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上海。交通大學學生的反美遊行。
1950年我14歲時，父母離異。我少年時對父親多變的感情生活，曾經幼稚地頗不諒解，因此儘管我們一起住在香港，相處時間很長，但父子很少懇談，談話中也沒有觸到他的過去。近十多年有些書出版，記載了前事，引起我的聯想，也懊悔沒有在父親生前與他好好談他的經歷和體驗。
從一些記載來看，父親年輕時應該是有理想的熱血青年，左傾、愛國、熱心公眾事務。30年代有聲電影出現，當時的南京中央政府為推廣國語，想要禁制粵語片，香港就發起「粵語片救亡運動」，1937年，父親以香港華南電影協會秘書長身份，到南京請願緩禁粵語片。七七抗戰爆發後，父親帶領攝影隊到廣州拍攝日軍空襲的悲慘場景，以喚起香港人的抗日意識。1940年父親把他的五弟和三妹送往桂林找尋中共組織，輾轉前赴中共抗日根據地延安。差不多也在那時候，父親離開香港的家，去桂林投入抗日文藝宣傳活動，而媽媽就帶着我和姐姐，前往上海在尚未淪陷的租界生活。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各租界也成為淪陷區，我們的生活陷困境，而父親大約在桂林也不太得志，於是輾轉到上海與我們重聚。
父親在汪政權下改行做生意。1945年，有跡象顯示他遭日偽通緝，於是全家連夜逃難到國民黨管治區。戰後他通過國民黨的關係往東北接管電影院，我們就移居北平。多年來在戰亂中轉徙，他為生計從事多種行業，不得不與社會各式人等周旋，免不了有許多複雜關係。
1948年回到香港，他重拾影事。在左右分明的影圈中，他從一開始就是鮮明的親共左派，因為多年來他心中最重視、主導他言行的，是他的二妹，即我的二姑姐李麗蓮。
李麗蓮1930年同父親在上海影劇界並肩出道。1937年她同江青一起奔赴延安。在延安與共產國際派駐中共的特派員德國人李德（Otto Braun）結婚。李德1939年奉命返蘇，姑姐與他的婚姻關係也告終了。但憑李德的關係，可能還因為江青，她一直活躍於中共上層。她後來告訴我，那時常常跟毛主席打麻將。中共建政後，她任全國婦聯秘書長。
我的三姑姐李慧蓮到延安後，在延安「搶救運動」中被鬥爭而自殺。二姑姐可進出毛澤東居所，卻未能對妹妹的困厄處境有所幫助。到1955年《戲劇報》對父親的抹黑，她當然也無法置一詞了。二姑姐在1965年去世，逃過文革劫難。
父親一生雖多波折，但從青年到老年，愛國與親共卻始終如一。中共在香港的領導者，固然籠絡他，利用他，但其實一直在懷疑他。晚年父親幾乎所有在大陸的親人都沒有同他聯絡。最可以接近的是我，而我卻忙於工作與他聯繫不多。我當時可以說是左派的紅人，其實我在中共黨乾眼中，即使在當時，何嘗不是被視為可以利用的角色？何嘗不是也被懷疑呢？
1980年，我訪問老報人徐鑄成，他在國民黨時代辦《文匯報》受到迫害，中共建政後又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說，我明明是跟共產黨走的，卻說我反黨，不僅肉體被折磨，而且人格受凌辱，親戚鄰里甚至子女都要跟他劃清界線。他說，開始時一想起來就一身冷汗。但後來看到國家主席劉少奇都被打倒，也就無所謂了。
這是最無奈也最悲涼的一句話。在什麼都是對敵鬥爭的思維下，所有領導者、所有黨員、所有親共人士，都是被利用的，也都是被懷疑的，任何人都可能有一天被當作敵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