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春，一列滿載學生的火車抵達北京。車廂極為擁擠，乘客們只好擠在行李架上和座位下面。一到中國首都，他們就湧上這座城市街頭，加入到要求民主的抗議活動之列，一位深得民望的改革派領導人去世引發了那些抗議。乘客之一是二十三歲的李錄。
李錄身材苗條，戴着眼鏡，就讀於南京大學，他沒有車票就上了火車。在北京火車站，他試圖混在出站人群中，這時，一名穿制服的男子攔住了他。李錄擔心最糟糕的情況發生，但檢票員只是揮手，示意他通過，並微笑着沖他打一個V字手勢，以示對抗議者的支持。李錄謝過檢票員後，追隨人群前往天安門廣場。
激進革命者
若非親眼所見，天安門廣場的規模是很難體會的。它佔地面積相當廣大，以至於在常日，天安門似乎坐落在遙遠的地平線上。李錄到達那天，這裏擠滿了要求自由的人群。抗議者希望實施政治改革，一些人為此準備餓死自己。示威活動持續了幾個月，在那期間，學生們自行組織起來，加入各個派系，並舉行領導人選舉。儘管並非來自北京的某個著名機構，李錄還是贏得了一個席位。他代表激進分子。
李錄生於一九六六年四月。不久，因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他的父母被送進勞改營。他的童年在監護人和孤兒院之間顛簸不定。十歲時，唐山爆發了一場災難性地震，他倖免於難。官方記錄顯示，那場地震造成二十四萬人死亡，其中包括收養李錄的那個家庭的所有成員。
儘管這樣的經歷在他那一代人中並不罕見，但李錄明白，廣場上的許多學生都當他是局外人。他懶得用振奮人心的演講爭取懷疑者，相反，他更願意做一名權力掮客。抗議活動組織者之一王軍濤看到，李錄在會議上基本保持沉默，吸收不同的觀點。據王軍濤介紹，李錄還確保自己接近正確的人。他很快與北京大學學生領袖王丹成為朋友，並給自稱「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的學生團體總指揮柴玲留下了深刻印象。更激進的柴玲提名李錄為副總指揮之一。
一些學生領袖與王軍濤談到李錄，他們想知道，何以李錄抵達北京時與這場運動背後的組織沒有任何聯繫，何以他沒有攜帶身份證件。他們懷疑李錄是間諜。王軍濤是過往抗議活動的資深人士，對他們的懷疑不以為然。但李錄看上去確乎與眾不同。他們第一次見面握手時，這位年長的活動人士感到，握着他的粗糙的手屬於一位體力勞動者，而非學者。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中國軍隊開入天安門廣場並向活動人士開火的前一天，李錄在天安門廣場。圖源：© Forrest Anderson/Getty Images
王軍濤傾向於關注他認為李錄在學生決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希望通過與政府談判，以實現中國的政治改革。李錄不只不相信當局會履行協議，而且似乎總是主張用最激進的方式吸引他們的注意力。五月中旬，一次持續六天的絕食抗議爆發，李錄在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那場絕食抗議激發了公眾的同情，但也點燃了政府的怒火。
一九八九年，誓言在整個六月死守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領袖柴玲、王丹、封從德和李錄（左起）。圖源：© Reuters
當抗議學生的士氣開始低落時，李錄宣佈，他和他的女友將在一個象徵性的公開儀式上結婚。在那天的照片中，李錄身着邋遢的背心和四方的飛行員夾克，一面革命旗幟歪着掛在他的脖子上。朋友們用廉價的酒水和無伴奏的婚禮歌曲為這對幸福的夫婦獻上歡呼，這些噱頭的喜悅和希望的弦外之音讓人群再度亢奮起來。
到五月下旬，一百萬人聚集在廣場上。隨着周圍到場警察和軍隊越來越密集，一些學生擔心軍隊正準備進入，以清空廣場。柴玲和李錄那一派想留下來。隨後，6月4日凌晨，軍隊進入，向活動人士開火。坦克碾過尚有抗議學生睡在其中的帳篷，並封鎖了出口通道，同時士兵們逮捕了試圖逃跑的學生。官方稱有兩百名平民死亡，學生領袖則估計死亡人數高達三千四百人。
屠殺發生後，政府以領導暴亂的名義點名通緝了二十一名學生。李錄躲了起來，官方媒體上滿是他一頭蓬亂黑髮加上大號太陽鏡的頭像。他利用從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運送西方走私商品的線路，成功逃脫。王丹和王軍濤就沒那麼幸運了。李錄獲得了自由，但仍在被通緝名單上。幾十年後，到最終回國時，他與中國政府之間的關係變得極其複雜，並且手中掌握着數億美元資金。
成功投資人
一九八九年晚些時候，李錄獲准在美國避難。
對一個從未離開過共產主義中國的人來說，紐約是一個艱難謀生之地。李錄身無分文，也不懂英語，仰賴人權界人士的慷慨解囊，他們讚賞他和其他學生的立場。著名人權活動人士、出版巨頭蘭登書屋行政總裁羅伯特·伯恩斯坦（Robert Bernstein）幫助他安頓下來。另一位活動人士朱蒂·斯泰勒(TrudieStyler)給了他一袋來自她丈夫、搖滾明星斯汀（Sting）的一袋衣服。斯泰勒後來根據李錄的生平製作了一部紀錄片。
李錄婉拒為本文接受採訪。他的公司喜馬拉雅資本（Himalaya Capital）促成一些高管現身，解釋了他多年來的思想演變。
李錄一九九零年出版的回憶錄《移山》（Moving the Mountain: My life in China）描述了他早年在中國的動盪生活。在幾年後的一次採訪中，他總結了那段生活是如何塑造他的人生觀的：「我試着與任何一個接納我的家庭打成一片，並學會適應我自己發現的不論什麼環境。」在紐約，他處在類似境地。進入哥倫比亞大學之前，他用了一個夏天的時間學習英語。在哥倫比亞大學，他最終成為首批同時獲得經濟學本科學位和商學與法學研究生學位的學生之一。在課堂上，他平靜如水的權威和尋根究底的提問令其他人印象深刻。一位前教師表示：「他沒有像其他許多學生那樣因為尊重教授而被妨礙，你能感覺到他在某處活動。」
問題是，在哪裏活動？作為一名活動人士，一九九一年，李錄在國會外進行了為期十五天的絕食抗議，引起了人們對王軍濤困境的關注。但到了一九九零年代中期，隨着越來越多的異見人士被允許離開中國，人們對天安門的關注已經開始減弱。許多年後，李錄對一個學生團體表示，來到美國後，「我一直對將來如何在這裏謀生心存恐懼」。在哥倫比亞大學，他上了一個有關美國資本主義的速成班。聽了沃倫·巴菲特的一次講座後，李錄開始將自己的學生貸款投資於股市，獲得了可觀的回報。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八日，紐約市一家劇院（Loews19th Street East Theatre），朱蒂·斯泰勒、李錄、理查·基爾和辛迪·克勞馥（自左至右，後兩人分別為美國影星和名模——譯註）參加一個活動。圖源：© Dan D』Errico/WWD/Penske Media via Getty Images
到一九九六年畢業時，李錄已成功將自己作為學生的激進作風與謀生需求融為一體。他對人權感興趣，他在紐約的名流中廣為人知，他的畢業為他在《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上贏得了一個短篇報道。華爾街機構排着隊給他提供了一份工作。但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李錄就成立了自己的對沖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