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俄羅斯科學院中國與當代亞洲研究所Alla L. Verchenko教授的研究，中共前總理周恩來在中共1949年竊取政權前曾三次前往蘇聯。因為當時蘇聯與中共並無官方往來，因此有兩次是非法的，周恩來不得不使用化名出境入境。只有抗戰期間，因為國民政府同意一致抗日，將中共納入麾下，周恩來才可以在1939年以真名前往蘇聯治病。
那麼，周恩來在這三次蘇聯之行中，都做了哪些不為人知的事情呢？
冒充古董商前往蘇聯參加中共六大
中共六大是唯一在境外召開的黨代會。為什麼要在蘇聯召開呢？這與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開始「清黨」有關。
對於當年「清黨」的前因後果，中華民國首任國防部長白崇禧將軍在1952年的一次採訪中非常清晰地給出了答案。他說1924年，中國國民黨改組，孫中山提出了「聯俄容共」政策。對外聯俄，是希望聯合可以平等對待中國的國家，「共同奮鬥」。彼時由於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之邪惡認識不清，希望得到蘇聯支持的孫中山上了蘇共的當，決意與蘇聯聯合。
在與蘇聯聯合的同時，孫中山對內則採取「容共」政策，即允許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推行三民主義，希望與中共黨員一起為國民革命而努力，並將中共同化，將隱患在無形中消除。而中共接到蘇共「借國民黨的軀殼，以發展自身的組織」的指令後，令黨員相繼加入國民黨。
孫中山的願望是美好的，但中共的邪惡本性決定了「容共」的後果是嚴重的。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後，不但沒有遵循孫中山提出的「應該服從紀律，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的要求，還不斷發展自己，並攫取了國民黨宣傳、組織部門以及黃埔軍校的領導權，同時製造國民黨內部的左派和右派之分，即以「親俄親共」和「遠俄反共」為劃分界限，開始了左派對右派的反對和鬥爭，將不親俄親共的國民黨人罵成了「反革命派」，直至將他們開除出黨。此外，中共黨員還陰謀竊取國民黨黨權，反對阻撓蔣介石「北伐」。
中共對國民黨的侵蝕引起了國民黨內包括蔣介石在內的有識之士的不滿。為了限制中共在國民黨內的擴張，蔣介石於3月下旬利用「中山艦事件」提出了整理黨務，收回了一部分黨權，並決定北伐。此後，在北伐勝利後，針對中共發動的「紅色恐怖」行動，蔣介石果斷開始「清黨」，逮捕共黨分子，將共黨清除出國民黨。
共黨分子不得不四處逃散，躲避追捕。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六大無法在國內召開，於是決定在莫斯科郊區舉行。因蘇聯承認的是中華民國，與中共並無官方往來，因此中共代表們只能非法越境進入蘇聯。
當時的周恩來冒充一名萬姓古董商，乘坐一艘日本商船離開上海。他得體的衣着、知識分子的外表以及很有教養的言談舉止，讓他在大連上岸時騙過了盤問他的警察。或許是聽到了風聲，當地警察在盤問周恩來時，試圖讓他承認自己的真名是「周恩來」，但卻沒有成功。一個原因是他隨身沒有攜帶名片，即便他自稱是商人；另一個原因是他要去長春探望的叔叔並不姓「周」。
成功騙過警察的周恩來，繼續前往哈爾濱，並在中共地下聯絡點-一家服裝店安排的公寓中落腳，之後非法進入蘇聯。據說他的妻子鄧穎超也與他一起進入蘇聯，但蘇聯史料並未說明兩人是分開前往哈爾濱，還是一起前往的。
根據中共的指示，周恩來、瞿秋白的任務是組織籌備中共莫斯科第六次代表大會（1928年6月18日—7月11日），參加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1928年7月17日—9月1日）。也就是說，在6月18日前，周恩來、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等中共代表分批、非法進入了蘇聯。
來自蘇共的「指導」
中共六大召開的主要目的是「總結中共所謂的『大革命』的經驗教訓，討論現階段黨的工作的特殊性，制定新條件下黨的明確政策」。
大會召開前的6月9日，蘇聯最高領導人斯大林接見了周恩來、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蘇肇正等中共領導人。斯大林告訴他們，「現階段最重要的是招募一百名戰士，創建一支群眾性的紅色軍隊」。
對此，周恩來後來寫道「斯大林的參加確定了正確的方向」，「為這次代表大會提供了正確解決當時黨面臨的問題的機會，成為中國共產黨12年政治路線的基礎」。周恩來擅長「吹捧」的技能由此可見。
斯大林接見周恩來等人後，周恩來、瞿秋白、蘇肇政、蔡和森、李立三、項英等21名中共黨人，於6月14日至15日又與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斯大林的盟友布哈林會面，討論六大進展情況。中共與蘇共究竟是什麼關係不言而喻。
周恩來在中共六大召開前後扮演重要角色
6月17日，六大召開前夕，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共自封的所謂「省委書記」會議，討論了大會的召開程序、發言人名單和領導機構等組織問題。參與制定中共章程的周恩來在談到中共章程時解釋說，由於時間來不及，黨章的修改工作尚未完成，因此大會將繼續討論。
最終，在大會上，中共黨章以投票方式獲得全體通過。資料顯示，鄧穎超也在大會上講話，內容涉及支持黨的群眾工作、爭取群眾的任務、軍隊建設的重要性。
周恩來是是中共六大召開前後的關鍵人物之一，他不僅負責監督所有日常活動，還是八個委員會，即任務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組織委員會、土地委員會、軍事委員會、青年委員會、財務委員會和議會事務委員會委員。大會期間，周還當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成為大會秘書處領導、授權委員會委員。在這個持續近一個月的大會期間，周還就組織和軍事問題發表了講話，主要是如何加強中共的組織和軍隊建設，認同共產國際對中共「革命」的判斷。
中共六大結束後，周恩來成為在1928年11月成立的特別委員會委員，該委員會是彼時中共的最高領導機構，由向忠發、周恩來和顧順章三人組成。顯然，與毛澤東相比，周在早期黨內的地位更高，也更受共產國際賞識。
1944年，周恩來在延安黨校向黨的積極分子發表講話時，在題為《關於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的研究》的報告中提出了他對中共六大的看法。其雖然給予積極評價，但卻指出共產國際對中國形勢和具體情況的誤解，導致代表大會無法對某些問題作出具體答覆。周對共產國際態度的轉變，與毛澤東通過延安整風，排除親蘇派影響、確立自己權威地位有關。這也再次說明周很善於見風使舵。
第二次非法進入蘇聯
1930年6月25日至7月13日，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共有1268名投票代表和891名觀察代表列席，周恩來作為中共代表之一出席了會議。而這次，周恩來依舊是非法進入蘇聯的，此次他化名姓「蘇」。
周恩來是唯一在大會上發言的外國共產黨代表，因為共產國際把當時全球革命運動歸功於中共。他在講話中強調，「偉大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誕生的」。他向大會保證，「只有蘇維埃政權才能團結中國，推翻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的統治，創造一個新的世界」。
大會結束後的7月27日，周恩來、瞿秋白再次得到了斯大林的召見。周恩來對斯大林說蘇聯領導人的意見幫助中共繼續和發展了中共和中國革命。周的上述之語再次確認了早期的中共與蘇共的密切關係。
第三次前往蘇聯治病
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周恩來第三次前往莫斯科治療右臂肘部骨折，並在蘇聯停留了5個月。對周恩來的治療決定是由蘇聯中央委員會作出的，他在克林姆林宮醫院接受治療，這是因為周當時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而周之所以可以光明正大去蘇聯，一個重要原因是1936年西安軍事叛變後，國民政府同意與中共合作，停止內戰，共軍成為國民政府軍的一部分。
陪同周前往莫斯科的有鄧穎超、孫維世以及幾個中共領導人的孩子，師哲做周的翻譯。周在蘇聯時，中共中央曾要求周恩來早些回國，但蘇聯醫生直到1940年初檢查後才允許他離境。周於1940年3月25日返回延安。
在莫斯科治療期間，周恩來繼續為共產國際和中共效力。他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準備了幾份重要文件，其中包括一份關於中國問題的備忘錄。1940年1月，周和鄧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上提交了關於中國情況的報告。
也是在這期間，周在《共產國際》雜誌上發表文章《反對中國分裂和投降的危險》，稱中共將繼續抗日和抵抗。但實際情況卻是中共假抗日保存實力，而且還時不時攻擊國軍。
在莫斯科，周恩來亦盡力獲得蘇聯對中共的實際支持，因為當時的蘇聯出於抗擊納粹德國的需要，為了避免民國政府不滿，暫停了對中共的物資支持等。資料顯示，蔣介石強烈反對蘇聯直接向中共供應物資。1939年9月，蔣介石向當時身在莫斯科的孫科建議，「堅決拒絕、決不批准」任何用蘇聯物品直接援助共產黨的建議。
而周和中共希望可以繼續獲得來自蘇聯的經費支持和武器支持。1939年11月，中共中央電告周恩來，指示他向共產國際尋求財政援助，並要求他「與有關同志協商積極解決這一問題，即將錢帶回中國」。
1940年2月8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秘書處通過決議，同意向中共提供資金援助，重點是協助召開中共七大。周恩來很快將錢運回了中國，但具體數額不詳。
此外，周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多次提到，中共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作用逐漸加強，旨在提醒蘇聯要注意限制蘇聯與民國政府達成的關於分配蘇聯武器比例的非正式協議。然而，由於1940年國共關係惡化，中共連約定蘇聯援助的1/40都沒有得到。
在莫斯科期間，周恩來還與任弼時一起參與了中共七大的籌備工作和重要文件的制定。但因為種種原因，七大才於1945年在延安召開。
1940年1月23日在離開莫斯科前，周恩來向斯大林致函，請求與他「至少花很短的時間會面」，並表示相信，與這位「受人尊敬的偉大領袖」會面本身就會給他帶來好處。周在信中說，斯大林的指示「被歷史所驗證，將進一步堅定中共的信心，激勵全黨」，「為中國注入更多活力，保證取得勝利」等等。不過，如此吹捧並沒有打動斯大林，會面沒有舉行，斯大林可能是出於上述同樣的考慮。
顯然，周恩來在莫斯科期間一直在協調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並助力中共從共產國際獲得金錢支持等。周與共產國際的密切關係無疑是另一個讓人感興趣的話題。
參考資料：Alla L. Verchenko教授俄文版《周恩來、蘇聯和共產國際（1920-1940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