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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時常聽說，經濟成長自一九三０年代全球經濟大恐慌之後就受到全球一致重視，也咸認其是增進人們福祉的重要途徑，到底經濟成長的定義是什麼？如何促進經濟成長的呢？
經濟成長的定義有多種，較理想的應是：每人實質所得的不斷增長
經濟成長的定義有多種，全球通用的一種是：實質（扣除物價因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不斷增長。而GDP是一段期間（通常是一年）內一國的生產總值，涵蓋食衣住行育樂等等的產值，也有「國民所得」的稱謂，顧名思義，亦即所有住民所得的加總，是一個「整體」概念。問題是：儘管GDP大，但每一個住民的所得不一定大，很有可能只有少數人所得高，但眾多人卻是低所得，二十世紀末出現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就是99%低所得對1%高所得者的抗議。所以，實質GDP的不斷增長，人們的福祉不一定增進，而每人實質GDP（所得）雖仍無法顯示各個人的幸福度，但較現今通用的「實質GDP」來得好。如果我們能接受「每人實質所得不斷的增長」這樣的定義，就可以進一步了解其內涵。
顧名思義，「每人實質所得」系指社會總產出（GDP或所得）除以總人口之商，因此，其成長即表示總產出與總人口都在增長，而前者的升速大於後者，或者前者在增長，而後者不變或是減少，或者是兩者都呈現減少，而前者的減幅小於後者。我們知道，由人類的歷史演進來看，人口是不斷增加的，因而第一種情況的討論才有意義。雖然這裏所用的經濟成長定義，在生活品質的追求愈來愈受重視下，由於其沒將污染成本等計算在內，受到不少的批評，但一來難以找到可以衡量的較佳指標，二來該指標所反映的也確係追求生活素質的重要基礎，因而仍廣被採用，後面章節我們再就此議題提出討論。
無論在經濟學原理或經濟發展的教科書里，我們都很熟悉生產增加的來源，是在於生產因素的質與量之增長，而一九七一年第三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顧志耐（S. Kuznets,1902~1985）教授更特別強調「大量採用以科學為基礎的技術創新」才是基礎所在。這樣子的說法當然是非常正確，但是，若進一層的加以思考，就會發覺似乎少了什麼東西。
原來，只有指出技術、資源、專業化、貿易等系經濟成長的來源，缺少了一樣重要的東西，此即，為什麼要促進技術發展、為什麼要組織資源，又為何要追求專業化以求生產的提升？其「動機」何在？
經濟成長的起源應歸給「財產權的私有」
如前數章所言，在當代經濟學裏，都假設人是「追求自利」的，其實也不必客套的說是「假設」，根本可以直截了當的說是「人的本性」。既然如此，除非辛苦生產的結果，其「利得」是歸自己享有，否則不至於會求生產的增長。因此，如果「財產私有」不存在，我們難以想像個人會自動努力，利用各種最有效率的生產方式，以求取生產的增長，因而也就無法見到經濟成長了。職是之故，經濟成長的起源應歸給「財產權的私有」（私產）。
經過這樣的了解後，我們就可利用史料來印證此種說法是否有道理。一般而言，所謂的「現代經濟成長」，似乎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各國競相追求經濟成長的事實，也由那時起，至少在民主自由的國度里，每人實質產出才出現快速成長的現象。不過，如由較長期間的資料觀察，應可再追溯到十九世紀工業革命，打從這個革命發生以後，技術進步乃不斷出現，每人所得顯見提升的經濟成長才突顯出來。而工業革命最先是發生在英國，因此，根據一般經濟歷史的記載，我們總認為經濟成長的現象，最先是在英國出現。但據考據，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生活水準與人口一齊成長現象的，是在十七世紀的荷蘭，那是在工業革命尚未萌芽的一百年前。
經濟成長史，不是技術演進的歷史，而是法律的歷史
為什麼經濟成長會在荷蘭最先出現呢？這是因為當時在那裏，頭一次出現了一套組織及財產權的制度，把個人的動力，化為相當有效率的資本與人力之分配，因而促進了經濟成長。這也就是說，經濟成長並非由工業革命所引發的，相反地，如果沒有經濟成長，工業革命可能根本不會發生，而在二十世紀之經濟成長，也正是由於財產權的界定與發展，才得以一步步的實現。
這樣子的說法，是一九六０年代興起的新經濟學家中，將財產權運動作為擴展經濟學管道之一的那一支派所信奉的，美國華盛頓大學經濟學教授諾斯（D. C. North，一九九三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就是此派學者中頂重要的一位。在這一派學者的眼中，經濟成長史並不像我們所想像的是一般所認為的技術之演進的歷史，而是法律的歷史，不過，法律卻也可以視為一種技術，亦即組織人類經濟與社會關係的技術。進一步說，經濟成長與資本主義，以及現代的「資產家」社會，是無法加以分割的。
由於財產權制度程度的不同，各個社會也就出現差異
自從一九三０年代凱因斯學派總體經濟學的興起之後，似乎已完全忽視經濟成長的根源是在「降低成本」這個基本事實。這裏所指的成本，除了我們熟知的生產成本外，尚包括了交易、組織，以及資訊等等的成本，也就是機會成本。所以，降低成本的方式系視社會中的成員，能對稀少資源作多大的經濟使用範圍而定；只有市場的存在、新的機會和新的規模經濟出現仍然不夠，而將這些單一因素加總起來，也並非經濟成長。所謂的經濟成長，必須有足夠的經濟個體都有抓住這些因素的動機，其先決條件就是：這些因素要能確保個人有足夠的利益，而這些利益的數目和確定性，則是經濟個體利用這些因素和「財產權」制度來決定的，而追根究柢，「成本」才是決定性的因素。
這批新經濟學家所指的「財產權」，意指對於資源的佔有、使用，以及移轉所訂定的法律、規則、風俗，以及管制。舉例說，租稅和關稅，就是讓政府擁有財產權，以管理人民經濟活動所獲成果的制度，亦即限制私人享用勞動成果的財產權；反之，政府也能授權與個人或廠商的獨佔特權，以增加個人或廠商的私人財產權，此系將自由競爭下，原本屬於消費者的購買力主權，轉移給獨佔者。任何一個有組織的社會，不管是否承認財產權，都有一套財產權制度，由於賦與個人（或團體）財產權制度程度的不同，各個社會也就有差異存在。
財產權制度，若能使個人跟社會報酬率愈接近，就愈能激發工作意願
由上面的扼要分析，我們就能更清楚了解財產權和經濟成長間的關係。一個社會，如果設定的財產權制度，確能保護人民自我努力所獲的果實，則成長將更多也更快，反之，若權利制度不夠明確，有「特權」存在，則將使創新的成本增加，個人生產的獲利率會降低，這個社會的成長將會減少。這個緣由可再用下面的話語說得更清楚些：每當有人引進一種創新時，即可不用更多的稀少資源，甚至於可用較少的資源，來生產出更多的東西，不但為自己，也為整個社會創造了剩餘，因而有所謂的「私人報酬率」和「社會報酬率」。財產權制度就是用來決定每種創新活動，如何作這兩種報酬率的分配。
可想而知，一個社會的財產權制度，若能使個人報酬率跟社會報酬率愈接近，就會鼓勵更多人更起勁的工作。而中世紀以來的西方歷史，從財產結構來看，是一部經由創新使私人和社會報酬率愈來愈接近的歷史。上提十七世紀的荷蘭能夠最先產生經濟成長，就是最早做到這種境界之故。根據諾斯的研究，現代歐洲的早期居民中，發明家、創新者、天才或冒險家，並不比十一世紀的歐洲或早期的中國多，但是，就因為有特殊的財產權制度，使創新活動對當事人更有利，才有經濟成長的出現。
歷史是一面鏡子，如果我們仍要持續、甚或追求更高的經濟成長，不但要堅持私有財產權制度，而且還要勉力地保護並擴大之。其實，由一九八０年代以來，集權社會主義國家競相放棄「共產」，唯恐落後的投向「私產」行列的事實，不是正可提供與經濟成長歷史相互輝映的「鐵證」嗎？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