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上過中學歷史課的中國人，應該都知道近代的「百年屈辱史」，那些苦難不必諱言，但如果放眼看看世界就會發現，除了極少數幸運的國家之外，幾乎每個大國的現代化歷程都相當曲折。
近代中國真正的特殊之處在於：這個「一窮二白」的弱國，居然還扛過了一次次內亂和挨打的災難性經歷，基本保持了領土完整，而那些曾經的列強在一百多年後卻大抵都已失去了原有的帝國。
這就需要回答一堆問題：中國為何能做到這一點？在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的過程中，這種頑強生命力的根源在哪裏？歸根到底，今天的中國究竟從何而來？
在《現代中國的形成》一書的開篇，李懷印就拋出了這些問題，也就是說，他的歷史書寫基於強烈的現實關懷，旨在通過立足於當下，來回頭重新審視中國的現代化歷程，由此認識當代中國的不同面向，其實都有着深遠的歷史背景。
這樣，現代中國就不是一個被拯救的客體，更不是憑着「國運」跌跌撞撞走到今天的，而被展現為一個複雜博弈的動態過程，它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就此被證實了歷史正當性和合理性，因為當我們重新理解那段歷史之後就會發現，它之所以是今天這個樣子，絕非偶然。
為什麼「現代中國的形成」要從1600年寫起？因為本書所着眼的並非過去那種以革命或現代化為基調的歷史敘事，而是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實體，是怎樣朝向一個現代主權國家轉型的，這就勢必要先回顧並認識前現代的中國在遭遇這一轉型時原有的初始條件是怎樣的。
在這種視角下，古代、近代與現代這一以往慣用的歷史分期已經意義不大了，因為中國的現代國家轉型是一個前後連貫的動態過程，無法割裂開來看待。
《現代中國的形成（1600-1949）》李懷印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2月第一版
當然，這一想法並非首創，至少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也是從1600年寫起的，不過，李懷印在意的並非這一時期中國人自覺、自主的奮鬥歷程，而是「國家」這一政治實體如何艱難蛻變，尤其是聚焦於地緣戰略、財政構造和政治認同這三個關鍵因素，由此解釋中國是如何完成國家建構這一艱巨的歷史使命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像是對費正清那個經典命題「挑戰-回應」的修正：現代化對任何傳統國家都是一次挑戰，而能否成功、需要付出什麼樣的努力才能成功，則取決於人們在什麼情況下、做出什麼樣的回應。換言之，人們可以創造歷史，但只能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創造歷史。
就此而言，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前原有的政治遺產可能比我們想像的更重要，畢竟正是這些使人們在倉促之間應對挑戰時站在了一個不同的起點上。雖然清代在國人的印象中似乎總是一副衰弱沒落的樣子，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正是清代為中國的現代轉型奠定了基礎。
清朝堪稱是一個「偽裝成帝國的主權國家」——儘管它也曾通過戰爭對外擴張，但相比起同時代的帝國，清朝既不依賴征服收益，更不把擴張作為國家存續的根本動力，而是運用強大的行政力量，通過相當低的治理成本維繫相對固定邊界的超大規模領土和人口，表現出軍事或殖民帝國所不具有的穩定性和持久性。
更重要的是，中國雖然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但到了晚清，財政構造已經非集中化了，這極大地便利各地督撫自行籌措資金來推動本地的各項近代化事業；與此同時，這種自發的地方性實踐雖然在後來造成軍閥勢力的崛起，但政治精英的國家意識已經從原先對朝廷的效忠逐漸過渡到對「中國」這一主權國家的效忠，任何人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承擔分裂國家的罪名。
在這種情況下，短期內的混亂無序無法永久化，因為它缺乏世所公認的合法性，超越派系藩籬的民族國家利益才是凝聚共識、形塑集體行動的最大公約數。這樣，地方派系在勢力範圍內打造區域強權的努力，最終實際上是為全國的政治統一鋪平了道路。
現實證明，這對於現代中國的存續，是極為關鍵的，一如本書所強調的，雖然中國近代遭遇空前的危機，但「中國疆域之幅員遼闊，內地人口之高度同質，政府體制之高度整合，使得任何列強皆無法在華施展其在亞非各殖民地屢試不爽的分而治之策略」。
也就是說，撇開近代的屈辱和挫敗，我們應當看到，這個龐大國家自有一種深沉厚重的力量，使它得以堅韌地熬過了一次次衝擊，在艱難轉身融入國際體系的同時，確保版圖大體完好和政府體系的獨立運作，實現成功的國家轉型。
承認這一點，就得承認清朝在國家建構上已經具備了某種現代性，這當然也是有道理的，看看阿富汗這些年的戰亂就可知，如果一個國家缺乏這樣政治整合的傳統（固定的疆域、成熟的官僚體系、財政資源、對國家的認同等等），那麼其國家轉型之路將是何等艱難，畢竟那是一個環環遞進的漫長過程，沒有哪個國家能一步登天。
更進一步說，這也意味着改變現代化或革命敘事所強調的斷裂性，轉而強調歷史的連續性——這一點，本書也並不諱言，認定中國的國家轉型「並不是帝國與民族國家之間的斷裂」，而是不同層次由底部到表層不斷疊加的結果，「每增添一層，中國的國家形態即會有新的變化，被賦予新的含義」。
這讓人想起溝口雄三曾不止一次說過的那個比喻：中國的現代化歷程就像蟒蛇的蛻皮，它改變了蟒蛇的面貌，卻不能說蟒蛇不再是蟒蛇了。也就是說，這種視角所強調的是某種「傳統的自我變革」，認為現代化是在傳統基底之上的演進，而不是揚棄傳統之後的重起爐灶，因為國家的演進路徑受到歷史經驗的強大制約。
至少在國家轉型上，這確實是說得通的，但這就勢必要更突出那些不同歷史時期一脈相承的因素，而淡化那些創新性的變革。
一方面，這為清朝以來的劇烈變遷提供了一個前後連貫的完整敘事，另一面，又難免看上去像是某種「通三統」，似乎從晚明到晚清、再到民國和新中國，無非都是國家政權如何提升效率、建造一個更為統一集中的財政軍事機器，並在內部塑造更高程度的政治認同的過程，而隨着這一進程最終趨於優化，一個現代中國就此鍛造完成。
不難看出，這一視角的近代中國史，注重的是國家作為一個組織，如何從原先那種靜態的「低成本均衡」狀態，轉向更高效地汲取資源，由此動員出自己的全部潛力，以便有效地應對全面危機帶來的內外部挑戰——這就像一家企業，為了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下來，不得不從原先臃腫、低效的「大而不強」，轉向「大而強」。
在這一過程中，為了統一調動資源，一個集中化的財政體制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然而在此值得辯駁的一點是：近代以來勝出的那些新政權，靠的是更強大的財政機器嗎？倒不如說，是通過對基層組織的掌控，更有效地實行對人力的總動員。
在此，組織才被視為歷史的主角，而那些風雲人物不過是歷史舞台上的過客，這就潛在地貶低了「英雄造時勢」，因為組織的演進方向看來不是哪個人所能扭轉的。
這樣一來，「歷史為何如此發展」的合理性固然得到了連貫的解釋，但卻也因此帶上了決定論的味道，因為歷史的走向似乎只能如此。在本書中，很少看到探討歷史發展的其它可能性，「中國」也被視為一個統一的整體，內部的差異和個體的努力都並不具有決定性。
不僅如此，它也強調了近代中國的國家建構取決於其自身的內在原因（某種神秘的「原動力」），這固然凸顯了中國人在這一轉型過程中的主體性，但也不可避免地相對淡化了外部因素，因為中國不像絕大多數非西方的民族國家那樣，其形成過程受外來影響的決定性支配——然而我們都知道，近代中國的很多應對都帶有被動性和緊迫性，如果不是因為外部挑戰，很難想像轉變會如此發生。
雖然李懷印認為「中國之走向現代國家的軌跡和動力，也必須置於世界史的視角下加以認識」，但實際上在參照其它國家歷史經驗時，注重的並非外部力量的衝擊本身，而是為了更好地明確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道路有何特殊之處，並且這種特殊性「使那些移植自國外的任何理念和模式，最終不得不讓位於植根於中國自身傳統和資源的內在動力和邏輯」。
由此也可以看出這一歷史敘事背後的雄心：這不只是為了「重寫中國近代史」，還旨在反思歐洲中心主義，因為「要理解現代中國的生命力和競爭力，必須摒除源自歐美國家歷史經驗的種種理論預設和概念架構，回到中國歷史之中，把中國現代國家放到中國從17世紀到20世紀漫長的國家轉型過程中加以理解」。
也就是說，中國不僅僅是一個例外，而且其現代國家轉型是現有的理論無法充分解釋的，即便不足以推翻原有的框架，至少也足以修正它。
這麼說當然也不無道理，但卻有意無意中把「中國」和「西方」都當成了單一實體，然而，就像《民族主義：走向現代的五條道路》這樣的論著早已證明的，就算在「西方」內部，不同國家的現代化道路也各不相同。
論證現代中國形成的合理性，可能恰恰落入了李懷印自己在《重構近代中國》中所說到的那個陷阱：儘管史學家們努力還原歷史，但最終卻總是不可避免地寫出既符合現實議程，又為政治合法性服務的歷史。
中國之所以是現在這個樣子，肯定不是偶然的，但我們也有必要記住：中國可能並沒有那麼特殊（或者說，別的國家也一樣特殊），而歷史也曾有過其它可能。
