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無家可歸的女性露宿在三藩市街頭，攝於2023年2月22日
（接第一部分）三藩市無家可歸者完全是三藩市左傾進步主義造成的，完全是因為左傾進步主義者從未正確陳述問題，或者更糟的是，因為他們否認問題：無家可歸者來到三藩市躺下死去。無家可歸者不僅僅是暫時失業。
由於這個盲點，左傾進步主義者永遠不會提出正確的解決方案（每個精神科醫生都知道解決方案是什麼）：提供治療，而不是提供住房。將整個灣區的無家可歸者分散到家庭和社區中心，不要全部集中在一個社區，並提供個人化的治療。停止集體主義的思維方式。我們不是社會主義者。進步主義的解決方案，比如「住房優先」，不是真正的解決方案，它只是文字遊戲。
米高‧謝倫伯格（Michael Shellenberger）在他的著作《舊金「疝」：進步派為什麼毀滅城市》（San Fransicko: Why Progressives Ruin Cities）中寫道：「文字是有力量的。『無家可歸者』這個詞不僅讓我們想到住房，也讓我們不去想精神疾病、毒品和脫離社會。這個詞將我們的注意力引向一個人無法控制的事情，例如高昂的住房成本，而遠離他們認為在他們可控範圍內的事情，例如工作、養育子女和遠離毒品。」
對於任何一個將自己描繪成受害者的人來說，三藩市的左傾進步人士都是傻瓜，他們毫無骨氣地指示警察和法院「放過他們」。
三藩市的左傾進步權力源自於進步人士通過選區選舉達到對市政府的控制。在那些為了產生進步派多數而不公正劃分的選區中，監事會的候選人從不向整個城市發出呼籲，從不表現出節制，相反，為了獲勝，他們就必須表明自己比對手更左。
在一個擁有50萬名選民的城市中，進步派人士只需要3.5萬張選票（如果投票人數較少，則所需的選票就更少）即可贏得監事會席位。三藩市是美國仍然舉行地區選舉的最後幾個大城市之一。
例如：監事會中唯一的保守派丹‧懷特（Dan White）於1978年辭職。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因為他不斷受到主管哈維‧米爾克（Harvey Milk）和市長喬治‧莫斯康尼（George Moscone）的嘲笑，莫斯康尼隨後不再讓他復職。
當然，如果懷特是自由派，他就可以復職。部分原因是懷特無法靠監事會的薪水維持生計，這是他消防員工資的一半，他當時正在撫養嬰兒的妻子被迫每周工作40到50個小時。懷特辯稱自己是「受害者」，然後在憎恨他謀殺米爾克和莫斯康尼的自由派三藩市，陪審團說「放過他們」。
另一個例子：2018年，三藩市監事會解僱了臨時市長倫敦‧布里德（London Breed）。她是一位靠自己的努力擺脫貧困的黑人女性——這正是三藩市自由派聲稱自己所支持的那種人，但是監事會後來意識到她是溫和派，因此不能代表極左翼的三藩市。他們用一位矽谷風險投資家取代了布里德女士，想的是他在即將到來的選舉中更容易被擊敗。
托馬斯‧富勒（Thomas Fuller）和康納‧多爾蒂（Conor Dougherty）在《紐約時報》上寫道：「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布里德女士的免職是該市左派的冷酷政治算計：將她免職將使他們有更好的機會奪回市長職位。」
「前市長、現任州長加文‧紐森（Gavin Newsom）的民主黨政治顧問彼得‧拉貢（Peter Ragone）說，『我多年來在三藩市學到的是，對於左傾進步人士來說，這與良心或意識形態無關，而是與權力有關。』」
治療
有什麼治療方法？
或者說，它是為誰準備的？三藩市的左傾進步人士會回答說：「只為那些願意接受治療的人。」
當談到社會自由時，左傾進步主義者是狂熱的自由主義者。不要碰我的自由！三藩市的左傾進步人士認為，任何人都有權流落街頭，在行人路上排便，在城市公園露營，當然還有拒絕治療、拒絕庇護的權利。美國公民自由聯盟（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大力捍衛這一立場。
在本文第一部分發表之後，一位讀者評論說：「每年，全國各地的法院都會對各種問題作出裁決，包括最高法院。也許是應該改變法律的時候了，以迫使吸毒者和精神病患者進入治療機構，以幫助治癒他們的毒癮和心魔。把他們留在街上的做法是失敗的。就這麼簡單。成千上萬的人因為使用芬太尼而死在街上。這種為了寬容而忽視問題的做法簡直太殘忍了。」
帶着這種態度，三藩市趕走了優秀的社會工作者——就像趕走它最好的公立學校教師一樣，他們被告知他們嚴格的學術和行為標準以及歐洲中心主義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請參閱我的文章「為什麼加州的學校正在失去他們的教師」（Why California’s Schools Are Losing Their Teachers），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
優秀的社會工作者知道他們必須既有愛心又嚴厲。當一個正在接受治療的人哀聲抱怨「哦，天哪，這太糟糕了」時，正確的反應應該是，「振作起來！這就是你應該學習的時機。」但這種治療需要支持，需要一個治療計劃，讓無家可歸者作為一個人，有機會工作，讓他們意識到他們錯過了什麼——工作的樂趣。這需要一個12步計劃，包括承認他們的處境，找到他們傷害過的人，然後道歉。（謝倫伯格的書中第156頁）
由誰來實施治療？
無家可歸的工業綜合體？層層中間人、檢查員、承包商、律師、遊說者和工會（為了營造那些價值43萬美元的公寓）？
另一位讀者阿奈斯‧寧（Anais Nin）對本文第一部分評論說：「不幸的是，社會服務行業不想放過它的客戶（無家可歸者）。市政府利用他們的無家可歸者問題進行籌款，而新的政治候選人則將其用於他們的選舉活動。與此同時，大城市的情況也在不斷惡化。他們假裝用新針頭、食品服務和毯子之類的東西幫助那些人，但這只是在問題上貼上創可貼而已，他們利用同情心讓每個人都能從中獲利。為了強制執行這一點，只要市政府提供解決方案，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就對其提起訴訟。我旁聽過一場長達八小時的公共城市專員與市長的討論，市長介紹了嚴厲的關愛無家可歸者的解決方案。我卻目睹了，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在其網站上僱用的有償活動人士如何大聲地（阻止）任何解決方案的提出。」
謝倫伯格寫道，2021年和2022年，三藩市花費了11億美元，並提議立法提高企業稅收，以使這11億美元增加到20億美元。
這是可能的，因為三藩市的選民總是為不幸的人提供資金。他們喜歡「向富人徵稅，建立一個平等社會」的想法。三藩市的左傾進步人士就好像馬克思主義者一樣，相信金錢和所有權的重新分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
這方面的統計和事實依據在哪裏？1964年，在向貧困宣戰開始時，全國貧困率為15%。直到今天，平均而言，這個比率從未變過。然而，這個國家為此付出的代價已經達到了23萬億美元，而今天，這筆錢完全通過借貸來支付。
此外，隨着向貧困宣戰，教育經費也有所增加，從1970年到2000年翻了一番（並且還在繼續增加）。那麼，為什麼考試成績下降了25%呢？根據美國教育部的數據，在過去的40年裏，全國只有36%的人在閱讀和數學測試時達到了熟練的程度，這就是為什麼美國海軍將其入學考試的閱讀水平降低到四年級，而這一水平是美國高中畢業生的平均水平。
隨着向貧困宣戰而來的是醫療保險——為半個國家提供全民醫療保健。對醫療保健的需求增加遠遠超出了公民的要求，並使公民作為消費者和患者無法參與價格談判，這正是美國健康保險蛻變成預付費醫療保健的原因，其費用是醫療保險之前的三倍，是世界其它任何地方的兩倍。因為醫療保健的自由市場已不復存在。這個市場被政府篡奪了。
總而言之，左傾進步主義者已經將異常行為正常化，將其合法化，在一個數十萬人毗鄰居住的城市裏，這種行為與生活格格不入，本會讓人感到恥辱。然而，美國公民自由聯盟不遺餘力地捍衛明顯精神錯亂的人違法的權利。因為他們的精神疾病太嚴重，無法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但嚴重程度還不足以住院。
三藩市的左傾進步人士不想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即大量無家可歸者來到三藩市，因為全國各地的小城鎮已經把他們趕出去了，而三藩市沒有強迫他們接受精神衛生保健或進入庇護所。那些人為了乾淨的針頭和有監督的藥物注射而來到這裏。
他們沒有得到庇護所，因為三藩市選民認為解決方案是真正的住房，而不是庇護所，是每套43萬美元的住房——除非這個價位，否則沒有人會修建住房單位。
毀掉我們的城市
左傾進步人士正在毀掉我們的城市：
1.他們將避難所和已經建成的住房資金轉用於建造新住房（這是不可能的）。
2.他們將無家可歸者視為受害者（這使得無家可歸者能夠流落街頭）。
3.他們恐嚇專家政策制定者和記者，攻擊他們仇恨窮人、有色人種和病人（這為毒品交易、暴力和盜竊打開了大門，而且三藩市不起訴950美元以下的入店行竊）。
在個人主義（即社會自由）的名義下，三藩市放棄了對需要幫助者的責任。將吸毒者、精神病患者和不相干的人與城市的市民混為一談，這是左傾進步主義最大的花招。
他們的第二大伎倆是指責美國優勝劣汰的資本主義經濟，試圖抹殺個人自由的另一面：個人責任。左傾進步主義者聲稱那些在經濟上不成功的人是種族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受害者，他們以這個藉口來推卸個人責任。
是的，非裔美國人中無家可歸的比例很高，非裔美國人犯罪的比例也很高，但將種族主義等同於犯罪和貧困是邏輯上的一個重大錯誤，因為相關性並不等於因果關係。非洲人、拉丁人和美洲原住民，這些來自聲音文化（aural culture）的人，他們在發達的工業化社會中掙扎，但在經濟上不太成功。他們犯下了更多的罪行。
如果允許任何團體聲稱自己是受害者，並且不因其不當行為而受到懲罰，這樣的國家將陷入無法無天的境地。社會、政治和經濟責任將受到嚴重損害，以至於國家將失去這些自由。
謝倫伯格寫道：「雖然我們應該讓民選官員承擔責任，但我們也必須向他們政策的知識分子設計者，以及賦予他們權力的公民、捐助者和選民提出尖銳的問題。什麼樣的文明會讓最脆弱的公民使用致命物質並死在街頭？什麼樣的城市對雪糕店的監管比一年內殺死713名市民的毒販更嚴格？什麼樣的人會大肆宣傳他們優待窮人、有色人種和吸毒者的做法，同時卻又支持和補貼促成他們死亡的環境？」
朱莉‧博斯曼（Julie Bosman）在《紐約時報》上寫道，與其接受那些不能或不願工作的人的藉口，我們應該關注那些湧入我們南部邊境的有抱負的移民。2022年，8,000名缺乏教育或工作技能的移民湧入芝加哥。」
志願者從四面八方趕來幫助他們，（越過無家可歸者）為他們送去食物和衣服。他們知道這些移民迫不及待地想開始工作。他們不想免費獲得43萬美元的房屋。幾年後，他們將自己買房。
如果一家餐館想在行人路上放置桌椅，那他們必須申請許可證。那麼，無家可歸者也應該如此。不尊重法律將摧毀一個國家。在法律面前區別對待人，會敗壞和侵蝕社會賴以建立的基礎。它侵蝕着城市，人類最繁榮的地方。
自由社會需要時刻警惕破壞它們的力量，這是一項不能被委託的責任。讓公民享有絕對的物質平等權，這隻有通過武力才能實現，就是把一個國家送回中世紀。是蘇聯的行徑。是古巴的行徑。
紐約市有自由女神像，三藩市需要一座責任雕像。
2023年7月4日，大衛‧帕克在巴黎盧森堡花園。（由David Parker提供）
作者簡介：
大衛‧帕克（David Parker）是三藩市的投資者、作家、爵士音樂家和教育家。他的著作《收入與財富》（Income and Wealth）和《三藩市保守派》（A San Francisco Conservative）探討了政府、歷史和經濟領域的重要話題，提供了適時的歷史視角。他的文章發表在《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和《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上。
原文「San Francisco’s Homeless, Part II」刊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