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照：北京的年輕人手舉白紙上街示威，抗議新冠清零封控政策。(2022年11月27日)
一年前，以年輕一代為主體，中國民眾發起了一場大規模抗議中共新冠清零政策、要求政治變革的運動。這個被稱為「白紙運動」的抗議活動，是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後中國首次全國性爭取自由和民主的努力。
期間，我給《華盛頓郵報》撰文分析白紙運動對推動中國政治社會變革的意義，在其中我重述了我一直以來的思路：中國發生實質性民主變革至少需要四個必要條件——首先，人民必須普遍對政治現狀感到強烈不滿並有求變的願望；其二，必須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個有生命力、可持續的民主反對力量；其三，中共統治階層內部必須發生政治分裂；其四，國際社會必須對中國的民主反對力量抱有希望並給予有效支持。在過去的一年裏，第一個條件加深了，為其他三個條件創造了新的可能性。
經濟困境威脅中共統治
白紙運動重挫了剛剛在中共二十大上達到權力頂峰的習近平的政治威嚴，人們對習近平及其政權的恐懼和敬畏減少了，針對其政府和政策的抗議活動越來越頻繁。與此同時，許多人預期的疫情後經濟的強力反彈並未發生，習近平的全球野心引起了美國及其盟友的高度警惕和反制。他對安全意識的着魔和偏執的政策——例如全國範圍的「反間諜運動」——強化對民間控制和對外部防範，加深了市場和國內外企業家的不信任和信心流失。這一切都加劇了中國經濟的困境。
觀察家們對陷入困境的中國經濟雖有不同的診斷，但有一個底線共識：中國快速經濟增長的輝煌時代已經結束，在可預見的未來，相對的低速增長並間歇性受到習近平政治干擾的經濟將是常態。這樣的現狀對中國社會有重大影響。
天安門大屠殺使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幾乎喪盡。然而，儘管面臨嚴峻挑戰，中共不僅穩定了其統治，甚至依賴三個主要支柱加強了其統治地位。第一個支柱是持續而精細的政治控制，而另外兩個是中共在後天安門時期政治合法性的最重要來源：快速的經濟發展（績效合法性）和民族主義。在這些支柱中，快速的經濟發展起到了最關鍵的作用，因為民族主義的論述和煽動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體量越來越大的經濟。
用另外一個視角來看績效合法性就是：在天安門大屠殺引起的普遍恐懼和犬儒的政治氛圍中，中國人民（特別是精英階層）與中共政權之間達成了一種默契的交易：以自由換取繁榮和安全。直到最近，儘管不斷面臨挑戰，只要中國經濟保持增長勢頭，這一交易基本上仍然得以進行。
目前，隨着績效合法性岌岌可危，習近平必須更多地依賴政治控制和煽動民族主義來維護其政權的安全。例如，在今年6月，中共政權推出《愛國主義教育法》草案，任意對愛國主義進行法律定義。8月，中共政權啟動了全國範圍的反間諜運動，隨後在9月公佈修改的《治安管理處罰法》將可任意解釋的「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等行為法律化。這些民族主義政策為中共政權實施專政提供了便利工具，因為異議和（涉外）商業活動很容易被貼上間諜或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標籤。習近平的安全政策讓每個人都感到不安全。
民心思變，用腳投票
如今，中國人和中共政權的默契交易正在瓦解——以自由換取繁榮和安全的時代不再可持續。中國人民，特別是曾經在後天安門時期與中共統治集團一體化的精英，要麼躺平，要麼反抗，要麼選擇用腳投票。2022年，中國移居國外的淨人口超過31萬，預計2023年有更大規模的逃亡。也就是說，中國精英階層開始背棄中共政權。這是一個重要的發展，但仍需觀察，開始背棄中共政權的精英階層將如何成為政治獨立的中產階級並與現有的公民社會運動融合，以建立一個有生命力、可持續的民主反對力量（條件二）？
如果條件一隨着精英階層與中共政權之間分離的趨勢持續加強，條件三，中共統治階層內部政治分離，發生的可能性就會增大。首先，中共政權與中國經濟精英之間的不斷分離越來越牽涉到中共官僚的利益——數十年的權錢交易已經在中國經濟精英和各級官員之間建立了錯綜複雜的關係。其次，當習近平繼續犯嚴重的經濟和外交政策錯誤引發更廣泛的公眾不滿時，無論是出於不同的政策理念還是出於赤裸裸的爭權野心，黨內高層有人利用民怨進行權鬥的可能性會隨之升高。
國際支持聲援中國政治犯
再來看條件四——國際支持。美國主導的民主世界在制定和執行對華政策時應有意識地將幫助培育條件二和條件三的目標放在心上。西方政府必須在與中國的接觸中堅持民主的價值原則，以幫助推動中國的人權事業並發育政治上獨立的中產階級。西方政府必須繼續給中國的政治犯道義和實際支持，為爭取他們的自由而努力，例如激發了白紙運動的「孤膽英雄」彭立發。
畢竟，民主反對力量的生命力和持續力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關鍵領袖群體，若多數領頭人被監禁或逃亡，所需要的領袖群體就無法形成。如果中共領導層出現分裂，西方政府應選擇與更開明的領導人而非強硬派進行對話，以加強前者的合法性。最後，民主世界需要反制習近平的全球野心，因為中共在國際舞台上取得的任何收益都只會返回來增強其在國內實施專制主義的鐵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