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秀夫：親中國而抗中共的日本駐華大使。（《人物真相》提供）
日本駐華大使垂秀夫卸任回國，給他的北京外交生涯劃下一個句號。垂秀夫「中國學校」出身，親中國而不媚中共，被稱為日本「抗共大使」。
在日本歷屆駐華大使中，很多人是「中國學校」出身，僅2001年以來的7任大使中，就有4人是出自「中國學校」，垂秀夫也是其中一個。
在日語的語境中，「中國學校」出身含有揶揄之意，意思就是盲目的親中派，中共政府的代言人。
所謂「中國學校」，狹義是指日本外務省中研習漢語的外交官；廣義是指通曉漢語並參與日中交流的一些親中派，既包括外交界，也包括民間人士。
然而，垂秀夫卻是「中國學校」出身的一個異數，被稱為「對中強硬派」「抗共派」。
1985年4月，垂秀夫從京都大學法學部畢業，進入外務省工作。新進外務省的人，都要選修一門外語，他就選了漢語。至於為何選漢語，他稱冥冥中覺得中國很重要，也覺得自己的性格很適合中國。隨後，他被派到南京大學留學。
1989年，他任日本駐華大使館二等秘書，從此開始了他在陸、港、台的外交生涯。後來，他歷任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領事、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總務部長、日本駐華大使館公使等職務。2019年9月，安倍晉三當政時，垂秀夫被派往北京，任日本駐華特命全權大使。
垂秀夫在他的外交生涯中，在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共度過了18年，在台灣工作了兩次，在北京共工作過四次，是個真正的中國通。
「外交要經得起歷史檢驗」
2023年12月4日，垂秀夫大使在日本駐北京大使館舉行離任記者會。
他開場說道，「我將於12月6日完成任務，回到日本。回顧過去，近40年的外交生涯的大半與中國有關，不無感概：作為一介公僕，我常年積蓄知識、能力、經驗，建立人際關係，並將其應用到大使的工作中，能奉公到最後，感到欣慰。」
他說，他在上任時，給自己定了兩項重要任務，一是支援在華日本企業，二是保護在華日僑的安全。談到領事案件時，他表示，有很多案件是十分棘手的。每當那時，他就想，如果事情發生在自己親人身上，該如何做。有些案件，「曾讓自己流淚」。
今年3月份，日本安斯泰來製藥一名員工被中共官方拘留，他雖然親自去探視了那名社員，但他說自己有一種蒙羞之感。雖然不能把他立即救出來，但去親自見他，是盡人之道，同時也好當面表達歉意。
他表示，對中共的一些霸道行為，民間人士是很難開口的，「但是，我是日本的大使，就是要闡明該闡明的觀點」，必要時，發聲指出中共的行為違背常理。
關於任內工作的評價，他表示：「歷史決定一切，歷史會給予評價。」
日本的外交資料解密需要30年後。他表示，自己從事外交工作，是以後人如何評價、如何判斷為最大標準。「我常常對同事們講，外交要經得起歷史檢驗，無愧於歷史。」
即將結束大使任期，他用「光風霽月」來形容自己的心情，非常清爽，沒有任何遺憾。
中共很多做法違背常理
有記者問到有關日中關係問題時，他表示，迄今的日中關係就像過山車，時上時下，時好時壞，兩國國民坐上這種過山車，怎麼受得了。
對日中關係前景，他表示並不樂觀，今後會很艱難。他擔心的是，日中之間的溝通渠道被關閉。
他還指出，中共很多做法違背常理。例如，當兩國就某事交涉，或提出異議時，中共官媒新華社根本不報導日本的觀點、主張。
中共當局把日本大使召喚去，本來是雙方各有說辭，但中共的報導只提中方的主張，看不到日本的觀點、反駁。這是有問題的：好像中方沒做錯什麼，而日本在找碴打架。
他說，日本從來沒有主動挑起事端，但「中共挑起事端後，日本一定會反駁，亮出我們的主張。這個世上，不能只有中國（中共）的主張」。
輿論說他是少數的對中共強硬派。對此，他並不否認：「的確，我經常說些很嚴厲的話。」「大家都覺得中國（中共）不正常，將這種想法傳遞給對方很重要。」
關於中共未來的敏感話題
有記者問，中共黨魁進入第三任期後，政治上發生了巨大變化，日本該如何對應。
對此，他說，這是個極為重要的好問題。但他表示，自己還在任上，不能深入明說，但中國確實「發生着巨變，今後還將繼續下去」。
還有記者問到了更敏感的問題：中共黨魁上任後，社會統治變得日趨嚴厲，中國人的價值觀也變得多元化。中國能否承受這種嚴厲的社會統治；是否有某種力量試圖從中共內部改變現狀，以及日本對其如何幫助。
垂大使直呼：「這個提問可太敏感啦！但卻是個很重要的問題。如果像往常那樣，不公開報導的話，多少我都可以說，但這裏是公開記者會……
「正如您所說的，中國的社會統治的確是越來越嚴厲。想從內部改變的力量是否存在？我知道，這種看法本身是存在的。我也只能這麼說。至於說日本應該如何介入，或者介入是否妥當等，我現在還在任上，無法回答。」
被中共盯上的外交家
垂秀夫喜歡廣交朋友，他在赴任前接受媒體採訪時曾披露，他喜歡「主動與人交往。一年裏，和中國人吃飯300多次。一個月里，在家吃飯也就一兩次」。他和中南海里的人打高爾夫球，和高官唱卡拉OK、喝酒、洗桑拿……總之，他盡一切可能與中國人交往。
他說，他這樣做的目的，就是建立人際關係，比別人快些拿到情報。因此，一些外國人很難知道的機密消息，他都能夠得到。每當那時，不管多晚，他都要回到大使館，打電話向日本外務省做匯報。
「我一直努力，看看自己能獲得多少中共的內部情報。」為此，他「廣泛接觸各界人士，包括和一些所謂的民主人士、反共人士交往。像這樣的人，是不會出現第二個的」。
在沒有互聯網、社交媒體時代，他很認真地寫信、寄禮物，為此花了很多錢，都是自掏腰包。
他也承認，當時自己三十幾歲，並沒有為國家做事的想法，就像求道的藝術家、匠人那樣，想要把中國搞懂，僅此而已。
當然，他兩度在台灣任職其間，也是廣交朋友，與中華民國前副總統陳建仁等高官建立了良好的關係，結交了一些「摯友」。
已經打進了中共的中樞，並且在台灣也建立了廣泛人脈的垂秀夫，自然被中共盯上，也因此受到一些莫名的騷擾、威脅。
據他描述，他家裏的傳真機幾次不停地叫，然後源源不斷地從傳真機中出白紙。
為了防備被中共竊聽，他攜帶多部手機，頻繁廢棄插入電話的SIM卡。
2013年，正在北京任公使的垂秀夫突然接到日本外務省命令，讓他立即回國。回國後，他沒有對外界講述緊急回國的背後原因，也拒絕回答媒體的提問。
至今，他突然回國的原因依然是謎，但被認為可能是中共對他加強了監視，並要對他下手。
他也表示，中共政權就是那樣，在中國的「外交官、媒體都是被監視的」。
說該說的話
2020年12月11日，他在大使館召開記者會，談到日中關係時，闡述了他的對中外交理念：重要的是，直言不諱地表明該表明的觀點，能相互協助之處則積極協助。「我將與中國（中共）構建是非分明、具有建設性的關係。」
2021年3月18日，垂秀夫在天津會見了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李鴻忠稱，兩天前日本與美國舉行了「2+2」會談，表達對中共政權的行為擔憂。李鴻忠強調了中共「堅守主權與核心利益的決心」。對此，垂秀夫毫不客氣地批評了中共企圖單方改變現狀的行為，並直言「李書記的言論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2021年12月1日，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通過網絡在台灣智庫舉辦的論壇上演講，正式提出「台灣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的論斷。中共外交部當天夜裏召見垂秀夫大使，提出抗議。
對此，垂秀夫反駁：首先，對於已卸任首相職位者的言論，日本政府沒有資格評論；其二，人們有必要知道，在日本國內有這樣一種觀點；其三，中方的單方主張是難以接受的。
2022年9月29日，為慶祝日中建交50周年，在東京與北京分別舉行了慶祝活動，北京會場設在釣魚台國賓館，會場內坐滿了一眾兩國高官、各界名人，包括中共執掌外交大權的王毅。
與會的大多人都努力營造喜慶氛圍，用美麗詞句讚美兩國友好。而垂大使在闡述日中關係的現狀時卻說：日中之間的「互相理解，沒有充分進展，那就更談不上相互信賴，兩國的相互信賴完全沒有形成」。他的發言，雖然相當真誠、直率，但對會場的氛圍而言，似乎顯得離經叛道。
2023年5月21日，中共外交部副部長孫衛東召見垂秀夫大使，聲稱G7廣島峰會上提及中國問題是中傷、攻擊中共政權，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垂大使反駁說：「中國（中共）只要不改變其行為，與以往一樣，作為G7必然要討論共同關心的問題，這一點將來也不會改變。」
此外，在日本排放核處理水問題上，他也始終以科學數據與事實反駁中共官方的抹黑言論，並在大使館官網上開設的社交媒體上詳細介紹事情真相，引起關注。
日中關係就是人間大戲
一般而言，日本駐華大使平均任期為四年，而垂大使只做了三年。
為何換掉他，有各種猜測：其一，中共對這個敢言大使十分頭疼，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議，要求換人。日本為了整體戰略，不至於與中共關係搞得太緊張，決定將他換下來。其二，他在中國具有非常廣的人脈，接觸的人非常多，遍及各個階層，掌握了很多中共的相關情報，加上他收集情報與傳遞信息的能力很強，引起中共的警覺。為避免招致中共的過激反應，換下來對其保護。其三，今年7月，中共修改了反間諜法，日本政府考慮到他的人身安全，調他回國。
第三種說法，並不是沒有根據，2013年9月他上演的那場「垂秀夫北京失蹤劇」就是佐證。
當然，中共雖然修改了反間諜法，加強抓「間諜」的可能性增高，但作為大使享有外交豁免權，受治外法權保護，不會以間諜罪名被逮捕。然而，如果以間諜之名驅逐出境，就十分尷尬，很不光彩。
去北京赴任前，垂秀夫曾表示，他任上的抱負是，宣傳日本，把一個可享受民主、自由的日本的魅力介紹給更多的中國人。
他還強調：「日中兩國間，有很多靈魂碰撞的人間劇。日中關係就是透過這場人間大戲編織出來的，這個靈魂碰撞的故事，未來還會持續下去。作為這個故事的參與者，我非常希望中國社會的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更好。」
三年裏，垂秀夫作為大使說了他想說的話，做了他該做的事。如今，他卸任大使，自感「光風霽月」，但他對中國未來的期待不會釋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