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媒體經濟學人指出，習近平對中國企業的控制已到了令人不安的牢固，致使區分國有或民營企業變得更加不易。此外，馬利蘭大學帕克分校教授皮爾森（Margaret Pearson）認為，中國正從以國家利益為導向的國家資本主義轉向黨國資本主義，即企業的運營圍繞黨的利益組織。
在北方重工（NHI）總部，22字標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習近平思想偉大旗幟」映入眼帘。即便方大集團2019年以民企身份收購北方重工47%股份，這在拯救國企的案例中相當罕見，方大雖是最大單一股東，卻不是控股股東，該公司一名經理表示，這項投資是「政策決定」。方大官網充斥着共黨圖像，弘揚「聽黨話、跟黨走」的公司使命。
2013年，中國推動「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勵民企與國企相互投資，將私人資本引入笨重的國有企業。然而，大部分投資是單向的，據惠譽統計，2019至21年，平均每年有50家國企獲得上市民企控股權，而2018年則不到20家。Dealogic數據顯示，自2018年以來，中國國企可能花費3900億美元投資民企。
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最近的一份報告質疑「中國企業可能真正私有嗎」？監視國家對中國企業的影響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因為國家的影響力已不再僅限於指派管理層人事。皮爾森表示，事實上，中國正在從國家資本主義轉向黨國資本主義。
國家的支持將協助企業實現習近平的願景。綠能、電動車、機械人與數碼化等許多創新是由民企完成，但由國家資助。在生成式人工智能（AI）等敏感領域，是民企與國家攜手發展，從事AI開發的民企時常徵詢監管機關，這些單位提供准許或不准許開發的指導，中國的AI公司認為相關徵詢不是創新的障礙，而是快速致勝之道。
黨也以更加微妙的方式行使控制，其中一種工具是企業「社會信用」系統。習掌權不久後推行的該機制依據法遵與債信紀錄為企業評分。香港城市大學教授林郁馨最近檢視浙江的公開資料發現，政治關係越密切的企業得分越高。除了公司規模之外，與高分最相關的變數是公司執行長或董事曾位居政府或黨要職。
高分的「紅名單」企業將可優先獲得信貸，這讓民企即使沒有直接的國家控股，也有強烈遵守國家政策的動機。黨控制企業的另一方式是通過黨委。黨籍員工開會討論意識形態及組織在企業運作中的地位。這些細胞將公司或產業信息傳遞給監管單位，而相關信息反過來可能塑造地方規範。
這些控制方式解釋了為何中國企業家需要向黨表示忠誠並履行政治責任，他們只是努力適應建立在黨的至上的政治經濟之中。然而，國家和民間部門之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企業家越來越難以在黨和利潤之間取得平衡。皮爾森認為，私人企業可能無法從國家手中確保足夠的自主權，以從容地追求自己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