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講的是一對恩愛夫妻的悲慘故事。男主人公叫康翊，女主人公叫傅鳳華，都是我的同事。
老康解放初期是個中學生，一味追求革命，抗美援朝時參加了志願軍，在朝鮮多立戰功，並加入了共產黨。戰爭結束後，他在1954年以調干生的資格進入北京大學俄語系學習，時年二十二歲。北大一般的調干生學習都比較差，但老康不同。他天資聰明，有學習語言的天賦，各科成績在班上都名列前茅。像他這樣「又紅又專」的同學，畢業後肯定前途無量。但他喜歡獨立思考，遇事總要問個為什麼。在批判胡風肅清反革命運動時，他有些不理解，但考慮到自己是黨員，終於沒有公開表示反對。到1957年反右時，他反對給響應毛主席號召對黨支部和個別黨員提意見的同學劃右派。這回可好，你不同意給同學劃右派，那你就是右派。他就這樣戴上了一頂右派分子的帽子被留校察看，並開除了黨籍。
這時他已經有了女朋友，是北京另一所大學的學生，就是我們故事的女主人公傅鳳華。傅沒有因此看不起他，而且因為他能主持公道，對他的愛情之火更為熾烈，仍打算等她畢業後就與老康結婚。聯想到當年政治上的高壓，人人對右派避之唯恐不及，能有這樣的女朋友是多麼不容易呀！
輾轉到了1960年代初，由於餓飯政治上有所放鬆，老康的右派帽子也摘了，但被貶到東北某地當小學老師（俄語沒用了），傅鳳華則被分配到北京戲曲學校做文化課教師。這時，他們倆人結婚了。
短短的婚假以後，老康回了東北，傅老師則開始了漫長的為「解決夫妻兩地分居問題」的努力。後來，當我和傅老師成為同事，她告訴我，在那段時間裏，她不知找了多少次學校領導和北京市人事局，都不能解決問題。一次，在市人事局，辦事人員竟說：「你愛人是右派分子，不能調入北京。」傅說：「他已經不是右派，摘掉帽子了。」那位辦事人員說：「摘掉帽子還是右派，只是『摘帽的』右派而已。」一時氣得傅說不出話來。
從此，盼星星、盼月亮，就盼恩愛夫妻能到一起。功夫不負有心人，到了1965年，問題有了轉機。傅老師答應了她離開北京，換取夫妻都調到第三地——唐山，這得到了北京人事局的同意。那時，唐山市教育局的負責人，找到與他有特殊關係的高教部的負責人，聲稱唐山極缺中學教師，不補充人就開不了課了。於是，數以百計的北京和外地的大學助教和中學教師被調到唐山，僅當時我所在的唐山五中就來了十多位。其實，當時唐山並不缺中學教師，調來的人沒法安排工作。那位教育局幹部只是想利用關係儲備些中學教師而已。傅老師就是這樣調到了唐山，當然也失去了北京戶口。但東北那邊老康的領導忽然變了卦，說老康是小學老師，不宜調到中學，還需再考察一下。共產黨的幹部就是這樣出爾反爾，不講信用的。傅老師聽到這個消息被氣哭了，可是胳膊擰不過大腿，她只好在唐山再跑上跑下爭取快點把老康調來，就是教小學，也可以在唐山教嘛。
她又跑了近一年，剛剛有點眉目，就來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得，一切服從革命需要，「人事凍結」，傅老師白白失去了即使在現在也很重要的北京戶口。而且禍不單行，康老師因為右派問題又被「群眾專政」，連一年兩次的寒暑假也不能團聚了。
這時，他們只有干認倒霉了。從文革時代過來的人都知道，不用說他們，就是兩個「紅五類」，也不敢在這時提出工作調動問題呀。這樣一等又是五年。1971年林彪事件後，政治上有些變化，群眾都沒有當年的革命熱情了，夫妻分居問題又可以提出來了。而且就我們小小的五中，分居問題就解決了七八對。有的老師調到配偶所在地，比如天津、廣東、山東等地，也有配偶調到唐山的。可傅老師的問題總是得不到解決。她托關係，找門子，送上「炸藥包、手榴彈」（指點心和酒），整日團團轉，又忙活了好幾年（同意傅、康調到第三地的是文革前的領導，文革時已不算數，一切都要從頭來。而且那時的當權者腐敗之風日盛，不送禮，沒有關係是辦不了事的。誰說毛澤東時代的官員清廉！）。
據傅老師說，她的事直到鄧小平出來輔政後才稍有轉機，但又跑了一兩年。不知送了多少禮，託了多少人情，直到1976年初，終於把老康盼來了，他被調到唐山市東礦區的中學工作（聽說，北大畢業的牌子也起了點作用）。
這個喜訊着實讓傅老師高興了好一陣子，不僅她，我們作為同事也為她高興。
老康來唐山前，我們幾個傅老師的好朋友幫她粉刷了房子，買了必要的新家具。
終於等到了老康來，我們還補喝了他們的喜酒。大家想，總算苦盡甘來了，當時雖然物質生活差，工作又累，但夫妻恩愛，日子也過得其樂融融。
可是誰都沒有想到，這樣的日子過了不到半年，就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傅老師不幸在地震中遇難，而康老師和他們的女兒僥倖存活。盼了十多年建立起來的家瞬間就破碎了。我記得地震後十天我由北京回到唐山（那時正值暑假，我回家度假倖免於難），老康總是眼睛發直，不哭也不說話。那時時興所謂「重組家庭」，別人給他介紹因地震喪偶的女性，他一概不理，至今仍然孑然一身。
今天是唐山地震35周年的日子，亦即傅鳳華35周年忌日，寫下以上文字以為紀念。
2011年7月28日夜
《記憶》2014年6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