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劍指出，汪暉通過一系列語言幻術將黨國體制美化為一種超政黨和超國家的政治制度安排。-筆者
在《世紀的歧路——左翼共同體批判》的上卷一和上卷二中，榮劍用了很大篇幅批判汪暉。榮劍不但從左右之爭的角度批判了汪暉，而且還進一步指出，汪暉並不是真誠的左派。因為汪暉「通過一系列語言幻術將一黨專政的黨國體制美化為一種超政黨和超國家的政治制度安排」，這不僅遠離右翼一貫倡導的自由憲政理念，而且也和左翼始終堅守的政治民主立場相去甚遠。因此對汪暉的批判絕不是左右之爭，而是文野之爭。
再說社會主義。汪暉論述了中國社會主義的現代性。我們暫且不去評論社會主義本身的是非對錯，我們需要指出的是，汪暉也不是真誠的社會主義者。今日中國雖然還掛着社會主義的招牌，但實際上和社會主義相距十萬八千里。
社會主義這一概念的內涵發生過許多變化。今天西方人口中的社會主義，已經和五十年前、一百年前說的社會主義很不一樣，但仍然保留了若干特點，如關懷勞工權益，保護弱勢群體，強調公共福利，等等。反觀今日中共，中共雖是極左派出身，但是現在變得面目全非，把社會主義的特點丟得一乾二淨。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最不關懷勞工權益，最不保護弱勢群體，最不強調公共福利。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李志寧乾脆說，中國號稱是世界上唯一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其實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是社會主義國家，唯獨中國不是。中國勞工的福利本來就很低，日前習近平在闡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時還特地強調，就是不能搞「福利主義」那一套。
面對這樣的中國，汪暉的著述和西方左翼學界某些人士的熱捧，簡直無異於一場騙局。
榮劍這兩本左翼共同體批判，其中提到的中國的左翼代表人物，除開汪暉外，還提到朱蘇力、崔之元、賀桂梅、趙汀陽、黃宗智和劉小楓等。這使我想起10年前那份「牛津共識」。2013年9月，英國牛津大學召開當代中國思潮學術研討會，邀請了自由派、新左派、新儒家和基督教研究的若干位具有代表性的學者與會，會後有28位學者達成了一份「關於中國現狀與未來的若干共識」，簡稱「2013牛津共識」。榮劍提到的那幾位新左派代表人物，沒有一個出席了那次牛津的研討會。
「牛津共識」全文不到900字，是由分別代表自由派、新左派、儒家、基督教的四位學者——秦暉、黃紀蘇、陳明、何光滬共同定稿的。黃紀蘇的文字我讀過不少。按照傳統的左派定義，我認為黃紀蘇這個左派要遠比汪暉、朱蘇力等系列人物更名副其實。
左派共同體批判是榮劍世紀三書的第一部，另外兩部是對革命共同體批判和改革共同體批判。後兩部批判的主題比第一部更宏大。在革命與改革這兩大主題中，尤其是改革這個主題，最值得關注與比較的應是中國與蘇俄。
榮劍這兩本左翼共同體批判（上卷一和上卷二）固然主要是講左翼，但也提及革命與改革。榮劍談到中蘇兩國的改革。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改革和倡導「公開性」，在1980年代中期曾經成為中國黨內外「改革派」力圖借鑑的模式，即改革首先是要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打開缺口。這和鄧小平「先經濟後政治」的改革模式形成了鮮明對比，蘇共的改革似乎比中共的改革更為激進。戈爾巴喬夫後來解釋說，中蘇的不同改革路徑，源於不同的國度、文化和初始條件，蘇聯不首先進行政治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就根本無法啟動，蘇聯走不了「鄧小平的改革之路」。他認為鄧小平及其繼任者的最大貢獻在於「他們能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保持政治和社會穩定之間的平衡，保證中國經濟在高速發展的同時積極融入世界經濟」。他在承認蘇聯改革失敗的同時，高度評價了「中國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向前邁進了一大步」，認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不僅對於中國的國內形勢，也對國際局勢產生了巨大影響。」
榮劍寫到：戈爾巴喬夫對中國改革的評價反映了世界上相當一部分中國問題研究者的看法，中國改革並未止步於蘇聯的解體，相反，從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起，中國開啟了遠比1980年代規模更為宏大的改革進程。由此帶給人們思考的問題是：中國急劇的經濟轉型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高速增長是如何發生的？為什麼長期受制於僵化的意識形態的中共領導人，能夠在極短的時間裏完成向市場經濟觀念的轉變？
我認為，所謂蘇聯是先政治改革後經濟改革，中國是先經濟改革後政治改革，或者是，蘇聯是激進，中國是漸進這些說法，其實根本不得要領。導致中國與蘇聯改革路線分道揚鑣的真正區別僅在於一點：那就是，面對着一波一波的自由民主浪潮，你到底是鎮壓還是不鎮壓，殺人還是不殺人。「六四」把中國的改革引入歧途。「六四」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
榮劍的《世紀的歧路——左翼共同體批判》的上卷一和上卷二，共600頁，已經是個大部頭。但讀下來卻不感到冗長，不感到煩悶。作者的語言流暢，表述清晰，脈絡分明。這和汪暉著述的晦澀含混形成鮮明對比。
相信榮劍的後兩部批判，將為我們展現更宏大的視野和更廣泛深入的剖析。
在《世紀的歧路——左翼共同體批判》的上卷一和上卷二中，榮劍用了很大篇幅批判汪暉。榮劍不但從左右之爭的角度批判了汪暉，而且還進一步指出，汪暉並不是真誠的左派。因為汪暉「通過一系列語言幻術將一黨專政的黨國體制美化為一種超政黨和超國家的政治制度安排」，這不僅遠離右翼一貫倡導的自由憲政理念，而且也和左翼始終堅守的政治民主立場相去甚遠。因此對汪暉的批判絕不是左右之爭，而是文野之爭。
再說社會主義。汪暉論述了中國社會主義的現代性。我們暫且不去評論社會主義本身的是非對錯，我們需要指出的是，汪暉也不是真誠的社會主義者。今日中國雖然還掛着社會主義的招牌，但實際上和社會主義相距十萬八千里。
社會主義這一概念的內涵發生過許多變化。今天西方人口中的社會主義，已經和五十年前、一百年前說的社會主義很不一樣，但仍然保留了若干特點，如關懷勞工權益，保護弱勢群體，強調公共福利，等等。反觀今日中共，中共雖是極左派出身，但是現在變得面目全非，把社會主義的特點丟得一乾二淨。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最不關懷勞工權益，最不保護弱勢群體，最不強調公共福利。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李志寧乾脆說，中國號稱是世界上唯一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其實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是社會主義國家，唯獨中國不是。中國勞工的福利本來就很低，日前習近平在闡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時還特地強調，就是不能搞「福利主義」那一套。
面對這樣的中國，汪暉的著述和西方左翼學界某些人士的熱捧，簡直無異於一場騙局。
榮劍這兩本左翼共同體批判，其中提到的中國的左翼代表人物，除開汪暉外，還提到朱蘇力、崔之元、賀桂梅、趙汀陽、黃宗智和劉小楓等。這使我想起10年前那份「牛津共識」。2013年9月，英國牛津大學召開當代中國思潮學術研討會，邀請了自由派、新左派、新儒家和基督教研究的若干位具有代表性的學者與會，會後有28位學者達成了一份「關於中國現狀與未來的若干共識」，簡稱「2013牛津共識」。榮劍提到的那幾位新左派代表人物，沒有一個出席了那次牛津的研討會。
「牛津共識」全文不到900字，是由分別代表自由派、新左派、儒家、基督教的四位學者——秦暉、黃紀蘇、陳明、何光滬共同定稿的。黃紀蘇的文字我讀過不少。按照傳統的左派定義，我認為黃紀蘇這個左派要遠比汪暉、朱蘇力等系列人物更名副其實。
左派共同體批判是榮劍世紀三書的第一部，另外兩部是對革命共同體批判和改革共同體批判。後兩部批判的主題比第一部更宏大。在革命與改革這兩大主題中，尤其是改革這個主題，最值得關注與比較的應是中國與蘇俄。
榮劍這兩本左翼共同體批判（上卷一和上卷二）固然主要是講左翼，但也提及革命與改革。榮劍談到中蘇兩國的改革。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改革和倡導「公開性」，在1980年代中期曾經成為中國黨內外「改革派」力圖借鑑的模式，即改革首先是要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打開缺口。這和鄧小平「先經濟後政治」的改革模式形成了鮮明對比，蘇共的改革似乎比中共的改革更為激進。戈爾巴喬夫後來解釋說，中蘇的不同改革路徑，源於不同的國度、文化和初始條件，蘇聯不首先進行政治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就根本無法啟動，蘇聯走不了「鄧小平的改革之路」。他認為鄧小平及其繼任者的最大貢獻在於「他們能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保持政治和社會穩定之間的平衡，保證中國經濟在高速發展的同時積極融入世界經濟」。他在承認蘇聯改革失敗的同時，高度評價了「中國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向前邁進了一大步」，認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不僅對於中國的國內形勢，也對國際局勢產生了巨大影響。」
榮劍寫到：戈爾巴喬夫對中國改革的評價反映了世界上相當一部分中國問題研究者的看法，中國改革並未止步於蘇聯的解體，相反，從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起，中國開啟了遠比1980年代規模更為宏大的改革進程。由此帶給人們思考的問題是：中國急劇的經濟轉型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高速增長是如何發生的？為什麼長期受制於僵化的意識形態的中共領導人，能夠在極短的時間裏完成向市場經濟觀念的轉變？
我認為，所謂蘇聯是先政治改革後經濟改革，中國是先經濟改革後政治改革，或者是，蘇聯是激進，中國是漸進這些說法，其實根本不得要領。導致中國與蘇聯改革路線分道揚鑣的真正區別僅在於一點：那就是，面對着一波一波的自由民主浪潮，你到底是鎮壓還是不鎮壓，殺人還是不殺人。「六四」把中國的改革引入歧途。「六四」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
榮劍的《世紀的歧路——左翼共同體批判》的上卷一和上卷二，共600頁，已經是個大部頭。但讀下來卻不感到冗長，不感到煩悶。作者的語言流暢，表述清晰，脈絡分明。這和汪暉著述的晦澀含混形成鮮明對比。
相信榮劍的後兩部批判，將為我們展現更宏大的視野和更廣泛深入的剖析。
（文章只代表作者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