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身，這幾天，對於巴以戰爭議題，也非常的痛苦。因為對於如此複雜和極具爭議性的歷史性的議題，我不知道該採取怎樣明確的立場。在道德上，我既不能完全站在以色列（考慮到20世紀初猶太人在歐洲大陸被種族滅絕的歷史、納粹垮台以降以色列政府強制佔領和驅逐巴勒斯坦人的歷史以及現實）這一邊，更不可能站在哈馬斯（佔據加沙地帶的恐怖主義政權）這一邊，也很難站在法塔赫（在約旦河西岸的極權主義的巴勒斯坦行政當局）這一邊。這不像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有一個道德上簡單而正確的答案，100%支持烏克蘭，支持烏克蘭收復包括克里米亞在內的國際法承認的領土，支持烏克蘭加入歐盟和北約的願望，就是我們共同的選擇。對於巴以衝突，在不奢望哈馬斯去極端化的情況下，理想的解決方案應該是以色列與法塔赫和解，法塔赫實現民主化，並共同打擊哈馬斯。然而，這個政策願景寥寥數語，要實現起來卻非常困難。我只能想起馬歇爾盧森堡博士作為非暴力溝通的創始人所提供的可能方案。
直到剛剛我看到意大利政治家Emma Bonino的聲明。她說「I am a friend of Israel but denying water and food to Palestinian civilians is a war crime.」我明白了我應該採取什麼樣的立場。
在拋棄所有的爭執之後，我突然意識到從根本上我是一個人類。在所有的意識形態和恩怨之外，最基本和明晰的態度是人道主義。是羅素說的「對人類苦難不可遏制的同情「。我們不應該忘了我們為什麼成為獨立作家、政治工作者、人權捍衛者，我們信仰自由民主人權憲政，但這些都只是策略，使用這些策略的目的是為了提升人類整體福祉，減輕不必要的痛苦。
這幾天來，我第一次為平民的受苦留下眼淚，無論是以色列平民還是巴勒斯坦平民，無論他們的國籍、信仰、身份、認同，他們作為人類的受苦是真實的。我相信我從根本上是一個人道主義者。
對於我來說，人道主義不意味着在任何時候都反對殺人。人道主義不意味着反戰主義或和平主義，不意味着削減軍費開支。人道主義意味着減輕一切不必要的痛苦。自衛是一項基本權利。當自由民主面對俄羅斯和中國極權主義威脅，增加自由民主陣營的軍事實力以實現戰略威懾是必要的。為自衛而殺人是正當的。
為什麼我們支持公民權利？為什麼我們支持墮胎權、LGBT權利、性工作者權利、安樂死權利？為什麼我們認為止痛藥和避孕藥的研發是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因為懷孕女性的痛苦、LGBT人群的痛苦、性工作者的痛苦、絕症患者的痛苦、那些想要享受做愛卻恐懼懷孕的女性的痛苦，以及受生理性痛苦折磨的人的痛苦，都是不必要的。我再說一遍：人道主義對我來說意味着努力減輕一切非必要的痛苦。
然而封城，無論從策略上還是道德上，都無法接受。封城從策略上無助於打擊哈馬斯恐怖主義。難道不封城，憑藉以色列對哈馬斯的壓倒性兵力優勢，就不能徹底打擊哈馬斯恐怖主義了嗎？封城從道德上還是對生活在加沙地區的平民的人道主義災難。這些對無辜平民造成的痛苦是毫無道理的，非必要的。
這讓我想起1948年的長春圍城，中國共產黨在武裝顛覆中華民國國家政權期間，曾經對長春進行了長達五個月的封鎖。台灣作家龍應台在《大江大海1949》寫道，共有10萬—65萬平民在此期間被活活餓死，取中間數字30萬，剛好是南京大屠殺中被日本人殺死的中國人的數目。
請不要誤會我。我仍然堅定支持自由民主國家對以色列行使自衛權利的支持。但正如Emma Bonino所言，封城對無辜平民會造成無可挽回的巨大傷害，這是反人類、反人道、反人性的戰爭罪。恕我直言，如果以色列當局不能論證為什麼封城從打擊哈馬斯的策略上來說是必要的，以色列對加沙地帶的封鎖行為，就是一種國家恐怖主義，與哈馬斯的恐怖主義行為其實已經不遠了。
我是世界公民，相信這也是站在人道立場上應有的態度。
【議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