沒了人性，其次都是其次。
原報道留言區的這兩條高贊留言說得挺對
我們不是不能反思由悲劇延伸出的命題，但這種反思當止於應止之處，絕不能輕易在保安的「苦衷」跟行兇的殘暴之間建立必然性關聯——那樣只會變相地為其極端舉動提供「合理性基礎」。
05
說起來，社會學家孫立平2018年曾提出過「短鏈條正義」的概念，意思是：判斷某件事情是否正義，先去除掉動機、背景、實質、進一步效果等相關因素，就事情本身做出簡單判斷。
打個比方，街頭有人昏倒，我們在決定伸出援手前，該考慮的是「他昏倒了，需要幫助」，而不是「他是個什麼人，昏倒前幹了什麼事」等。
看待保安刺死外賣員這起悲劇，我們也該有「短鏈條正義」思維，而不是泛化歸因：這是個惡性案件，行兇者已失去基本底線，是此事的基本面向。他為什麼會帶刀上班，該是我們的第一追問。
在事件里的是與非在「受害/加害」二分結構中倍顯清晰的情況下，沒必要在歸因時用更宏大的是非框架對其進行「重置」。
回到此事上，受害者李越凱的不幸該被同情。西塞羅說：死亡並不是生命的毀滅，而是換個地方。性格善良的他，本值得更好的命途。
對於他遭遇的一切，我們可以有思考、有共情，但不能以反思為「刃」繼續去刺傷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